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格罗斯曼

1954年1月25日，大卫·格罗斯曼生于耶路撒冷。他的父亲出生于波兰小镇，并于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母亲是本土以色列人。

8岁时，大卫·格罗斯曼已开始阅读著名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莫吐尔历险记》，9岁时担任了以色列广播电台少年记者，此后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和戏剧，成年后任以色列国家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记者、主持人。

20世纪80年代，大卫·格罗斯曼开始文学创作。

1983年，大卫·格罗斯曼出版首部长篇小说《羔羊的微笑》，这是以色列文学史上第一部涉及约旦河西岸问题并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1986年，出版的《证之于：爱》，打破传统文学界限，以交叉、隐喻的独创性文本，描绘了大屠杀幸存者下一代人的“非正常”生活，开创了以色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先河。

1987年，应以色列一家新闻周刊之邀，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之后完成了随笔集《黄风》，如实描绘巴勒斯坦难民的生存状况。

1988年，大卫·格罗斯曼因不堪报道自由受限辞去以色列电台做编辑和新闻评论员工作。

2003年，出版文集《死亡作为生活的一种方式》，收录了他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发表的政论文章，主张巴以两个民族回归到和睦的“历史进程”中，有国界而无战争。

2006年8月，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格罗斯曼的次子乌里随以色列部队奉命进入黎巴嫩，格罗斯曼则与另两位追求和平的左翼作家奥兹和约书亚共同呼吁停火。两天后，就在停火前的几个小时，乌里死于真主党的炮火中。^[1]

2008年，大卫·格罗斯曼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长篇著作《到大地尽头》。同年获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2010年，格罗斯曼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2]

2011年，格罗斯曼发表了又一部表达丧子之痛的作品《摆脱时间》，这是一部诗体小说。^[1]

2017年6月14日，大卫·格罗斯曼凭借《当一匹马走进一家酒吧》获得2017年度布克国际文学奖。

以上参考^[1][3][4]

格罗斯曼的许多作品，显示出与阿摩司·奥兹、亚伯拉罕·巴·约书亚等作家一样的社会参与意识。他关心以色列社会和政治，将笔触探及到当代以色列社会中诸如占领地问题、巴以关系等某些敏感话题。《羔羊的微笑》是格罗斯曼的首部长篇小说，1983年问世，这是以色列文学史上率先涉猎约旦河西岸问题并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作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中心内容是由内心独白构成的三个故事，每个故事中都有悬念。一是心理医生绍什、绍什的丈夫尤里和尤里最好的朋友卡特兹曼之间的三角恋；二是尤里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尔米之间互为依傍的关系；三是绍什和一位年轻病人的暧昧关系。小说的中心冲突并非巴以冲突，而是人物性格冲突，只是人物个人命运与政治现实密切相关。

1987年，格罗斯曼到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难民营采风，完成随笔集《黄风》，如实描绘出难民营贫困破败的生存状况。他的另一部随笔集《在火线上沉睡》将视角投向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区，提出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在犹太国家内遭到忽略的问题。在巴以问题上，大卫·格罗斯曼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以色列人需要给巴勒斯坦人和平与平等的权力，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认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巴以两个民族求同存异，有国界而无战争。格罗斯曼参加了许多抗议活动和国际和平倡议。然而，他在文学作品中几乎从不涉及这些灾难地带。他写丈夫过于猜忌妻子，写耶路撒冷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孩子，写沉浸在爱情白日梦中的男男女女，写圣经人物参孙的孤独，写母女之间微妙而混乱的关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但几年前次子乌锐要服兵役时，他再也不能维持原状，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接描写身边现实，描述外部局势的残酷如何干扰一个家庭并最终将其毁灭。^[4]

痛，是近年来大卫·格罗斯曼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儿子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死去后萌生的灾难意识影响着他人生中的分分秒秒。记忆的力量确实巨大而沉重。然而，写作为他创造了某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死亡不再与生命截然对立，在写作时，他感到自己也不再处于“受难者”与“侵略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中。在写作时，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在他的各个部位之间具有自然的通道，有些部位在不放弃其身份的情况下更为亲近苦难，亲近以色列敌对方所持有的正义主张。^[1]

大卫·格罗斯曼的小说《证之于：爱》充满现实主义的色彩，同时又具有天马行空的幻想，被认为是类似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那样的小说。整部小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撰写，比如前半部分出现长达数页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充满意识流特色的文章段落，最后一部分则以类似字典中词条解释的方式来讲述主人公的故事等，就连许多专业作家都不得不承认，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阅读，这更使得它被隔离在大众读物之外。

在小说《迷狂》中，大卫·格罗斯曼剔除一切政治因素，试图让语言和人性主宰一切——把手中的望远镜换为放大镜，凑到事件和人物的近前细细观察。在《迷狂》中，故事的情节多是通过人物的述说和内心活动带出，格罗斯曼很清楚，他的目的绝不是清晰流畅地叙述一个不幸的爱情故事，清晰的故事情节反倒有可能破坏他对于人物迷狂内心的把握，反而有可能使他无法获得他所渴望的事物内在的真实以及词语内在的真实。为了对应人物情感上的迷乱状态，在叙述方式上，小说人物的交谈和回忆交织，回忆的情景往往在一行字之内就已经嫁接车内，在语言之流中自由出入，人称转换也非常灵活，甚至在一个句子里人称已经几易其主。事实因而被翻转，语言和想象力开始显现它们的威力。这样的手法增添了阅读的障碍，但却更形象地刻画出小说人物内心的恍惚、不安和纠结。另一方面，小说人物的迷狂之心也激活了语言本身，小说词语因而摆脱了工具语言迟钝的根茎，在漂浮中在和小说人物恍惚的邂逅中赢得了自己的生命。^[2]

以上参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