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的核心是 以现代社会变迁 特别是 “二战”以来的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研究现代在全球或某一国家内发生的背景、方式、过程与目标。

　　简言之，发展社会学是立足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在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近代至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理论、途径、模式和经验等的综合性研究。

　　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自社会学诞生之日起就已出现，但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

　　从50年代初开始，一些西方的和发展中国 家的学者运 用西方经典社会学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框架，展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提出了 “现代化理论”。60年代初，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者开始探讨不发达问题，提出了 “依附理论”。

　　现代化理论是发展社会学的最初理论形态，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在发展社会学中 居主导地 位。

　　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M.J.利维、W.E.穆尔、D.勒纳、R.N.贝拉、D.阿普特 和以色列 社会学家S.N.艾森施塔特。代表作为阿普特的《政治的现代化》(1965)、艾森斯塔特的 《传统、 变迁和现代性》(1973)等。

　　现代化理论衍生自西方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理论，理论基础是 社会进化 论。

　　主要论点有：①承袭西方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发展阶段二分法,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简化为两 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认为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②认为 社会的发 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模式。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先行一步，非西 方国家落后 了一步。③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的制度结构和 文化传统不 利于现代化的发展；要想实现现代化，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 化因素才可 能。

　　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表现为“西方化”的过程。现代化理论在遭到产生于60 年代末依附理论的批判之后，开始逐渐衰退。

　　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主体而建立的理论。

　　主要 代表人物 有：美国经济学家A.G.弗兰克,巴西社会学家F.H.卡多索、T.多思·桑托斯和经济学家C .富尔塔 多，埃及社会学家萨米尔·阿明等。代表作有弗兰克的《拉丁美洲：不发达或革命》(1 969)等。

　　依附理论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基本立场是：①反对现代化理论只从社会内部因素看 待发展中国 家的不发达问题，主张从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边陲国家的经济联系 ，从西方发 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控制和不发达国家的依附中，解释不发达现象。②坚决反 对现代化理 论的“西化”模式，认为西方化过程实际上是不发达国家被纳入不平等的“中心—边陲 ”型国际经 济体系的依附化过程，它将导致西方国家的发达化与非西方国家的不发达化。依附理论 旨在通过外 部因素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现象，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但是，依附理论激 烈地抨击了 现代化理论，唤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意识，因而在发展社会学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70年代中期，以美国社会学家I.沃勒斯坦和T.K.霍布金斯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兴起 ，这一理 论的代表作是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

　　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约在500年前就在 欧洲出 现,它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为基础，超越了国家界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主义 生产商之 间为争夺劳动力、原料和市场进行着日趋激烈的竞争,将世界划分为贫困地区和富有地区 ,纳入不平 衡地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之中。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将世界分为三种互相关联的社会，即中 心社会、边 陲社会和半边陲社会。

　　世界体系论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系统，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系”，把每 个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看作是世界体系的结构要素。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关系 就是世界体 系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积累过程的结果是“经济剩余”不断地从边陲国家和半边 陲国家转移 到西方中心国家，以致后者越来越发达，前者越来越不发达。这是世界体系总体规律的 必然结果。

　　发展社会学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照和关联中，研究发展中国家 现代化和社 会发展的特点、条件及对策。

　　主要研究：①造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程度 上的差距的 原因；②发达国家的存在或先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③发展中 国家的现代 化和社会发展在初始条件及其过程上的特点；④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 不同特点及 对策。

　　发展社会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①比较方法，即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 发展情况与 发达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②关联的方法，即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来分析发展中 国家的现代 化和社会发展；③历史的方法，即追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讨历史因素对现代化的 影响，用历 史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

　　以上内容为转载 原作者为：王军 特此说明

       按照发展社会学的定义来说，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自从社会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但从学科的角度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社会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产生的。上世纪50年代初，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创办了一本名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刊物。这本刊物于1951年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参会学者一同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首先使用了“现代化”一词来描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此后，各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坚持不懈，一些西方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运用西方经典社会学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框架，展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化理论”。 

        1960年，各国学者在日本箱根参加了“现代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现代化问题第一次被系统地进行了讨论，并确定了被大体认同的8项基本标准，即：(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泛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这一套具有综合性、社会性特点的标准在此之后却长期处于被误用的状态，因为此后的研究者更倾向于用数字去说明“现代化”这个概念。但社会发展毕竟是带有综合性和社会性特点的，单纯依靠逻辑计算，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难表现出社会发展的全貌。社会发展中所包含的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因素大都无法用数字衡量。从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单一追求GDP效应成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但与此同时贫困、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接踵而至。显然，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 

       此后的6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者开始探讨不发达问题，现代化理论在此时期开始不断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发展理论应运而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体系理论兴起。世界体系理论以资本主义体系为基础，超越了国家界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商之间为争夺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进行着日趋激烈的竞争，将世界划分为贫困地区和富有地区，纳入不平衡发展着的世界经济中。这种不平衡发展将世界分为三种互相关联的社会，即中心社会、边陲社会和半边陲社会。世界体系理论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系统，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把每个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看作是世界体系的结构要素。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关系就是世界体系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积累过程的结果是“经济剩余”不断地从边陲国家和半边陲国家转移到西方中心国家，以致后者越来越发达，前者越来越不发达。这是世界体系总体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比较政治经济学兴起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已经在发展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它对有关现代化和发展的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并在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但相比之下，其理论的影响力比较有限。

       转型理论是指发生在20世纪后20年的中国、前苏联、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这一理论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的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共产主义无疑是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另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在其鼎盛的时期,曾经囊括了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它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非常不同的价值、制度和运作逻辑。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发展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西方学术界，许多学者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和社会转型的研究。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等一批刚刚涌现出的研究成果，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 

       新制度主义理论给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促使我们去关注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机制问题。然而，如果直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间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又可以发现是很不充分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市场与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假设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20年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新假设提供支持。换言之，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不平等迅速增长的谜底可能也就在这里。造成9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再分配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与新制度主义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逻辑，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换句话来说，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从社会转型的机制来说，它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涉及了制度、结构、行为以及文化的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是社会力量的组合及变动。正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是体制的变革，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对体制的适应。而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结构先于体制定型下来；定型下来的结构开始影响和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其实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体制的变革和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的关系并不一样。 

        发展社会学的学科研究重点在于“发展”二字，关于发展理论的一般趋势，是从发展理论的一般性特征变化来说的，自现代化理论出现以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理论由帕森斯意义上的宏大理论向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加芬克尔意义上的常人方法学、舒茨意义上的现象社会学转型，更多从经验上注意微观上的行动和制度。在知识论上从结构主义向建构主义转换。在方法论表现上不再是粗暴的决定论，而是阐释学。在现实立场上逐渐摒弃霸权化、单一性、欧洲中心主义等取向，转而承认分化、多元、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