铃木善幸(ZenkoSuzuki)1911年1月11日生于本州北部岩手县的一个叫山田的小渔村。1935年在农林省水产讲习所(现东京水产大学)毕业后,在渔业团体工作,从事组织地方和全国性的渔业协同组合(类似合作社)的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选为全国渔业合作社联合会工会委员长。
1947年加入社会党,同年4月第一次当选众议员,。1949年脱离社会党,加入民主自由党。1950年3月民主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为自由党,任自由党的总务和政务调查会副会长。1955年11月,自由党和日本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后,在自民党内历任总务会副会长、副干事长、医疗基本问题调查会长。1960年首次入阁,出任邮政大臣,此后相继担任过内阁官房长官、厚生大臣、农林水产大臣以及自民党总务会长。
自1968年起,担任十届党的总务会长,长达6年零8个月之久。在内阁里,历任吉田内阁自治厅政务次官、池田内阁邮政大臣和内阁官房长官、佐藤内阁厚生大臣、福田内阁农林大臣。1980年6月,日本国会举行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病逝,铃木作为大平派的负责人成为了首相。1980年7月,当选为自民党第十任总裁,并出任第七十届内阁总理大臣。1972年,铃木善幸担任自民党总务会长期间,协调自民党内的意见,为恢复日中邦交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铃木善幸曾于1979年和1982年两次访问中国。他能写一手好汉字,爱好高尔夫球、围棋、剑术。他在1939年结婚,有一子三女。
铃木善幸在内政方面强调要进行不增税的财政重建。但是由于当时全球经济不景气,重建财政政策受挫。在外交方面,他认为“日美同盟关系不包含军事意义”,使日美关系出现波折,导致当时的外相伊东正义辞职。1982年10月铃木善幸宣布下台,由中曾根康弘接任首相。1990年,从政界引退。铃木善幸曾于1979年和1982年两次访问中国。
2004年7月19日卒于东京。
前任(第68、69代)首相:大平正芳
继任(第71、第72、第73代)首相:中曾根康弘
明治44年(1911年)岩手县山田的小渔村父亲铃木善五郎、母亲ひさの长男として生まれる
昭和10年(1935年)农林省水产讲习所(现东京海洋大学)毕业、大日本水产会、全国渔业组合连合会、全国渔业合作社联合会工会委员长
昭和22年(1947年)日本社会党当选议员
昭和23年(1948年)社会党离党、参加社会革新党、加入民主自由党 铃木善幸
昭和35年(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邮政大臣
昭和39年(1964年)就任官房长官
昭和40年(1965年)就任厚生大臣
昭和47年(1972年)自民党总务会长就任
昭和51年(1976年)就任农林大臣
昭和55年(1980年)自民党总裁,就任内阁总理大臣
昭和57年(1982年)辞任内阁总理大臣
平成2年(1990年)政界引退
平成12年(2000年)宏池会分裂(加藤の乱)、宫泽喜一とともに反加藤派を支持
平成16年(2004年)7月19日午後9时15分死去、享年93岁
奖章
平成16年7月19日:大爵位菊花大绶章
麻生太郎当选日本自民党第23任总裁。
麻生1940年出生于政治世家,外祖父是日本著名政治家、自民党创始人之一吉田茂,岳父是前首相、自民党第二代领导人之一铃木善幸,他本人则在自民党、国会和政府部门担任过多种职务,特别是曾任总务大臣和外务大臣,有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的经验。
麻生主张以强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对经济衰退,声称要在3年内治理好日本经济。为此,他不惜放弃此前日本政府提出的在2011年度实现基础财政收支盈余的目标。关于财政重建,他主张中长期应依靠增收消费税,但最近几年不应提高税率。
麻生太郎此次已是第四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此前,他曾两次出任外务大臣一职,是著名的鹰派人物。在安倍政权时期,他就是“价值观外交”和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政策的积极鼓吹者。
1982年9月26日电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应我国政府邀请前来进行正式访问,下午乘专机到达北京。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铃木首相。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了欢迎仪式。广场上空飘扬着中日两国国旗。当铃木首相来到时,赵紫阳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热烈欢迎。军乐团奏日本国国歌和中国国歌。铃木首相由赵紫阳总理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首都少年儿童聚集在广场一侧,挥动着花束向日本贵宾欢呼致意。两名少先队员向铃木首相和夫人献了鲜花。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等出席了欢迎仪式,出席欢迎仪式的还有日本驻中国大使鹿取泰卫和使馆外交官员。铃木善幸访华铃木首相一行抵达北京时,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到机场迎接。随同铃木首相来访的有日本国外务大臣樱内义雄,内阁官房副长官池田行彦,众议院议员野中英二、冢原俊平、浜野刚,参议院议员伊江朝雄和外务省外务审议官柳谷谦介等政府官员以及随行记者近100人。
9月26日晚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和夫人以及其他日本贵宾。赵紫阳和铃木善幸先后在宴会上发表讲话,庆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祝愿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发展。赵紫阳总理在讲话中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人民,为发展中日关系,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努力。十年前,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的一页。他指出,十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签订了一系列协定,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有了广泛的发展。
赵紫阳重申了今年5月他访问日本时提出的“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地发展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他说,今后,我们将继续本着这三项原则,为发展同日本的关系作出不懈的努力。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指出,当前,中国国内的形势很好。在建设中,我们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9月28日胡耀邦邓小平分别会见铃木善幸,胡耀邦说,中国和日本是东方,也是世界上的两个伟大民族。我在这里要重复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一个观点,用中国的古语说就是“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合则两利是指有利于世界和平,造福于后代子孙。
铃木善幸说,日中两国在已经培育起来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对两国人民和亚洲的和平繁荣都是有利的。
会见后,胡耀邦总书记设宴招待铃木首相和夫人等日本贵宾。
9月28日邓小平同志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会见时,邓小平说,明天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是两国人民值得纪念的日子。铃木首相在这个时候访问我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感谢田中、大平前首相和铃木首相、樱内外务大臣为两国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感谢一贯从事中日友好、为两国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的日本各界人士。
邓小平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可说,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重申发展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国策。铃木说,这次他同赵紫阳总理就日中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坦率交换意见,进行了内容充实的会谈,他感到满意。他说,日中关系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广泛领域里需要加强交流和合作。他希望今后通过双方不断对话,以增进相互理解。他指出,加强日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大意义。
铃木首相祝贺中共十二大取得成功。邓小平对此表示感谢。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政策,在十二大得到了确认。最近几年,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第一线工作。可以说,我们的政策连续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60岁以下的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后还要加大这个比例,四五十岁的人要多一些。邓小平和铃木还就一些国际问题进行了交谈。
随同铃木首相来访的樱内义雄、池田行彦、柳谷谦介等,日本驻中国大使鹿取泰卫,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中国驻日本大使宋之光等。
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儿,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可说,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重申,发展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的长期国策。 铃木首相非常同意邓小平的看法,表示:“日中关系已经进入了成熟的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广泛领域里需要加强交流和合作。加强日中友好合作关系,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着重大意义。” 铃木善幸还特意加上一句:“希望今后通过双方不断对话以增进相互理解。”这句话虽然说得含蓄,但在座的人都明白,它表达了铃木政府对由“教科书事件”所引起的日中纠纷的反思和道歉。 所谓“教科书事件”,指的是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中篡改侵略历史一事。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课本时,篡改侵华历史,把“侵略华北”改成“进入华北”,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入”,甚至把“南京大屠杀”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等。 对此,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后经多次交涉,日本政府于1982年9月上旬表示承担纠正审定教科书的错误。铃木首相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作了努力,此次访华也多次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要充分听取中国对教科书问题的批评,日本政府将负责尽快进行纠正。教科书问题虽然已告一段落,但它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确实值得日本政府反思。 铃木首相还向邓小平祝贺中共十二大取得成功。邓小平对此表示感谢,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政策,在十二大得到了确认。” 他又向日本客人介绍了中国的情况:“最近几年,我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第一线工作。可以说,我们政策的连续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六十岁以下的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后还要加大这个比例,四五十岁的人要多一些。” 铃木对此次访华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坦率亲切、内容充实的谈话,感到十分满意。他在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的演讲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日中两国虽然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民族国家,但是两国国民寻求‘丰富多彩的交流与不可动摇的友好’的愿望,应该是万古常青的。据说古代的汤王曾在石盘上刻下了这样一句座右铭:‘苟日新,riri新,又日新’,日中两国国民的友好关系,也应与这一铭文一样,通过坚定不移的努力以求日新月异。今天为纪念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大家在一起树心立志吧。” 这一年10月,铃木善幸首相任期届满,由于难以摆脱增发赤字国债的困境和日美经济摩擦日趋激化,宣布放弃竞选自民党总裁,于11月辞职。当1984年10月23日他再次来华时,身份已是日本前首相,自民党最高顾问。 邓小平此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铃木善幸和夫人、已故首相大平正芳的夫人等日本朋友。 10月23日这天,正值北京秋高气爽的季节,人们的心情也像这美好的天气一样舒畅。宾主见面后,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握手问候。然后,大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开始了愉快的谈话。 话题转入了中国和英国政府即将正式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铃木善幸赞扬中国政府根据“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是中国统一事业的重大成果。他真诚地祝愿中国的统一大业取得新的进展。 “一国两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gongchandang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大陆与香港、澳门及台湾的统一而提出的一种构想。按照这一构想,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正在变为现实。这一构想不仅顺利解决了中国与英国、葡萄牙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为解决当代国际冲突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经验,因此,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赞扬。当“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获得极大成功时,人们自然更加关注它是否同样适用于解决台湾问题。 当铃木提出这一问题后,邓小平平静而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也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问题,而且条件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个方案就是谁也不吃掉谁,双方都不吃亏,对台湾当局来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人只要客观地对待历史都会承认这一点,也相信总有一天中国大陆和台湾会实现统一。但战后以来,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日本等政府曾长期支持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对抗,使得中国的统一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祖国统一看来仍困难重重,于是有人猜测,在香港、澳门问题已逐步解决的前提下,中国政府会不会因急于统一而使用武力?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坚持用和平方式。我在国庆典礼上着重讲了这一点。我们有耐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的方式解决,道理很简单,要承诺,和平统一就不可能。”铃木善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当话题转向中日关系的发展时,气氛立刻热烈起来,大家对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深感满意。邓小平赞扬铃木善幸为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做了许多工作,铃木善幸也转达了中曾根首相、田中角荣前首相对邓小平的问候。 此刻中日朋友心中所想的,正如铃木后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日中友好关系这一棵新树已在茁壮成长,但还是一棵小树,需要在炎热的夏天和霜雪的冬天好好保护这棵小树。让它长出茂盛青翠的树叶,使我们的子孙在这棵巨树的树荫底下,憩息畅游,同享乐趣。让我们为这一目标继续努力吧。”
2004年7月19日晚9点15分许,日本前首相铃木善幸东京都新宿区国立国际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3岁。
铃木善幸于1947年第一次当选众议员,此后连续16次当选。他于1960年首次入阁,出任邮政大臣,此后相继担任过内阁官房长官、厚生大臣、农林水产大臣以及自民党总务会长等要职。1980年6月,日本国会举行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突然病逝,铃木作为大平派的负责人登上了首相宝座。
铃木出任日本首相之后,在内政方面大力进行财政改革,强调要进行不增税的财政重建。但是由于当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铃木的重建财政政策受挫。在外交方面,他认为“日美同盟关系不包含军事意义”,使日美关系出现波折,导致当时的外相伊东正义辞职。在内外交困之中,铃木于1982年10月宣布下台,由中曾根康弘接任首相。1990年,铃木从政界引退。
铃木善幸曾于1979年和1982年两次访问中国。
日本共同社评价称,铃木善幸生前力推行政改革路线,在任期间曾高举“和解的政治”大旗,尽最大努力使内部严重分裂的自民党再度团结起来。如日本众多首相一样,铃木善幸在任时参拜过靖国神社。在他上任的第二个月,即1980年8月15日,就曾前往参拜。
1982年9月26日,铃木善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关于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将按照《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负责尽快加以解决。
日本刚刚经历的这次历史性大选,不仅是战后首次真正彻底地实现了政党轮替,而且对日本整个政治生态也带来空前的冲击,其中世袭政治即受到选民的有力敲打,但作为日本政治积重难返的顽疾,这一现象仍未在这次大选中受到根本动摇。
这次大选中,日本政坛新人出线的机会有了明显增加,“老人政治”由此受到一定打击。这次大选中共有158位新人,占总议席的近1/3,是1996年选区划分改革以来历次选举中最多的一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自民党一大批德高望重、此前曾经多次当选的派阀首领、阁僚,甚至曾任首相的元老纷纷落马。
与之相联系的是,随着自民党在大选中的空前惨败,以及世袭议员候选人的纷纷落马,让日本民众曾经司空见惯但终究腻烦反感的世袭政治现象有所收敛。
这次大选候选人中,共有133名属于各种形式的世袭子弟,占候选人总数的9.7%,而2005年大选则有158名世袭子弟参选,比例高达14%。而且这次大选仅有75人世袭候选人当选,占众议院议席总数的比例为15.6%,比起选前的24.6%有了大幅回落。诸多知名世袭子弟的落选,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自民党派阀首领、曾任厚生劳动大臣的津岛雄二虽然成功地让儿子成为候选人,但最终落选。自民党老政客、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三儿子石原宏高,2005年因与乃兄石原伸晃一同当选而被誉为“一门双杰”,这次也败下阵来。前首相铃木善幸的儿子、首相麻生太郎的表弟、曾连续6次当选众议院的原环境大臣铃木俊一的败选,更让许多观察者大跌眼镜。
尽管自民党世袭候选人遭受重挫,但并不意味着世袭之风得到了根本性扭转,相反,这一风气在选举结果中依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印证。
《日经商务》报道说,该刊对本次大选候选人世袭状况做了一个调查,自民党世袭比例为39%,民主党也有15%。选后统计的数字显示,自民党获得的119个席次中,新人只有区区5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不少老牌世袭议员依然获选,如已成看守内阁首相的麻生太郎、前首相福田康夫、安倍晋三以及石原慎太郎的长子石原伸晃等。更引人瞩目的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年仅28岁的次子小泉进次郎,以新人身份在小泉家族的政治老巢神奈川第11选区顺利当选。
不仅父死子继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其他形式的世袭在此次选后依然俯拾即是,尤以落败的自民党为甚。包括兄弟世袭,如前首相竹下登的同父异母弟弟竹下亘;祖孙世袭,如前建设大臣野田卯一的孙女野田圣子;舅甥世袭,如原众议院夏堀源三郎的外甥大岛理森;祖孙世袭,如前通产大臣高桥龙太郎的外孙伊吹文明;翁婿世袭,如前农相加藤六月的女婿加藤胜信等。
至于即将出任日本首相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更是日本政坛地道的世家子弟:其祖父鸠山一郎以前是自民党战后首任首相(因而有人戏言说此次大选是“孙子扒了爷爷的‘坟’”),其父鸠山威一郎曾任福田纠夫内阁外相(《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就是其任内缔结),其胞兄鸠山邦夫则是麻生内阁的总务会长(不久前辞职,这次大选再次当选议员)。可见,其显赫身世丝毫不亚于自民党籍首相麻生太郎、福田康夫、安倍晋三等。
日本政坛世袭之风稍有收敛但依然秉性不改,既源于世袭顽疾由来已久,政治世家时代苦心孤诣的经营,绝非一次大选所能彻底攻破;也由于日本选民因受世袭政风的浸淫太久,几乎对其习以为常。当然,日本政治文化总体上趋向保守(包括守成守旧),也是这一沉疴短期内难以医治的重要原因。
日本《东京新闻》12月31日报道称,英国档案馆当地时间12月30日解密了1982年9月日本与英国首脑会谈的谈话记录。解密档案显示,时任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当时在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透露,中日之间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达成谅解和共识,同意“维持现状”。
报道称,虽然其中所指的“共识”不会被视为外交上的正式协议,但铃木的上述发言印证了中日两国专家们所指出的有关谅解和共识的确存在。但日本政府目前否认中日就钓鱼岛问题存在谅解和共识,主张中日双方并没有就搁置或维持现状达成过共识。
铃木善幸(9) 报道透露,此次日英首脑会谈于1982年9月20日上午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有分析认为,该谈话记录根据撒切尔夫人秘书等人的笔记制成。
2013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军方代表提出,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始终坚持将问题留给后人解决的态度。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则大放厥词称,钓鱼岛问题“原本就不存在领土争议”,“根本不存在搁置争议的问题”。菅义伟宣称,“中国关于钓鱼岛的任何主张都无法接受。钓鱼岛本来不存在需要解决的主权问题”。此外,他再次强调:“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这点不管从历史还是《国际法》上都毋庸置疑,并且目前由日本有效控制。”[1]
1972年,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从大局考虑,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重要共识,顺利恢复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此为基础,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保持了相对较长时间的蓬勃发展,两国成为互为彼此的重要贸易对象国。然而,自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内阁背信弃义,公然制造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后,中日两国长期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平衡由此被打破。
对于日方否定老一辈领导人“搁置争议”共识,篡改历史的荒谬言行,曾有媒体刊文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日前首相田中角荣和中方领导人就“搁置争议”达成共识,相约“以后再说”。但日本现在公布的档案是“1988年9月的打印稿”,其中既无“以后再说”,甚至说中方领导人也称钓鱼岛,至为离奇。日方根据这种明显荒唐的资料论证“不存在领土问题”。事实上,如果不承认“钓鱼岛问题”,中日邦交不可能存在。
有分析认为,“钓鱼岛危机”的一再发作,已说明“搁置争议”的“友好大局”已不复存在。对此,有专家就曾提出,日方首先打破了钓鱼岛问题的平衡,公然破坏中日两国建交公报关于双方“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因此中日关系要进一步发展的话,“违规者必须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