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石氏

长期有六帮海盗，他们相应之间建立了盟约，而联合使他们力量相当强大，连政府的押运官盐的船只都向他们交纳保护费。而这六股海盗中最有名的一支，就是郑石氏与张保仔共同领导的“红旗帮”——他们拥有600到1000艘海盗船，人数大约在2到4万之间。当时的总兵黄标因为剿匪不力而引咎辞职，在嘉庆九年到嘉庆十年（公元1804到公元1805年），广东水师提督一职三易其人，皆因剿匪不力。

在海盗领袖郑七死后，他的老婆郑石氏（原名石秀姑，原为广东名妓）和养子（为郑七抢劫并眷养的孪童，原为新会疍民）张保接管了郑七属下数百艘海盗船和上万海盗。郑石氏较为年轻，他和名义上的养子张保仔保持了事实上的情人关系，二人“名为主仆，暗为夫妻”，他们以香港多处外洋小岛为基地，拥有越南“西山政权”提供的优良装备。在其装备远远优于政府武装和缙绅组织的地方武装。在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十月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舟师夺获盗船十只内，起获五千斤大炮二位、二千斤大炮一位、一千斤至一二百斤铁炮五十余位，并火药三干余斤……”。嘉庆帝闻奏感到十分惊讶且不可思议：“起获炮械、火药如此之多，则其余各船以此类推,更不可胜计”。郑石氏和张保不择手段地袭击大小商渔船只，劫船夺货，绑票勒赎，严重破坏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及包括中外往来；就绑票勒赎来说，不仅绑活人的票，而且绑死人的票，“发掘绅民坟墓，匿棺勒索银两”；各海盗帮会划定海域，向商、渔、盐、米各船勒索“保险费”，其名目有“号税”、“港规”和“洋税”不等，“凡商船出洋者勒税番银四百元，回船倍之，乃免劫”，就连政府的运盐官船，都要购买“盗船免劫票”；政府后来将盐运由海运改为陆运，海盗组织就开始对包括顺德在内的内河村庄进行大规模的烧杀抢掠；郑石氏和张保仔也抢劫各国西方商船，西方商船也对其深恶痛绝。

在海盗集团的眼中，除了广州府之外，顺德有珠江三角最为富庶的乡村和墟镇。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生存资源，顺德成为各路海盗的垂涎之地。在政府武装对海盗集团无可奈何之际，顺德的缙绅和农民自觉地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家园保卫战。大良人龙廷槐和陈寮采、龙山人温汝适、桂洲人胡鸣鸾等缙绅，在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有效地组织了这场针对郑石氏和张保仔等海盗集团的抵御战争。

清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张保仔开始抢劫香山县境内的“东海十六沙”，而顺德缙绅和农民“东海十六沙”拥有广阔的土地，计20万亩。大量顺德农民和佃农失业，桂洲缙绅胡鸣鸾倡议建立“容桂公约”，每亩沙田抽银八分为守捕费，并以此作为维护农民武装运转的经费，聘请乡勇、建设炮台。同年，护沙乡勇缉捕了海盗数百名。胡鸣鸾上书广东总督，“海盗啸聚海隅，监船畏威，辄馈以米粮火药，或不如意，贼即据而夺其期程……若改从陆运而堵御隘口，盗无所济而自靖矣”。总督采纳了胡的建议，改海上运盐为陆上运盐，并在沿海乡村严行保甲，切断了海盗的给养。“容桂公约”还向西方人的“夷舶”购买四千重的大炮，其庞大的威力令海盗集团不敢轻犯容桂。

与胡鸣鸾相比，缙绅龙廷槐对打击海盗集团的贡献更大。龙生于公元1749年，在他25岁的乾隆丁未年就高中进士，后来成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兼核心幕僚之一，享有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书房中随意出入的权利，乾隆和嘉庆对他均有良好的印象。龙并非迂腐的儒生，擅“经世致用”之学，在乾隆朝晚期见和坤“势赫”，正好龙廷槐的父亲去世，龙遂以“丁外艰”为由回到顺德，从乾隆朝后期的险恶政局中全身而退。龙廷槐虽然没有当过地方领导，但长期作为国家最高领导的机要秘书，使他比地方官更具战略思维，在全局的制度规划建设方面有过人之长。而他的任职经历，使他在北京官场有广泛的人脉，即使是牧守一方的地方大员，也必须对他谦恭有加。龙回到顺德后，仍然享有阅读《邸抄》的权利。《邸抄》始自汉朝，是中央政府将需要重要大臣了解的国家动态，集辑成册，供重要人物参阅的文献资料。龙廷槐可能负责过《邸抄》的编辑工作，他在回到顺德后仍然享受阅读《邸抄》并在其上发表见解的权利。

龙廷槐的资历和他在政府广泛的人脉，使他因受到长期训练的擅长于综观全局的战略思考能力、擅长于整合多方资源的能力，在广东沿海“盗氛日炽”的时候，得到了有效发挥。龙廷槐的书信频频往返于北京、广州和顺德之间，他也频繁地奔走于广州和顺德两地，他通过书信和讲学，把自己的战略见解和战术措施有效地灌输给广东的政界和知识界。

顺德当时的知县周祚熙曾经在台湾作过县令，擅长“德治”，他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履新顺德，甫一下车，就在本地缙绅的授意下将本地的匪徒百余人缉捕归案。但他面对猖獗的海盗，他表现得相当精明并且缺乏胆识，除了懦弱外，他在顺德也留下了较好的名声，当然，他很有可能只能处处听令于龙廷槐，这也让他非常恼火。

当顺德缙绅们通过努力，使两广最为重要的海盐运输由狮子洋水运，改为从茂名、电白一带陆地运输时，郑石氏和张保仔在海上无利可图。以他们为首的海盗集团，展开了对东莞、香山、番禺、顺德和南海一带的疯狂反扑。东莞、番禺和香山一带，根本不能抵御海盗集团的抢劫。以至于在30年后，林则徐做官广东，还对张保仔的红旗帮多有耳闻：“张保红旗帮等盗伙数万人，劫掠商民，戕伤将士……粤省滨海村庄，受其荼毒之惨，至今间巷传闻。”尽管海盗非常猖獗，但他们不敢师法黄萧养，侵犯有高城深池之险、大兵云集的广州，而除了广州之外，顺德在当时的广东拥有最多的财富，他们开始策划抢劫顺德。当时，广东水军在顺德设置了“水师顺德营”，其长官“都司”官居四品，并不受官阶从六品的地方行政长官节制，而是受广东水师提督的统一调度。“顺德营”的战斗力并不强，因为他们的装备并不如海盗，而且兵丁人数只有3000人左右，更是远逊于海盗，而“顺德营”受水师提督的统一调度，随时离开顺德进行统一围剿。顺德要抵御超过2万名装备精良的海盗的突然袭击，只能依靠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广东总督百龄发布了“封港令”，“盐艚、缯艚、货舶、战舰及粮食、货物，皆不得出海交易”。张保仔的红旗帮海盗陷入了缺乏粮食的莫大危机，而广东沿海的水师在百龄的指挥下统一指挥向红旗帮施加压力。总督百龄在战略上显然失误，他没有将海盗集团逼到外海，而是将张保逼入了内河。香山、东莞、番禺那些偏僻的村庄，张保仔抢劫不到多少粮食，而粮食储备最为丰富的顺德乡堡，防御严密，几乎无机可乘。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六月初九，因缺粮而作困兽之斗的红旗帮海盗，迅速击败了清朝水师名将许廷桂率领的“香山营”水军。许廷桂曾因缫灭福建海盗有功而任香山水师副将（相当于今天的分军区司令员），在水军中威望很高，他被张保抓获并被肢解，对广东水师的士气造成很大打击。香山海防被撕开一道缺口，红旗帮进犯香山小榄受挫，将海盗船云集在桂洲和容奇水道，离大良城仅有十余里，而当时的顺德营副将王国宝和都司陈国宝都随总督百龄征战在外海，顺德一时人心惶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