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佑之

1930年初夏的山城重庆，白色恐怖渗透到每个角落，似乌云一般布满天空，让人透不过气来。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每时每刻都在尽一切办法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当时，敌人采用了一个毒辣的手段，收买了一些党内叛变分子，组织“反共侦缉队”，极大地威胁着党的组织，党内的一批重要领导人穆青、刘愿庵、李鸣珂、邹进贤、牛大鸣等先后遭到杀害，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省委机关迅速迁往成都，郑佑之被留下继续坚持斗争。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保护党组织，郑佑之决定派由他亲自培养入党的学生余宏文直接插入第二十一军内部，余宏文利用妻弟在刘湘军部手枪连当连长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利用一个曾经诱他叛变的叛徒的关系，顺利地转入了“特委会”，后来又经刘湘批准在“特委会”里当秘书，负责文书信件的收发传递。这正如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此后党组织对敌人内部的各种行动消息、军事秘密、反共计划和被捕同志监禁地点、在审讯中的表现等了如指掌。尤其是敌人要准备捣毁地下党组织，抓捕革命同志时，消息传得就更可靠和及时，有力地保护了党组织的安全。

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郑佑之感到仍没有摆脱被动局面，斗争应取进攻态势。他和余宏文研究决定做争取瓦解叛徒的工作。经过调查摸底，对那些表示愿意悔改的叛徒组织起来进行再教育。于是就在“特委会”内成立“良心会”，由郑佑之领导。一方面让他们不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另一方面让他们去做被捕的同志出险境的工作。后来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文强被捕，郑佑之就通过“良心会”里的周云芳、薛彦夫等人将文强秘密救出监狱，同时还杀掉了那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和死不改悔的叛徒，暗中保护了一些党的地下组织以及一大批被捕和将要被捕的同志脱离险地。

近两年的城市地下斗争实践，使郑佑之深刻认识到要夺取革命的成功，光靠城市里的斗争是不行的。他认为城市回旋余地太受限制，常常是经过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在某一瞬间就被敌人破坏了。当时正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极盛时期，强调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城市搞工人运动，用集会、飞行讲演、散发传单等方式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他对这种斗争路线和方法持反对意见，并大胆提出党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农村，去农村建立武装根据地。他的意见不仅没得到支持，反被扣上“保守主义”、“右倾思想”、“农民意识”、“逃跑主义”等罪名。

面对这种情况，郑佑之毫不气馁，他深信总有一天同志会赞同他的认识。他一方面继续坚持做城市工作，一方面开始做起回到农村去的必要的准备工作。他将弟弟从家里汇来的一笔款子，通过关系，从第二十一军军械库里秘密地买到了10支最好的德国快慢机手枪，派人送到了川南某乡村。

刘湘得知他的枪支被共产党弄走的消息后，立即在全城戒严，搜捕共产党人。这时，郑佑之的身份已经暴露，敌人不惜重金四处悬赏缉拿他，组织决定将他调离重庆。全部工作交接完之后，组织上派他去联络站取最后一封信件。他仍和往常一样，十分警惕地在联络站外面观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之后，便径直向里走去。然而，他的脚刚刚跨入屋内时，一群侦缉队员，突然从里屋扑了出来。郑佑之来不及掏出手枪，就被敌人抓住了。原来联络站的负责人头天被捕叛变，将郑佑之出卖了。

郑佑之被关进了巴县大狱。敌人已了解到郑佑之在共产党内有“第二马克思”之称，威望很高，千方百计逼他叛变。郑佑之却始终以铮铮铁汉立于敌人面前。第一次提审他的时候，军法官看他满脸胡子，说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样大岁数了还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响亮地回答说：“我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军法官说：“你愿不愿为马克思主义去死。”郑佑之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愿意。”每次提审，郑佑之都口舌如枪地痛斥敌人。多次交锋之后，敌人再不抱什么希望了。^[1]

1915年，已经在四川高等农业学校学了两年的郑佑之，毅然投奔吕超部队，参加反对袁世凯的起义斗争。直到1917年讨袁斗争胜利，他才又离开了部队，回到了故乡古罗镇飞凤嘴。

1921年，郑佑之通过大量工作，在宜宾北路的柳家乡创办了一所高初完全小学校，前去就读的学生十分踊跃。

1922年，恽代英约郑佑之在泸州川南师范学堂会面时，吸收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郑佑之介绍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帮助她成立了“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和“伯阳嘴团支部”，使她的才华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1924年春节刚过，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郑佑之回到离家只有三里路的普岗寺办起了公民小学校。

1926年腊月18日，按照郑佑之的部署，农民革命军下午两点开完誓师大会，即根据指挥部命令，分三路向张志芳军队包围。战斗打得很激烈，革命军在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越战越勇，势不可挡。张志芳几次强令部队反攻，都被击败，最后不得不撤出五宝镇。

1929年至1930年间，已是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的郑佑之到了重庆做地下工作。

1931年12月30日，郑佑之被敌人押着朝刑场走去。一声枪响，郑佑之倒下了。时年40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