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果

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严重讨论了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问题，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1]

安东尼·吉登斯，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1938年出生于北伦敦的埃德蒙顿，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莱切斯特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剑桥大学，1997年起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一直处于当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沿，他的著作综括了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政治变革，尤以构成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的学说为全球学界所瞩目。他还是布莱尔政府的重要智囊之一。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社会学》（1982），《社会的构成》（1984），《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超越左与右》（1994），《第三条道路》（1998）。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

——赫伯特·林登伯格

----------------

第一部分

导言

现代性的断裂

安全与危队，信任与风险

社会学与现代性

现代性，时间与空间

……

现代性的断裂

我们自然非常熟悉对人类历史必然经历“断裂”（discontinuities）以及不存在一帆风顺的发展路径的论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著作都曾经强调过这一点。然而，我使用“断裂”这个术语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我的观点也没有受制于将人类历史描述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毫无疑问，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断裂，例如，在部落社会向农业国家过渡的转折点上，就有这种情况。我关心的不是这类情形。我特别要强调的是与现代时期有关的那一种（或那一类）特殊断裂。

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人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很明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还存在着延续，两者都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尽人皆知，若以过于世俗的方式简单对比二者，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导。但是，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

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受到完全重视呢？原因之一是长久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即使是那些强调断裂变革之重要性的理论（如马克思的理论），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进化论的确表述了这种“宏大叙事”，尽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