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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贾谊，汉代杰出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对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曾做出卓越贡献，然而历代研究者大多祗注意史记汉书所摘录的贾谊文赋，而对于原著新书新书却颇为忽视。本书就是他的著作集。

《新书》又称《贾子》，是贾谊的政论文集，《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今存10卷58篇，其中《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目无文，实为56篇。《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经济思想，开篇即为著名的《过秦论》，总结了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主张；《宗首》、《藩强》、《权重》等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大政》、《修政》等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贾谊的政论散文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汉帝国大一统创始期之积极进取，力图建功伟业的豪情壮志，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新书》是贾谊文著汇集，为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辑而成，最初称《贾子新书》，当时刘向整理过的其他一些书也称某某新书，以别于未经整理过的"旧书"。后来，别的书逐渐去掉了"新书"二字，《新书》就成了贾谊文集的专名。后班固撰《汉书》时，录入《新书》中的许多文字。《汉书·艺文志》记："贾谊五十八篇。"大概就是刘向编纂的《贾子新书》。现存最早《新书》版本是明代的，为仿宋本所刻。有些学者认为《新书》为后人伪作。《四库提要》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学术界普遍认为《新书》基本上保持刘向编辑的原貌，其中可能有后人改动之处，这也是古书一般都存在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新书》为贾谊所作。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贾谊集》，《新书》用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本，其篇目为：过秦（上、中、下）、宗首、数宁、藩伤、藩强、大都、等齐、服疑、益琅、权重、五美、制不定、审微、阶级、俗激、时变、瑰玮、孽产子、铜布、一通、属远、亲疏危乱、忧民、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淮难、无蓄、铸钱、傅职、保傅、连语、辅佐、问孝(有目阙文)、礼、容经、春秋、先醒、耳痹、谕诚、退让、君道、官人、劝学、道术、六术、道德说、大政（上、下）、修政语（上、下）、礼容语（阙上有下）、胎教、立后义。多数为论文，也有一些答问和告诫之语，可能是贾谊进行教学活动的记录。《贾谊集》中还收录有疏7篇、赋5篇及一些佚文，资料收集较全。

作品目录

前言

引用书要目

卷第一

过秦上

过秦下

宗首

数学

藩伤

藩强

大都

等齐

服疑

益壤

卷第二

权重

五美

制不定

审微

阶级

卷第三

俗激

时变

瑰玮

孽产子

铜布

壹通

属远

亲疏危乱

夏民

解县

威不信

卷第四

匈奴

辇卑

淮难

无蓄

铸钱

卷第五

傅职

保傅

连语

辅佐

问孝

卷第六

礼

容经

春秋

卷第七

先醒

耳痹

谕

退让

君道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附录一新书未收文赋及佚文

附录二贾谊傅

附录三着

附录四序跋

附录五集评

附录六资料

作品思想

（一）论礼教为治国之本

贾谊总结秦朝"违礼仪，弃伦理"，造成社会秩序混乱、风气败坏的教训，强调以礼治国。《新书》中专有《礼》篇，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的准则，这是继承了荀子的礼治思想。礼的本质在于别贵贱、明尊卑，使上下等级分明、谨守伦纪，这样则"乱无由生"，《治安策》中论述了礼与法的作用各有特点："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相比之下，当然是防患于未然更佳。所以他强调："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礼的作用既然是防患于未然，而一般人总是难以觉察未然之事，这就决定了礼治必须通过教化来实现。教化的目的在于树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良好社会风气，即"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 ，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所以他指出："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贾谊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观点，以相当严密的推理论证了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二）论君主教育的意义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本人的素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治乱以至存亡，因此，君主及其继承人--太子的教育具有独特意义。《新书》中论及君主教育的内容很多。《先醒》篇中指山："贤主者，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惠然独先，乃学道理矣。"认为贤君而又有师者可以成王业，中等君主而有师者，也可以成霸业。《保傅》篇中总结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统治长久，是因其辅翼太子有方，而秦二世而亡，是因其教子无方。胡亥并非天生性恶，只是作皇子时学的全是刑狱之事，故即位后草菅人命，暴虐无道。他指出："天下之命、县（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而选左右。"对太子应及早开始教育，并选择好太子的左右侍从，包括担负教导职责的人员。他说："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认为国家命运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君主教育在古代确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三）论胎教和保傅制度

贾谊认为人们的天性本无很大差别，有道之君与无道之君的差别是由环境和教育影响不同而造成的。而这种影响可以说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开头"失之毫厘"，最终则可"差以千里"，因此必须"慎始"，这就是《胎教》篇中所说的"素成胎教之道"。该篇记载古代王后怀孕时要住在专门的"蒌室"中，由太师等官员各司其职侍卫于左右，保证王后所听到的都是合乎礼乐的声音，所吃的都是合乎正味的食品。王后须作到"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谊，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这就是所谓胎教，其宗旨在于"正礼"。胎教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中颇具特色的内容。

如果说胎教尚属通过母体施于胎儿的间接影响的话，那么儿童出生后，直接的教育当即开始。《保傅》篇中强调"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即由召公担任太保，以"保其身体"；周公担任太傅，以"傅之德义"；太公担任太师，以道之教训"。三者统称"三公"。又立少保、少傅、少师作为三公的副职。三公、三少总的职责是"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也就是为太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使太子自幼即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均是正人，这样也就不可能不正了。在《傅职》篇中还详细论述了三公、三少的保傅职责。贾谊引孔子的话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在幼年"心未滥"时及早进行教育，可以作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既容易施教，效果又好。他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很有价值的，但企图完全杜绝不良的环境影响则是不可能的。

等太子到了入学年龄则要入学学习。《保傅》篇录《学礼》"五学"之制：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贤智在位"。入北学，"上贵而亲爵，则贵贱有等"。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直到太子及冠成人，方可免于保傅之严格管教，但仍需左右官员经常予以劝诫，以进善止恶。贾谊关于君主教育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一般教育。

（四）论学习的意义与内容

贾谊否认天性有本质差别，认为在"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这些基本认知和行为能力方面，圣贤与一般人并没有先天的不同，只是因为圣贤能" 俛而加志"，而一般人"儃僈而弗省" 才造成二者人品上的巨大差距。以此勉励学者力求上进。《六术》篇中提出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加上乐、合为六行。"然而人虽有六行，微细难识，唯先王能审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从事"。而先王为天下设教。是"因人所有，以之为训；道人之情，以之为真"。也就是说，人不能自然成才，教育是必要的，同时教育又是适合人的内在素质及发展规律的。贾谊指出："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蹍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蹍大节焉，业大道焉。" 按照这样的次序求学，一切邪恶、放任、谬误和罪过就无法侵入，人就可以永行正道了。

先王设教的核心内容就是《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称之为"六艺"："令人缘之以自修，修成则得六行矣。" 贾谊将学习儒家六经视为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必不可缺的行为。《道德说》中具体阐明各经与"德"的关系：《书》是"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诗》是"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易》是"察人之循德之理与弗循，而占共吉凶"。《春秋》是"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而纪其成败，以为来世师法"。《礼》是"体德理而为之节文，成人事"。《乐》则是前五者之道备合于德，而"欢然大乐"的体现。贾谊以"德"为宗旨，将六经的学习价值系统化，为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贾谊认为德之理"内而难见"，因此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以明其理"，除之天下，垂之后世，令人观看、辨察并以相转告，所以"弟子随师而问，博学以达其知，而明其辞以立其诚" 。在学与思的关系上，贾谊着重强调学。他认为"静居而独思"只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与学圣王之道相比，就像火光与日光相比一样、他指出："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 贾谊反对的是脱离圣人之道的"独思"，并非一概贬斥思虑的作用，但将思虑限制在封建正统意识的范围内，其发展必然受到束缚。

贾谊将志向、实行和见识视为学习、修身的三要素，也是鉴别人品的基本尺度。即"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 。学习、修身的目的在于"闻道"、知"道"。能言之者谓"智"，能守之者谓"信"，能乐之者谓"仁"，能行之者则可成为圣人了。能立定志向，笃行圣人之道是最好的，善于领会和阐发圣人之道也是值得赞许的。

《容经》篇中提出关于师傅之道的一些原则。"既美其施，又慎其齐。适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也就是说，教师应注重施教内容的美好（当然是圣贤之学术），同时又要考虑到学生能够达到的程度。掌握进度快慢、份量多少方面要适当。要激励、督促学生不断有所深造，又不要逼迫学生而使其感到困苦。总之，应使教学精要适宜，使学生力所能及，这样就可以"力不劳而身大盛"，这样的教学方法可谓"圣人之化"。后来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中也辑录了这段论述，表示"吾取之"，可见"圣化"的教学原则在当时影响很大。

贾谊的思想受到历代许多学者的推崇。刘向赞"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 。清代卢文弨在校注《新书》时，把贾谊和董仲舒并称为"经生而通达治体者"。贾谊基于反思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较为全面而深刻地阐明了教育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以教为本"的思想基础。他对实施条件最优越的君主教育的论述，在思想原则和制度措施上可为一般教育所借鉴。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不乏有价值的见解。

由于当时国家教育制度尚未建立，《新书》主要是从政论角度而涉及教育的，故对教育自身规律的论述不多，缺乏具体的剖析，停留在原则性判断或简单类比的思辨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