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题乌江亭

　     叠题乌江亭①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②，肯为君王卷土来③？

  这首诗开篇以史实扣题，指出项羽的失败实在是历史的必然。项羽的霸业以“鸿门宴”为转折，此后逐渐从顶峰走向下坡，到了“垓（gāi）下一战”，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彻底失败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了。项羽失败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表尽人心。更为可悲的是，他毫无自知之明，至死不悟，“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他临死前的这番话，可为“壮士衰”作注脚，也可为“势难回”作证明。所以，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深入剖析：“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以辛辣的反问指出：即使项羽真的能重返江东，但对这么一个失尽人心而执迷不悟的人，江东子弟还肯为他拼死卖力吗？“卷土重来”实在是痴人说梦而已。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2]

  译文：经过战争的的疲劳的壮士非常的悲哀，中原一败之后大势难以挽回。即便江东的子弟现在还在，但是，谁能保证他们为了项羽而卷土重来？

  疑难点注释：①乌江亭：故址在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为项羽兵败自刎之处。

　　②江东：指长江下游芜湖、南京以下的江南地区，是项羽起兵之地。

　　③肯：岂肯，怎愿。

  赏析点拨：这是针对杜牧的诗写的一首诗，表现了王安石对项羽失败的看法。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振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以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王安石于神宗熙宁二年(1069)。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他积极推行变法。由于保守派固执反对，新政推行迭遭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退居江宁（现在江苏省南京市）。《叠题乌江亭》就写于这个时期。（朱成广，庞云龙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 语文 高中课程新学案 必修4 选修· ：明天出版社 ，2008.8 ：第151页 ．） 西楚霸王项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悲情英雄，关于他的传说一直在民间流传，这其中又以他乌江自刎最为慷慨悲壮，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反复咏叹的历史题材。杜牧的《题乌江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在其诗中批评了项羽胸襟不够宽广，认为项羽如果能够重振旗鼓依然能够卷土重来。一代英雄的末路引起两代人的争论：项羽能够重回江东，是否还能卷土重来？王安石不同意杜牧的看法，认为即使江东父老仍在，项羽注定是失败的结局。（中华活页文选·高一版 2014年10期）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振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以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诗歌开篇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自身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王安石在三、四两句中进一步阐释“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是不会替他卖力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这首诗表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冷峻与沉静。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看出，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葛全德 ．百家专题突破：高考古代诗歌阅读鉴赏训练一百篇 ：百家出版社 ，2008.8 ：第113页 ．）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评曰：“王荆公初为参政，闲日阅晏元献小词而笑日：‘宰相为此可可乎？’”（李诚主编；孟德著 ．宋词小百科 ：巴蜀书社 ，2013.06 ：第32页 ．）

清·袁枚《随园诗话》评曰：“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江天主 ．中国才子文化集成 第4卷 小品、民歌、元曲 ：新世界出版社 ，1998.09 ：第302页 ．）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3]

杜牧  此诗与前选《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首句直截了当地指出胜败乃兵家之常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作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　

  次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耻”，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下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超过山河，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项羽“无面见江东父兄”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其意盖谓如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两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判、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议论不落传统说法的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清人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则反驳胡仔，说杜牧正是“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其实从历史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吴景旭为杜牧辩护，主要因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可取的。　（陶道恕）

　　译文：

　　战争的胜败是很难预料的，

　　能够经受失败、挫折等羞辱的考验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江东的子弟中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如果当年重返江东再整旗鼓，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也是说不定的。

  字介甫，号半山，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1021-1086）。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职，政绩显著。嘉□五年（1060），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视时势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临川集》卷三十九）的变法纲领。熙宁二年（１1069），任参知政事，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当务之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实行变法。因守旧派的反对，熙宁七年王安石辞职。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封荆国公，世称“荆公”。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许多学者闻其名而从学，著名弟子有陆佃、蔡卜、龚原等。

  所创学派称“荆公新学”。执政期间，设置经义局。他与子王□及吕惠卿等重新注释《诗经》、《尚书》、《周礼》。各书不用先儒传注，多以己意解经，时称《三经新义》，颁之学官。黜《春秋》之书，戏为“断烂朝报”，不使列入学官。他博通经史，治学主张“以经世务”。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认为“道”就是天，是宇宙的本原，是生成万物之母。“道”的质体是物质性的“元气”。“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阳极上、阴极下”。阴阳交合之气为“冲气”。冲气流转运行生“五行”。“天（阳）一生水”，“地（阴）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原性》）。由这五种物质元素形成万事万物，所谓“五行，天所以命万物者也”（《洪范传》）。万物生成后，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还会消亡，归复于“元气”，此谓“归根复命”。而道、五行、万物所变化，“新故相除”的原因，是皆有“耦”（事物内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柔一刚，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恶，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音皆在是矣。而且耦中又有耦，使万物变化无穷。对立双方又互相依存，善者恶之对，有善就必有恶，轻者必然以重为依，躁者必以静为主。

  对人性问题，他认为性生于诚，诚则生于心，心生于气，而气生于形。人性是人形体的属性，人体形成时就天然存在。它不具有道德品性，但性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太极。性与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喜怒哀乐好恶等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谓性；喜怒哀乐好恶等欲，发于外而见于形，则谓情。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用。情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善与不善，取决于后天的习染。“上智下愚”是后天修养的结果。他把“新故相除”的思想推广到社会政治生活，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提出挑战。强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主张革新变法。认为祖宗之法，“不必尽善”，可改者则改，不足循守。夏之法至商而更改，商之法至周也有更改，皆是因世就民而有改动，无世代相承的法。故君子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执行天下之法者乃官吏，吏不良，则有法莫守。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为培养人才，他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措施。

  强调贤者治不肖，贵者治贱，是古之道。臣是顺承者，应绝对服从君主，仆是卑顺者，要绝对服从主人。还提倡加强教化，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天下之达道，君主以仁义礼智信修其身而移其政，则天下莫不化。故善为教化者，致吾义忠，则天下君臣义忠；致吾孝慈，则天下父子也慈孝；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也皆相思；致吾礼于夫妇，而天下之夫妇也皆相为礼。他还反对以富侵贫，主张用政令均有无，使富者不能侵贫，强不得凌弱，“损有余以补不足”。对生财和理财，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理财应去掉重敛，而宽农民，国用可足，而又民财不匮。理财不可以不义，应以义理天下之财。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说，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新故相除”的观点，把我国古代的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撰《三经新义》，黜《春秋》之书，戏为“断烂朝报”之举，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主要著作有《易义》、《诗经新义》、《论语解》、《孟子解》等，多已散佚。《临川集》一百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