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族主义

新民族主义依然以冷战、两大意识形态斗争结束为其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苏东剧变和 冷战结束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对抗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国际阵 线界限淡化，各国政府开始更多地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制定内外政策。但 是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实践表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恰恰相反，上述国家出现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这种形势下，长期被压制和掩盖 的民族主义意识得以复活并日益表面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继而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宗 教”。许多民族纷纷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过分推 崇引起了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隔阂与离异，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内部非主 体民族谋求民族分离的内在精神动力。

然而，众多学者都把新民族主义的产生根源归结为全球化的发展。普遍认为，风云聚 汇的20世纪在整体化、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塑造了民族主义。

(一)经济全球化收益的不对称性是发展中国家新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注：徐文 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 。)经济全球化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员国之间的 自由贸易”。(注：彼得·林德特：《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04页。)从 理论上讲这样的经济运行模式对各国都是公平的，而且应该产生“双赢”的结果。但从 经济运行市场体系考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在不平等前提下所谓的自由平等竞 争。首先，表现为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仍在主导世界市场：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 分工体系，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这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长 期处于被动的依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及利润日趋萎缩，在收益上与发达国家产 生不对称性，从而引发民族主义。其次，发达国家操纵市场游戏规则，对发展中国家巧 取豪夺。一方面，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从利己主义出发制定和推行有 关市场规则；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时，它们采取掠夺性政策。如在东亚金 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切实际地要马来西亚等国进一步向西方国家开放市场。其结果是国际银行机构得到巨额补贴，而受援国的金融机构、公司纷纷倒闭。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导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注：徐文付：“从经济全 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经济发展不平 衡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实力相当的国家中，发展快的国家由于优越感、骄傲而可能 产生民族主义情绪，而发展慢的民族国家则可能激起仇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民族情绪。 20世纪70—80年代，美日两国在经济上较量、在思想文化方面相互抨击，经济强势的日 本一改往日唯美是从的形象，激烈抨击美国，变成了“敢于说‘不’的日本”。第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促使某些国家为获得世界政治地位而追求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 进程中，经济实力是评价综合国力或一国政治地位的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些处于经济低 谷的国家，由于不能释怀往日的“大国情结”，而追求民族主义来平衡经济的不足，以 期在世界或地区事务中争得更大发言权。经济欠佳且在国际政治中长期“默默无闻”的 印度，为“重振国威”，曾在一个月内进行5次核爆炸，挑起南亚核危机便是一例。第 三，这种发展不平衡性促使各民族国家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优势而争夺有限的国际市 场和资源的控制权，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

(三)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梯度差型世界架构是新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又一诱因。(注：徐文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 期。)经济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体系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梯度差。美国威斯 康星大学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thomas j.mcconmic将此分成核心国、边缘国和半边缘国 家3部分。核心国家控制高技术，得到高利润；边缘国仅仅提供原料和农产品，所获利 润最低；半边缘国家技术与利润居于两者之间。(注：thomas j.mccormick,america's half-centur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ere/london,1989,pp.3—4.)这3个层次的梯度差造成了政治 、文化、移民在不同层次国家之间流动的“势能”，这种流动过程，诱发了新民族主义 的产生。从政治上说，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以直接插手的方法，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 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或相互仇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 中的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间接侵蚀发展中国家主权，引起民族主义反抗。从文化方面讲 ，西方国家极其重视文化对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积极实行文化殖民主义。从移民情况 看，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就业率低且待遇较差，从而形成了移民“高 压区”。核心国家则因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待遇好，而成为移民“低压区”。西 方人日益担心，移民由“高压区”源源不断地向“低压区”流动，“会抢走他们的工作 ，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注：[美]塞 缪尔·享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因此，当移入国经济不景气时，就会产生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产生种族歧视 和暴力行动。另外，移民自身也有民族主义倾向。一方面，由于受排外情绪影响，移民 无法融入所在国主体社会，他们必须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团结起来，以求生存；另一方面 ，有些移民不愿被同化，他们借民族主义以求保持自己的文化、宗教等民族传统。如欧 洲的穆斯林移民就始终游离于主体社会之外，而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则坚持保持对墨西哥 的认同感。(注：徐文付：“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解读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9期。)

与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相比，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其主要特征为：

(一)民族主义空前全球化。首先表现在各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强调国家、民族 利益，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不像过去那样受到联盟和集团的制约。东欧国家对 待北约的态度，法英对欧共体的立场，美、日、俄、韩对朝鲜半岛主导权的争夺，英、 法、德、美、俄在巴尔干和中东问题上的不协调以及地区集团之间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 对垒，均从一个侧面说明各国对外政策中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其次，民族主义作 祟的冲突遍及全球。从硝烟弥漫的巴尔干到排外丑闻和自治口号迭出的中西欧；从种族 隔离制度尚未根除的南非到部族冲突迅速蔓延的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从新近滋生出 来的“伊斯兰冲突弧带”到存在年头久远的南亚“热点群”；从表面上相对平静的东北 亚到领海争端风波乍起的东南亚；从最贫穷的黑非洲到最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地球 上几乎所有角落均能找到民族标识的斗争和摩擦。(注：张树青：“关于当前民族主义 现象特征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

(二)民族国家单质化倾向严重。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5000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想使 自己成为国家的民族，有260多个非主权民族或非主体民族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注 ：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53页 。)现在还不敢断言这种“想法”和“可能”将来是否会全部变成现实，但是目前的冲 突至少已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或证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国家和民族正在进一步重合， 民族国家单质化倾向日趋严重。具体分析当前的诸多热点，不难发现全球内的所有民族 标识的摩擦和冲突中的绝大多数可归入以下两大类型：其一是多民族国家内民族自治和 独立。这在前苏联、东欧、巴尔干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先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 斯拉夫联邦基本上以民族为标识的裂变——苏联一分为十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 南联邦一分为五，国家越分越小，数量越来越多。之后是在新分裂出的国家中，出现了 又一轮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车臣问题，摩尔多瓦内江，哈萨克北部地区摩擦，格鲁 吉亚南奥塞梯危机，波黑内战，克罗地亚内战。此外，斯里兰卡内战，厄立特里亚独立 ，加拿大魁北克问题，南非祖鲁人问题，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巴斯克民族分离， 法国科西嘉岛自治等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其二是跨国民族引发的冲突。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3国的库尔德人的独立 斗争是这3国摩擦的焦点。3国中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库尔德人政权的建立，因为这意味 着自己一部分主权的丧失和地区力量的失衡，但是由于各方对待库尔德人的步调和方式 又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还想把库尔德人当作一粒对付邻国的政治棋子，3方又谁也完全 制止不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斗争。与上述问题相似的还有西非的埃维族，中东的巴勒斯坦 人等等。跨国民族问题的另一类型是由于多民族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向母体民族国家( 往往是邻国)的靠拢，和母体民族国家以保护民族利益为说辞的对境外同胞的拉笼和庇 护而导致冲突和紧张。波黑内战与其邻国具有直接的关系。塞族的最终目标是与塞尔维 亚共和国合并，而克族则是想回到克罗地亚共和国的怀抱。马其顿共和国与周边国家关 系紧张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希腊与马其顿共和国不和是因为希腊认为“马其顿 共和国”这一国名与希腊北部马其顿省有相重之处，马国旗上的图案和某些宪法条款“ 有凯觎希腊北方马其顿省领土之嫌”。保加利亚虽承认马国独立，但不承认马其顿民族 和马其顿语的存在，并强调“保境内的马族人就是保族人”。阿尔巴尼亚则以马境内阿 族人的母族国自居，要求马尊重马境内阿族人的民族权利，并支持马境内阿族人“搞分 裂活动”。此外，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于纳卡州之争，罗马尼亚境内匈牙利人的分离 ，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地区的斗争以及中亚、中东、非洲地区的很多冲突也均属这一 类型。(注：张树青：“关于当前民族主义现象特征及起因的思考”，《西北史地》，1 996年第3期。)

(三)民族冲突往往与宗教分歧、领土争端以及派别斗争交织在一起。从另一个角度看 ，为世界所关注的塔吉克斯坦内战、车臣问题、波黑内战、阿以冲突等等都与宗教民族 主义、信仰分歧有关系。大量中东穆斯林自愿到波黑、车臣参加对塞、克和对俄的作战 就是很好的说明。至于领土纠纷，则更是民族摩擦的重要内容，因为民族一般是与一定 的地域相联系的。阿以冲突当然不光牵扯巴勒斯坦人的地位问题，而且也牵扯一些地区 的归属问题。同样，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关于哈北部地区的分歧，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关于纳卡州的斗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冲突，领土目的自是不言而喻的。此 外，在阿富汗、索马里、布隆迪、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里亚、卢旺达、安哥拉等国 家或地区的民族冲突中，派别斗争则明显构成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999出版《上帝脑海 里的恐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 尔根斯迈尔指出了尤其能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纯宗教性的民族主 义，主要是种族性的或分裂性的；第二种是意识形态性的宗教性民族主义。他解释说： “由于其变化不定的性质，使这两种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时代对国家构成了威胁。”( 注：“民族主义爆炸”，委内瑞拉《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 12月30日电。)

(四)新民族主义长有多张面孔。与遍地开花的民族冲突相一致，当前民族主义思潮也 呈现出了一种林立局面：从西非、北非、中东、中亚、南亚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 教和印度教)和泛民族主义思潮(泛突厥主义，泛哈萨克主义，泛蒙古主义，泛阿拉伯主 义等)到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和德国、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日本中心论……，真可 谓“百花齐放”。正如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1999年初所说：“民族主义已不再那 么千篇一律，不总是朝着极右的方向倾斜。如今它就像一头繁衍能力极强而又狡猾的野 兽，有好多的面孔，总是做出一些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的举动。”(注：“民族主义 爆炸”，委内瑞拉《国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2月30日电。)

众多学者专家对新民族主义进行了总结和评估。其主要观点有：

(一)民族主义问题的国际化、暴力化以及民族和宗教势力连为一体是新民族主义浪潮 发展的基本趋向。从波黑战争到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清晰地表明民族分裂主义和宗 教势力合二为一、结成连体的特征。民族分裂主义借助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感召力 ，组织起跨国跨地区的“敢死队”，开赴民族分裂战争的战场上，促使了民族问题的国 际化和暴力化。

(二)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物质利益分配不平衡将成为民族冲突最可能的源泉 。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冲突的原因和本质。两次世界大战 如此，两极格局下的东西方冲突实质上亦是如此。国家利益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内 容，冷战期间国家利益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东西 方冲突；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减弱，经济物质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 地位，因此，这时的利益主要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而国际关系中南北关系 更为重要。以物质利益关系主导的定位，意味着未来国际冲突取决于各国物质经济利益 的消长。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军事冲突的胜败“取决于该国在实际冲突发生前 几十年间，同其他领先国家比较而言的经济上的兴衰情况。”(注：[美]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21世纪将是世界进入激烈的 经济实力角逐的世纪。(注：赵立坤：“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试论”，《湘潭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

(三)应当积极寻求解决新民族主义提出问题的办法。在1999年出版《上帝脑海里的恐 惧：宗教暴力的全球性升级》一书的作者、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马克·于尔根斯 迈尔预言，鉴于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这一趋势，应该坚 持寻求解决办法，至少是能找到避免更多的暴力和动荡的办法。几十年以前，曾经采取 过一些考虑到当今世界不能为控制这些组织而使人权受到践踏的措施。措施之一就是所 谓的“非同化性调停”，即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条件下，改善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条 件。另一项措施是“伙伴关系”，在这种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共享政府权力。在这些国 家，还曾经创建过一种联邦体制，这种体制可以提高伙伴政策的效率，但限定了那些群 体的活动范围。尽管这些模式已经付诸实践(在北爱尔兰、西班牙、塞尔维亚和黑山)， 但现实表明这并不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于尔根斯迈尔提倡“一种多国解决办法”。为此 ，他建议加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力量，并且批评了华盛顿和北约在科索沃推行的模式， “因为人们不信任美国，而且理由很充分”。(注：“民族主义爆炸”，委内瑞拉《 民报》，1999年12月30日，新华社联合国1999年12月30日电。)

1996 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在中国广为畅销； 1999 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民众群情激愤，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2003 年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对日抗议浪潮。 可以说，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

目前，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党派宣传”，是人为构建的。但仅仅关注“官方”的民族主义的这种传统观点，不能够解释中国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所发挥的独立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种真正的、从下至上的、广泛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了，使执政党不得不去关注它。简而言之，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是“党派宣传”的观点，如今已经不能反映出民众热情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那么，这些民众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

　　“5000 年”:“文明”的重担

对于中国悠久的“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感是理解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关键。事实上，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复兴。与此对照的是，仅仅在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还曾经发起过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如今却变成了儒学研究的积极推动者。

从民族主义的通俗文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出对中国“文明”的自豪，血脉和文化常常融合在关于中国“文明”的话语中。然而，这个“5000 年”却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突出中国对一个“充满威胁”的美国（而不是对俄罗斯）的优势。例如，一本杂志出版了一期“中美较量”特刊，其封底上以“中国拥有5000 年的文明历史而美国却只有200年的历史”这样的对比开头，并用戏谑性的文字称，“面对一个古老的东方巨人，美国至多算是一个小孩”。

另外，“5000 年”对于“富国强兵”之梦也尤为重要，而这个梦想自晚清的改革者提出后，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激励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作家金辉写道：“在一百多年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梦想着，虽然我们现在落后，但因为我们曾经强大，我们一定能够变得再次强大。”这种“对过去辉煌的无限推崇”是和“在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的过分自信紧密相连的。这位作家警告说，这种“幻觉”比精神鸦片更糟糕。

　　“100 年” ：一个“屈辱的世纪”

关于“百年屈辱”的叙述，确定了今天中国人和西方打交道的框架。这个时期始于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英国得到香港。这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之间的主要战争。今天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痛切地知道清政府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中国被迫单方面做出让步，比如赔款、割让领土以及外国人在条约港口定居等，这些让步至今仍被看成是丧权辱国的表现，这个时期的其他象征还在使今天的民族主义者产生共鸣。1860年被欧洲人劫掠和焚毁的圆明园的废墟，是中国曾被“蹂躏”的提醒物。林则徐，一位在禁烟和对抗英国侵略过程中的著名中国斗士，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勇气和美德的象征。

“百年屈辱”既不是一段潜移默化影响现在的客观过去，也不纯粹是现今民族主义鼓吹者的发明。正相反，这个“世纪”是一段不断被修正的关于民族过去的叙事，而这段民族过去对于理解今天饱受争议又不断变化的“中国人”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况且，这个“世纪”还是一段饱经创伤、非常重要的过去，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这个“中央帝国”不仅在军事上被打败了，而且它还遭遇了另外一种声称能够普救众生的文明的挑战。 “西洋鬼子”有他们自己的文明，这种文明挑战了儒家文明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中国人在东西方的对抗中受到了伤害，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看法。

　今天，中国人试图就这段痛苦而难忘的时期达成一致的看法，这种努力在对这个“世纪”一种新的叙述中体现。在毛泽东时期，中国“解放”前的苦难被归咎于清朝的封建主义和西方的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帝的群众运动被说成是抛开身上的锁链和驱逐外国侵略者。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除了毛泽东式的“胜利论”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广为流传的“受害论”。这种叙述指责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应对中国的苦难负责。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胜利者中国”和“受害者中国”的叙事都同时存在着。

　　“10 年”：怀念毛泽东时代，向往红卫兵“风格”

今天30 多岁年轻的“第四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在“文革”之后、改革之中的相对繁荣的中国长大的。但是“十年动乱”仍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消失的烙印。“第四代”似乎发现这种描述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苦难的“受害式叙事”很有吸引力，因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第一代革命者经受了20 世纪30、40 年代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第二代也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磨难；第三代经历了知青下乡和“文革”；相比之下，第四代共和国的年轻人，是在中国改革后物质相对繁荣的80年代和90 年代长大的。在1997 年出版的精神自传体小说《第四代人的精神》中和《中国可以说不》中表现出对第三代的向往：他们“为他们经历的苦难感到自豪”，他们可以在北京的文革餐厅，怀旧地吃着烤玉米饼，追忆往日的峥嵘岁月。接下来作者们就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难道是无足轻重的一代吗？”在名为《我们还要沉寂多久》的一章中，他们哀叹道：“三十而立的我们依然无影无声 似乎我们将要在沉寂中消亡。”这一代当中的许多人似乎都有强烈留下自己印记的愿望，他们就选择了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这个愿望。

尽管他们批判“十年动乱”，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既怀念毛泽东时代，同时也向往红卫兵的风格。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兴起的“毛泽东热”，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毛泽东强硬和无所畏惧形象的深切怀念。有些年轻民族主义者非常向往毛泽东时代的强硬讲话以及在朝鲜和越南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

　　人民的情感和民族的命运

事实上，上文所述的“5000 年”、“100 年”和“10 年”，都不能预先决定现今的民族主义政治，并且它们也不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手中能够随意使用的工具。正相反，因为关于这些民族过去的叙述给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注入了同一性、内涵和目标，当它们能够并且确实在改变的时候，它们只能在一种争论的过程中慢慢地改变。最终，这些叙事既制约也受制于现在的民族主义实践。过去和现在是相互依赖的，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主宰另一个。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必须要把目光从党派宣传转向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现实情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人民革命，所以党和国家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在随后的时期，当下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更多提到的是 “祖国”和“中华民族”。因为这种人民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国家民族主义相同的，西方的分析人士因此常常把时下的民族主义者看做是被利用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今天的中国，民众的网络正在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发起挑战，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总之，民众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被忽视的因素。约翰·基弗（John Keefe）在2001 年4 月侦察机撞机事件发生时,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普理赫的特别助理，他后来提到，在北京的谈判中，美国外交家们看到了“一个对中国民意异常敏感的政府。”这样的敏感性只可能会继续增加。西方的决策者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新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么他们自身就会很危险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