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笼经济

1982年年底，他在与全国人代会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 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同时认为，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就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同志提出了“鸟与笼子”的著名比喻。他说，搞活经济与计划指导的关系，“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个比喻中的“笼子”解释为像鸟笼那样狭小的笼子，并据此把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污蔑为“鸟笼经济学”。只要稍微认真和稍加思考的人都会看到，这个比喻不仅对于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互关系的表述十分形象和贴切，而且，由于比喻中特别强调了“笼子”可大可小，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可以跨国跨洲；作为“笼子”的五年计划本身也要经常调整，因此，极富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比喻中虽然只讲了计划是“笼子”，但由于它揭示了搞活经济必须在宏观上加以控制的道理，所以为人们把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等等也作为“笼子”，即宏观控制的手段，打开了思路，提供了启示。

对于企业间的竞争，陈云同志一向认为有利于增加品种、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改革开放后，许多轻纺企业在上海开花，在外地结果，反过来进入上海市场，挤上海的产品，引起上海一些部门和同志的埋怨。他对上海的同志说：“这是好事，不要用行政措施去阻挡，上海要接受这个挑战，迎上去和它们竞争，办法就是加强技术改造，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他还建议上海“要有若干大企业，能灵活地搞小批量生产，增加花色品种，使产品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 但他同时强调，竞争要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内，要遵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要考虑我国人口多的特殊国情。他指出：对有些落后企业不要轻易采取简单破产的办法，而要尽量扶持，帮助他们提高，因为，“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

陈云同志历来重视外贸工作，改革开放后，虽然有了利用外资的条件，但通过外贸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对于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他指出：“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 面对新形势，他提出赚取外汇除了搞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合作生产外，还可以大搞旅游和“劳务出口”。他十分赞成利用美国制定“加勒比海发展计划”的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的建议，认为这有利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纺织品出口的配额限制。然而，对于外贸出口削价竞争和不珍惜外汇储备的做法，他却很有意见。那时，许多地方和工业企业在相关工作没准备好的情况下，纷纷取得外贸自主权，随之出现各地各部门为自己的商品出口而竞相削价的乱象。1980年他在一份简报上批示：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注意，而且要有具体办法，避免外汇损失。” 半个月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指出：“现在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某些中国货降价现象。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 但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于是，他提出外贸工作“走两年老路，略加改良”的主张，让新老两种办法比一比，看哪种赚外汇更多。过了不到一年，外贸部送来一个既有利搞活微观又不使宏观失控的“外贸体制改革意见”，他很快表示同意，并在回信中强调：“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可见，陈云同志所反对的并非改革，而是为改而改、胡改乱改、“自相残杀”的改。凡是从实际出发的、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改革，他都是热情支持的。

陈云同志从为国当家理财考虑，历来主张要逐步积攒一些外汇和黄金，以便应付急需；并且认为外汇和黄金储备越多，在国际市场借贷越容易。“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靠边站”，但仍然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变化，在每盎司黄金80美元时，向那时还在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建议，用外汇买一些黄金。从那时起，我国黄金储备增加了一倍。改革开放后，出口有了较大增幅，1981年年底顺差达到40亿美元。他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我希望1985年能达到120亿美元的周转外汇，增加两倍。我们这个国家，有120亿的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 1985年，周转外汇果然达到120亿美元。这时，有人认为外汇多了，应当进口高档消费品；黄金储备也多了，应当拿出来打造黄金首饰出售。对此，陈云同志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后来，他又在1985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这一点，过去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的。前一个时期，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有些同志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我认为，我们有100亿、150亿、200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去年七八月的时候，有人讲外汇多啦，没有地方用。先念同志和我谈过一次话，我说：有比没有好，多比少好。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存款有3500亿美元，按现在的利率计算，利息一年就是350亿美元。我们如果有150亿美元外汇，利息一年就有15亿美元。现在还没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肯痛痛快快一年借给我们15亿美元。” 此后，我国外汇逐年增多，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外汇过多也有问题，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假如陈云同志活到今天，相信也会有另外的说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