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托·皮诺切特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图册(14)　1915年11月25日，皮诺切特出生于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1933年进入军校学习。1937年以少尉军衔毕业成为步兵。1939年晋升为中尉。1940年回到步兵学校学习。1943年1月30日结婚。育有二子三女。

　　1948年，皮诺切特进入战争研究所。作为该所最年轻的军官，他尚有任务需要执行，次年才真正开始在研究所的学习。1951年，他获得了参谋长的职务，回到军校教书，他同时在战争研究所做助教，讲授军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课程。另外他还积极参与学术刊物《百鹰》（Cien águilas）的编辑。

　　1953年，他晋升至少校。随后回到圣地亚哥接受了战争研究所教授职位的任命。后又进入智利大学法学院学习。

　　1956年，皮诺切特与一群年轻的军官同时被选中，与厄瓜多尔战争研究所进行合作项目。他不得不因此放弃了法学的学业。在合作的三年半中，他致力于地缘政治学，军事地理学和情报学的研究。

　　1959年末，皮诺切特回国，进入陆军第一师总部。1960年，他被任命为“埃斯莫拉尔达”军团司令。由于任上工作出色，1963年，他被任命为战争研究所副所长。

　　1968年，他出任陆军第二师参谋长。年底擢升为准将，出任第六师师长。

　　1971年1月，皮诺切特任圣地亚哥驻军司令，晋升为少将。1972年，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

　　1973年8月23日，在智利国内政治斗争风起云涌之际，皮诺切特出任智利陆军总司令。

　　1973年9月11日，叛变的智利空军轰炸了陆军部队包围的总统府。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遇难。普遍认为阿连德是用一把AK-47步枪自杀的。真相仍存争议。

　　政变后建立的军政府由代表陆军的皮诺切特和海军、空军、军警各一名代表组成，以皮诺切特为首。原本计划由这四人轮流领导，但之后皮诺切特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军政府立即开始对左翼反对者进行镇压，数百人被逮捕，其中一些遭到杀害。接下去的3年里有数千人遭监禁和拷打，超过3,000人遇害。皮诺切特政府践踏人权的行径造成了国际影响，包括大量的失踪人口。

　　皮诺切特在其传记中称自己为政变的领导者，他作为陆军总司令牵头与海军、空军、军警达成了政变计划。近年来，有当时的高级军官指出皮诺切特只是在政变计划进行前几天勉强介入其中，而且在政变中接受了其他军种（尤其是海军）的领导。

　　军政府上台后，皮诺切特巩固了自己的唯一领导地位。1974年6月27日，皮诺切特自任总统。他的军衔也提升到“大元帅”，之前只有殖民政府首脑和智利开国元勋得到过这一军阶。

　　军政府中的空军代表古斯塔夫·雷（Gustavo Leigh）逐渐对皮诺切特的政策不满。1978年7月24日，他被逐出军政府。

　　1977年至1978年间，智利与同处于军事独裁下的阿根廷濒临战争边缘，起因是对于美洲大陆南端的三个小岛（Picton, Lennox and Nueva）的归属。天主教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派出特使，成功避免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这一争议最终于1984年以和平友好条约的形式获得解决。智利获得了对系争岛屿的主权。

　　2006年12月10日14点15分，皮诺切特在圣地亚哥军医院去世，终年91岁。消息在圣地亚哥引发骚乱，多人被捕。

　　2006年12月10日，91岁的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终于一命呜呼。从此，他再也听不到每年9月11日都会在圣地亚哥街头响起的愤怒呼号声和强烈谴责声，但他在1973年发动的那场军事政变，以及此后犯下的血腥罪行会永远招致世人的唾骂和诅咒。

　　那么，究竟是谁纵容和支持了皮诺切特呢？我们不妨在此作一简单的历史回溯。

　　智利是拉美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有着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国家，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曾在1938年、1942年、1946年三次执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普遍要求进一步的改革，于是左翼力量再次活跃起来。1970年，社会党领袖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总统，他领导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宣布其主要任务为：“结束帝国主义分子、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实施工业国有化和没收大庄园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在国际上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和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尽管阿连德一再声明，他希望把智利变成“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使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带有比较温和的色彩，但仍为美帝国主义所不容。

　　其实，早在1970年9月智利总统选举前，美国政府就千方百计希图阻止阿连德上台。美国国务院曾明确授权当时美国驻智利大使科里采取一切手段破坏此次选举，决不让阿连德取胜。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动用多家电台和刊物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并将阿连德妖  魔化。然而事与愿违，阿连德在选举中获得36.3％的选票，击败右翼候选人亚历山德里，于1970年11月3日出任智利总统。

　　眼看阿连德在一片欢呼声中掌握了国家的治理大权，一向把拉美视为自家后园的美国政府气急败坏，立即跳出来对阿连德政府横加指责，发泄不满。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称：“阿连德的当选严重损害了美国在拉美的利益。”1971年4月，尼克松总统更是扬言：“我们无法容忍像阿连德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967—1971年间任美国驻智利大使的科里在1998年向英国电视台透露，尼克松在白宫曾多次和他长谈，反复强调古巴革命已给美国带来很大麻烦，如果阿连德政府再获得成功，那么红色浪潮就会席卷整个拉美，到时候局势将变得无法收拾，为此必须搞掉阿连德政府。

　　由于阿连德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国有化政策，将原美国资本控制的铜、硝石、铁矿均收归国有，引起一些国际垄断组织的不满，它们出面支持美国政府仇视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并在美国干预智利内政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要求尼克松重新审查智利资源对美国的意义，并在1971年10月提出颠覆阿连德政府的18点计划，基辛格对此表示赞赏。阿连德执政期间，美国中断了对智利的经济援助，和智利的双边贸易也大  大减少，等于对智利实施经济封锁。美国还从各个方面向阿连德政府施加压力，自1972年12月至1973年4月，美国在与智利的谈判中，要求智利赔偿美国铜矿企业7亿美元，作为智利延期偿还美国欠款的条件。同时，美国又力促西方富国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中止与智利有关货款的谈判。

　　美国政府很快懂得，要达到搞垮阿连德政府的目的，仅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动武，也就是借助于智利右翼军人的力量。尼克松便指示中情局在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斗争中，必须尽快争取到智利军队的广泛支持。

　　自20世纪初，智利军队便接受德国军官的训练，深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影响。军队中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享受种种特权，远离人民群众，历来是智利社会中的一支保守力量，他们对各种改革均嗤之以鼻，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更是深恶痛绝。尽管智利社会历经变革，但这支军队却很少被触动，以致到上世纪70年代，西德的《世界报》还得意洋洋地写道：“可以这样说，智利军队依然忠于普鲁士的传统。”这种情况即使在考迪罗主义盛行的拉美也不多见。

　　随着美国势力在拉美的增长，智利军方开始把强大的美国武装力量视为自己的靠山。智利军方每年都派200名军官到美国受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初，共有4千余人接受了美国的军事训练。

　　皮诺切特也是一位亲美的军人。他曾在智利多所军事院校学习，后又出任智利驻美大使馆武官，有机会结识美国军界的一些重要人物。更为重要的是皮诺切特曾在1965年、1968年和1972年3次赴美接受反游击战的训练，得到美国军方的赏识。其间他更官远亨通，先后任第二师参谋长、第六师师长、直至首都圣地亚哥卫戍司令、陆军代总司令。1973年8月，皮诺切特又出任陆军总司令，获上将军衔，掌握了调动军队的大权。当美国决定用武力除掉阿连德的时候，这样一位军中强人自然会获得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的青睐。

　　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亏待过智利军队，一直在物质上予以大力支持。从1950年至1970年，智利从美国共得到1.758亿美元的军援。阿连德执政时，尽管美国在经济上对智利进行压制和封锁，但对智利军队的援助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自1971年至1973年，美国便向智利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军援。

　　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政府决定不惜撕掉民主的伪装，利用武力来改变智利的历史进程。

　　政变成功后，皮诺切特出任执政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1974年又自封为国家元首兼执政委员会主席。1981至1990年，又乔装打扮，摇身一变当了所谓立宪总统。然而1988年的全民公决否决了他再连任8年的计划，粉碎了他做智利终身总统的美梦。1990年皮诺切特只得从总统的宝座上退下来，不过仍保留陆军总司令的头衔。1998年，当智利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时，这位长期叱咤政坛的独裁者自知回天乏术，才无可奈何地从军界退了出来，改任有名无实的终身参议员。

　　在长达25年的执政中，皮诺切特横行不法，共残杀了千余人，另有25万人遭囚禁，百余万人被迫流亡国外。政变后，智利右翼军人根据美国中情局提供的黑名单对智利进步人士进行了残酷的迫害。海军上将蒙戴罗、空军司令巴切莱特均被逮捕，曾任国防部长的普拉兹将军则被迫流亡国外。即使是一些外籍人士因反对皮诺切特发动的政变和实行的暴政也难逃被杀害的厄运，其中有英国籍神父麦克?伍德泼特等。连享誉智利、深受人民喜爱的进步歌星维克托?哈拉在政变发生的当夜，也被右翼军人活活打死。

　　皮诺切特的暴行激起了智利和拉美各国人民的愤怒与谴责，但一向自诩为民主卫士的美国政府却对此大加赞赏，自1973年起即担任国务卿一职的基辛格毫不掩饰地说：“执政委员会的存在明确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应该为它提供谨慎的、但却有力的支持。”基辛格的这番话道出了美国政府在这次智利事变中的真实意图，它并没有太多的奥妙，但却构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即为了美国的利益，可以不惜一切。那时，民主这面旗帜早就不知扔到哪里去了。所以，美国政府也就成了发动政变的老手和世界各地暴政的支持者。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的历史上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20世纪伊始，美国便出动大批军队入侵哥伦比亚，联合那里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政变，成立所谓“巴拿马共和国”，迫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霸占巴拿马地峡，在那里开凿运河，使整个运河地区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而巴拿巴也长期成为附属于美国的一个傀儡国。

　　1916年，美国出兵占领多米尼加，后虽于1924年撤兵，但随即扶持特鲁希略上台，建立独裁统治，长达33年，直至特鲁希略死后始结束。

　　1937年，在镇压尼加拉瓜人民的反抗后，由美国支持的索摩查家族取得了该国的统治权。索摩查父子正是由于美国的撑腰，才得以在那里维持42年的血腥统治，直到1979年被尼加拉瓜革命推翻。

　　自1944年开始，危地马拉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运动，给这个中美洲小国带来了进步和繁荣，但招致美国政府和垄断组织联合果品公司的仇恨。1954年，美国政府策动反动军人挑起叛乱，推翻由阿本斯领导的合法政府，镇压了这场进步运动。

　　古巴反动军人巴蒂斯塔于1933年和1952年两次发动政变，在古巴建立起血腥统治，而它的幕后支持者正是美国，直到1959年被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由此可见，皮诺切特的出现和他在智利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足为怪的，因为他充其量只是美国扶植起来的众多傀儡和独裁者之一。

　　1998年10月，英国警方应西班牙司法当局的要求，拘捕了当时正在伦敦治病的皮诺切特，准备把他引渡到西班牙去受审（因西班牙司法当局控告这位独裁者在其执政期间曾杀害过逗留在智利的西班牙公民）。此后，皮诺切特在英国前后被拘留达503天之久，而最终获准回到智利。一时间国际舆论大哗，各国报刊争相披露了大量有关这一独裁者发动政变的情况，有不少当然是涉及美国的。美国政府顿时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不得不硬着头皮出来承认过去千方百计掩盖的历史真相。2000年11月13日，中情局解密了一批文件，承认在1973年政变前确曾向皮诺切特提供过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钱款。同一天，美国政府也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同意采取的行动加剧了智利政界的分化，影响了智利的民主选举和尊重法治的传统。”

　　正当国际上因是否要引渡皮诺切特去西班牙而争论不休时，美国也乘机浑水摸鱼，要求将皮诺切特引渡到美国来受审，理由是1976年一位智利民主人士和他的助手在美国被谋杀与皮诺切特政权有关，从而上演了一幕贼喊捉贼的闹剧。

　　[美]葛兰汀

　　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他曾被一群智利经济学家邀请前往圣地亚哥。这群经济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参加过弗里德曼同事阿诺德·哈伯格的一个项目。在推翻阿连德政府两年后，独裁政权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芝加哥小子”开始在皮诺切特的军政府里真正发挥影响。他们推荐采用弗里德曼所谓的“休克疗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货币印刷来解决预算赤字、政府支出削减20至25个百分点、裁掉数以万计的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工资和物价控制、实行国有工业私有化并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弗里德曼还主张“完全的自由贸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现在连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今天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到：“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一个月，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这个政权把国家开支削减了27%，烧掉了成捆的比索。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和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还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皮诺切特使智利从与邻邦结成的、致力于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联盟中退了出来，把智利变成了廉价商品进入拉美的门户。成千上万的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拍卖国有企业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这次拍卖实际上是400余家国有工业的财富向私有部门的大转移。智利不仅允许跨国企业将它们的全部收益带回国内，而且还提供汇率保障来帮助它们这样做。为了建立投资者的信任，比索与美元挂钩。四年之内，不仅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而且在之前的进步联盟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所有财产的将近30%都物归原主。新法律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自由”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扫除了40年以来的不断取得进步的劳工立法，医疗保健也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实行私有化。国民生产总值暴跌了13个百分点，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水平的40%，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一直到1978年经济才出现反弹。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虽然工资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将近20%的水平，人均收入却又开始增加。一个可能更好的进步指标是严刑拷打和非法处决逐渐减少。但尽管芝加哥经济学家因为三年的经济增长而得到了荣耀，他们却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现在通过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的反弹是金融系统和大量外资作用的结果。结果证明外资导致了投机者的狂欢、银行系统的垄断和繁重的外债。像洪水般涌入的外资确实使固定的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保持，但个人债务从1978年的2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140多亿美元，给智利货币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比索由于像实际中存在的那样与升值的美元的汇率固定，便人为地提高了比索的价值，导致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当消费者利用自由化的贷款方式购买电视、汽车和其他高价商品时，储蓄缩减、债务增加、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扩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铜价的暴跌加剧了智利的贸易逆差。国内生产总值跌落15%，工业产量迅速收缩，破产企业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失业率达到30%。尽管皮诺切特之前保证保持货币稳定，他还是实行了比索贬值，这使那些借入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储蓄的穷苦的智利人民倾家荡产。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了45%，私有银行体系也崩溃了。危机迫使国家重新采用在阿连德执政期间都未实施的法律，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皮诺切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摆脱困境，并公开保证要偿还外国债权人和银行的债务。

　　就像国际左派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蜂拥来到智利一样，在皮诺切特统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黄金时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场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记者都来亲自目睹这个“奇迹”，并把智利作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样。

　　除了商人，右翼活动分子也来到智利以示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团结。《国家评论》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尔以及其他最终在里根1976年和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走到一起的骨干，组织了美国—智利理事会，以对付美国皮诺切特的批评性报道。“我找不出一个相信智利政府在实行”拷打的“智利政权的反对派”，拉舍尔在1978年从智利访问回来之后写道。至于由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引起的“过渡时期人的不便”，拉舍尔认为，“为了明天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损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里得曼以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为皮诺切特辩护，而芝加哥团体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专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宪法中把这样一种关系制度化了。新宪法把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威神圣化为相互补充的品质。他们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例如皮诺切特辩护，说不仅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这样的人，而且维持这种变革直至智利的“民众心智发生改变”也需要这样的人。中央银行行长谈到：智利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软弱教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培养他们的强力，市场本身会提供指导。当被问及由休克疗法导致的高破产率的社会后果时，托里比奥·迈瑞诺上将答道：“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不论亲疏。这是现实。”

　　但在这样一个纯粹竞争的野兽的乐园，可能会出现危险，需要独裁统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被动的而非参与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通往保护绝对经济自由的真正“自由社会”的途径，皮诺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两个信徒起草的发言中这样谈到。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关系闪烁其词，但他以前的学生却始终如一。“一个人的实际自由只有通过独裁主义政权保证”，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说到，他承认：“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保持这种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实现了用经济自由和权威来重新定义民主。据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说，在皮诺切特的严格控制下，智利成为“在自由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这一世界潮流的先驱”。比如说，智利私有化了的养老金制度如今就成为社会保障转型的一个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这一问题接受了智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何塞·皮涅拉的建议。

　　皮诺切特和弗里德曼都是先驱，预示着一个妄为、无情的新世界。如今，皮诺切特正因为他“休克疗法”的招牌而受到软禁，弗里德曼也去世了。但他们所开创的世界却幸存了下来。对于1975年的智利来说极端的东西成了当今美国的标准：一个由市场界定人类全部成就的、政府以自由的名义折磨人民的社会。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图册(29)皮诺切特是当代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智利和国际上对他都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拥护他的人，赞扬他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尽忠职守的真正军人，是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英雄和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反对他的人，骂他是个权欲熏心、心狠手辣、作恶多端的暴君和独裁者；也有人认为他功过兼而有之。

皮诺切特的支持者认为他的主要"功绩"是：阻止了共产主义的蔓延，同左翼革命运动之类的激进组织的恐怖活动作了斗争，执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1990年代智利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反对者则认为，皮诺切特破坏了智利的民主政治，实行了导致数千名反对者死伤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攫取个人利益，经济政策迎合富人而中下阶层利益受损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图册(14)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图册(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