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遗址

从1962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在这里进行全面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东汉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发现了北魏宫城的主要遗迹。发掘工作的重点，在于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它们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灵台则是当时的天文台。最高学府太学的遗址也经勘察和部分发掘，出土许多石经的残块。

2023年12月21日，为期2天的2023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持续在古都洛阳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考古队队长刘涛在会上披露，在汉魏洛阳城宫城内发现北魏皇家大型仓窖遗迹，是目前所确知的等级最高的古代仓储类建筑。仓窖总数约240座，其外侧还以夯土墙合围，北部还有官署等建筑遗迹等，在宫城内形成一个东西宽约150米，南北约600米，较为独立的仓窖区，当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府库遗迹^[1]。

东汉雒阳城 

全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汉代九里，东西约汉代六里，故称“九六城”。城墙用土夯筑，厚约14～25米。东﹑西﹑北三面城墙，遗迹尚存；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被冲毁，但仍可复原其位置。经实测并复原，东城墙长约4200米，南城墙长约2460米，西城墙长约3700米，北城墙长约2700米，总长合汉代约三十一里。全城共设12个城门。东面 3个自北而南为上东门﹑中东门﹑秏门，西面3个自北而南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南面4个自东而西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北面2个自东至西为谷门﹑夏门。夏门遗迹保存较好，经钻探，有3个门道，推测其它城门亦如此。 

城内主要大街，都通自城门。大街互相交叉，分隔成24段，这可能便是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洛阳二十四街”。据钻探，大街的宽度约20～40米不等。据记载，每条大街都分成3股，唯公卿﹑尚书等大臣行中道，一般行人皆行左右。

城中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据记载，南宫在西汉时已有一定的规模。建武元年光武帝定都洛阳，先居住在南宫却非殿。以后不断扩建，于建武十四年在南宫建成规模最大的前殿。南宫的遗迹虽未发掘，但从街道的分布情形可以判断其位置在中东门大街之南，秏门-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1300米，东西约1000米。北宫始建于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至永平八年建成。据记载，北宫中的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规模宏伟。北宫的位置，亦可从街道的分布情形判断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北面接近城墙，平面呈长方形，其范围较南宫为大。据记载，南北两宫相距七里，有复道相连。据实际的勘察看来，“七里”应为“一里”之误。

勘察工作证实，太仓和武库都在城的东北隅。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在南郊，马市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西晋潘岳的《闲居赋》说“面郊后市”，就是指金市的位置在南宫之北而言的。 

　　魏晋洛阳城 

曹魏在东汉雒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其规模不超过东汉。西晋时城的形制和布局亦无多大的改变。但是，魏明帝曹叡仿效其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部筑铜雀台等“三台”（见邺城遗址）的经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也建筑了金镛城。据勘探，金镛城南北约1080米，东西约250米，分隔为三部分，各有门道相通。它实际上是军事性的城堡，由于北依邙山，地势高亢，可俯瞰洛阳全城，具有至高点的作用，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洛阳争夺战中，是双方必争之地，当时称为“洛阳垒”。勘探和研究证明，由于魏晋时战乱频仍，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洛阳城的西北城墙外壁和金镛城的外壁设置了许多墩台，其形制和效用如同后世的“马面”，这是中国古代城制上的一个创举。

　　北魏洛阳城 

北魏在洛阳建都，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东汉以来的12个城门，除开阳门以外，都在魏晋或北魏时改了名。上东门改称建春门，中东门改称东阳门，秏门改称青阳门；上西门改称阊阖门，雍门改称西阳门，广阳门改称西明门；平城门改称平昌门，小苑门改称宣阳门，津门改称津阳门；谷门改称广莫门，夏门改称大夏门。11个城门都在汉代的旧址上重建，仅西阳门从汉代的雍门旧址北移约500米。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13个。 

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东墙和西墙各长1400米，南墙和北墙各长660米。在南墙近西端处，有一巨大的门址，便是宫城的正门──阊阖门的遗址。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与阊阖门对直，其基坛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100米，规模甚大。

由于宫城的范围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城内的街道也有许多变更。南宫已废弃，在广莫门和平昌门之间有了一条纵贯全城的南北向大街。雍门已废绝，雍门大街亦不存在。新开了承明门，增添了由此门通入城内的大街。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有了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半，南半部是朝会之处，北半部为寝宫所在。由于新建的西阳门正好与东阳门对直，所以东汉以来的中东门大街被延长而贯通于西阳门和东阳门之间，它在宫城南墙外通过，成为全城的一条分界线，北面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园囿，南面则分布着官署﹑寺院和贵族的邸宅。由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与南城的宣阳门对直，所以自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街──铜驼街就成了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有名的永宁寺遗址即在街的西侧。 

据记载，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围极广。在整个外郭城以内，划分为三百二十个方形的坊，每坊均四周筑墙，每边长三百步，即当时的一里。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的内城。“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内城以外，位置在宫城以南，完全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面朝后市”的传统。综上所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和两汉以来的都城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见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见隋唐洛阳城遗址）开创了先例。

南郊的礼制建筑和太学 

东汉的辟雍﹑明堂和灵台，都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平面呈方形，每边长170米，四面筑围墙。据记载，辟雍四面门外有水沟，其上架桥。曹魏和西晋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辟雍，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其碑座。北魏修辟雍，但未完成。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的西侧，平城门外大路的东侧，东距辟雍约150米。遗址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40米，其中有一直径为62米的圆形台基，为主体建筑之所在。明堂的这种形制，正与《水经注》“寻其基构，上圆下方”的记载相符。西晋和北魏都曾重建明堂，应在东汉明堂的旧址之上。灵台在平城门外大路的西侧，东距明堂约80米。遗址平面基本上呈方形，东西220米，南北200米，四面筑围墙，中央有一座高台，基部约50米见方，残高约8米。房屋建在高台的四周，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回廊，廊外有用河卵石铺砌的“散水”。上层比下层高出1.86米，有坡道可以升登，房屋每面各5间，用长方砖铺地。东面房屋壁面涂青色，西面涂白色，南面涂红色，北面涂黑色，是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主四方的学说设计的。曹魏和西晋，都沿用东汉的灵台。西晋末年的战乱，使灵台受到严重破坏，北魏时遂废弃不用。 

太学遗址范围很大。经勘探和试掘，主要遗迹有两部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00米，附近曾发现石经碎片，可以认为是东汉太学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遗迹保存较好，平面亦成长方形，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50米，四周筑墙。据记载，东汉的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以后屡经扩建，至顺帝阳嘉元年（132）才全部竣工，太学生多达3万余人。灵帝熹平四年（175），立石经于太学，称“熹平石经”。汉末董卓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魏文帝黄初五年，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中又新立石经，称“正始石经”。西晋初年，依汉魏之制兴太学，而咸宁二年（276）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

2016年5月16日，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按年代早晚排序），紫禁城始祖——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排名第8^[2]。

2021年10月18日，汉魏洛阳城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