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年谱

《姚莹年谱》是由黄山书社出版的。

前言
姚莹直系世表
年谱
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 一岁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丙午 二岁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丁未 三岁
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 四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 五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 六岁
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 七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 八岁
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 九岁
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 十岁
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 十一岁
嘉庆元年(1796)丙辰 十二岁
嘉庆二年(1797)丁巳 十三岁
嘉庆三年(1798)戊午 十四岁
嘉庆四年(1799)己未 十五岁
嘉庆五年(1800)庚申 十六岁
嘉庆六年(1801)辛酉 十七岁
嘉庆七年(1802)壬戌 十八岁
嘉庆八年(1803)癸亥 十九岁
嘉庆九年(1804)甲子 二十岁
嘉庆十年(1805)乙丑 二十一岁
嘉庆十一年(1806)丙寅 二十二岁
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 二十三岁
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 二十四岁
嘉庆十四年(1809)己巳 二十五岁
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 二十六岁
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 二十七岁
嘉庆十七年(1812)壬申 二十八岁
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 二十九岁
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 三十岁
嘉庆二十年(1815)乙亥 三十一岁
嘉庆二十一年(1816)丙子 三十二岁
嘉庆二十二年(1817)丁丑 三十三岁
嘉庆二十三年(1818)戊寅 三十四岁
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 三十五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 三十六岁
道光元年(1821)辛巳 三十七岁
道光二年(1822)壬午 三十八岁
道光三年(1823)癸未 三十九岁
道光四年(1824)甲申 四十岁
道光五年(1825)乙酉 四十一岁
道光六年(1826)丙戌 四十二岁
道光七年(1827)丁亥 四十三岁
道光八年(1828)戊子 四十四岁
道光九年(1829)己丑 四十五岁
道光十年(1830)庚寅 四十六岁
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 四十七岁
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 四十八岁
道光十三年(1833)癸巳 四十九岁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 五十岁
道光十五年(1835)乙未 五十一岁
道光十六年(1836)丙申 五十二岁
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 五十三岁
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 五十四岁
道光十九年(1839)己亥 五十五岁
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 五十六岁
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 五十七岁
道光二十二年(1842)壬寅 五十八岁
道光二十三年(1843)癸卯 五十九岁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 六十岁
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 六十一岁
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 六十二岁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丁未 六十三岁
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 六十四岁
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 六十五岁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 六十六岁
咸丰元年(1851)辛亥 六十七岁
咸丰二年(1852)壬子 六十八岁
姚莹研究相关论著一览
后记

孟子日：“观于海者难为水。”又日：“配义与道。”斯言也，不为诗文言之，吾以为诗文之道，无以易此矣。曩吾尝观古之善为诗文者，若贾生、太史公、子建、子美、退之、子瞻，皆取其全集玩之，谓彼特异于古今者，其才其气殆天授，不可以几也。既读书稍广，于数子生平，得其出处言行之大节，然后知数子之异，不仅在诗文，而其诗文才气之盛有由也。夫诗之与文，其旨趣不同矣。顾其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识，胞与民物之量，博通乎经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览乎名山大川以尽其状，而一以浩然之气行之，然后可传于天下后世，岂徒求一韵之工、争一篇之能而已哉！且夫文章莫大于六经，风雅典谟既昭昭矣，说者谓善学者得其道，不善学者猎其文，吾以为不得其道，即文亦乌可得哉？夫文者，将以明天地之心，阐事物之理，君臣待之以定，父子赖之以亲，夫妇朋友赖之以叙其情而正其义。此文之昭如日月者，六经所以不废为文。苟求其不废，舍斯道无由也。向数子者，行事虽于道未能尽合，若夫忠义之节，仁孝之怀，任天下于一身，视万物如一体，耿耿自矢，百折不回，千载而下，仰其风者犹将奋起，况其发之为炳炳琅琅之辞、诵之有铿铿锵锵之节者哉？！数子之文，非特才气为之也，道在然也。得斯道者，才与造物通，气与天地塞。故夫六经者，海也，观于六经，斯才大矣；诗文者，艺也，所以为之善者，道也。道与艺合，斯气盛矣。文与六经无二道也，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凡此皆有得于天而又得于人者是也。（《东溟外集》卷2《复杨君论诗文书》）

“后记”是书籍的要件之一，绝大多数书籍都有一篇或长或短、内容各异的后记。在我看来，它是典型的“散文”，一种自由文体。
这本《年谱》当然不能没有后记，否则就没有“谱”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件集体作品，只不过挂了我的名而已，我不能不借助后记作一交代。
首先，我得感谢我所就职的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她是我的“衣食父母”，提供了研究条件，支持着我“做学问”。
其次，我要铭记诸伟奇教授和省古籍办的同志们对本书的贡献。承蒙他们大力支持，这本书终于得以如期出版。在进入出版程序后，古籍办的朋友们那种热情，那种投入，那种认真负责精神委实让我感动不已！
复次，我还得对如下朋友同事们在这本书编撰过程中的帮助支持，表示由衷地感谢和敬意：
安徽大学教授汤奇学先生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订。在他身兼数职、诸务缠身之际，还能容忍我的“添乱”，让我感动让我疚。
我的同事朱玉龙研究员，在上海图书馆为我搜集了一些关于姚莹的资料，我们还时常在一起讨论交流治学问题，使我受益匪浅。

我“初识”谱主姚莹，在公元1985年。当时，《安徽近代史》项目上马，承蒙老同事们提携，本人忝任“鸦片战争时期”这一章。而姚莹为此时期名扬海内、流芳后世的乡先贤，一个不可或忽的人物。为此，我粗略地浏览了他的诗文集。通过这种途径的“初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头短小精悍，双目炯炯有神，胸怀大志而处事稳健，才能出众而雍容大度。同时，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为人正直豪爽，亦喜小酌两杯，于是才气、义气、英霸之气往往自溢而出焉。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传记对象，曾萌发过给他写评传的念头。后来几年，因与王鹤鸣先生一起研究近代经济史，写传的念头抛在了一边。
当我再转过手准备为他写评传时，一个偶然因素改变了我的主意。在准备传记资料时，我又认真地通读了《康輶纪行》一书，竟发现自己在《安徽近代史》中对姚莹的评价有所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由于没有认真研究资料造成的。这强烈地刺激了我。我决定放弃写评传的想法，编撰一部资料翔实、准确反映其生平面貌的学术性较强的年谱。通过这种方式来治治自己的浮躁病。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我对姚莹更加“熟识”了，其历史角色也在心目中具象化了：他既是一位爱国的循吏，又是一个进步的学者，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桐城派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