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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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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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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3年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武昌的一个军营里响了一枪。随着枪声倒下的不仅是大清王朝，而且还有存在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之久的帝国制度。

　　起义是在仓促间举行的。我们现在甚至不能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然而这一枪的影响和意义却极其深远。用佚名《辎重十一营革命史略》的话说，即“是声一响而专制倒矣”。10月12日，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手中。十天以后，即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陕西、江西等省继而响应。到12月初，全国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十四个之多，约占当时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占的台湾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布独立的奉天、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颁发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大清王朝和帝帝国制度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从武昌首义，到清帝逊位，前后只有半年功夫，正所谓摧枯拉朽。

　　有兴趣的史料学家尽可以继续去考证和争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谁开的。是熊秉坤，还是罗金玉、金兆龙、蔡济民?是在工程营，还是在辎重营?但我以为这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枪迟早是要打响的。不在武昌打响，就会在别的地方打响;熊秉坤或罗金玉不开枪，也会有别人开枪。用句俗套的话说，他们不过是“替天行道”。或者说，在做历史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在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谁开了第一枪反倒更好，因为这种不能确知和无法确证，恰恰证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国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只用一个手指头轻轻一推，就全线崩溃，轰然倒塌，而且一朝倾覆，便再难回春。

大秦帝国

　帝国，怎么就如此不堪一击?

　　于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国制度的这个缔造者。的确，两个王朝的覆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起始于偶发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级军官和士兵发难。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结果“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影）从”，最后各种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将那王朝颠覆。也就是说，贾谊《过秦论》的描述，是可以借用于大清之亡的，只不过不是“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是“党人与军阀遂并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国时代的第一个王朝，清则是最后一个。两个王朝的灭亡都是一触即溃，都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毁）”，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也许能，也许不能。

最差王朝

　　有证据证明，大清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晋，清就至少过得去。实际上有清一代，无宦官擅权（如明），无外戚乱政（如汉），无山河破碎（如晋），无藩镇割据（如唐），无王纲解纽（如隋），无民不聊生（如秦），也没有大面积的国土沦丧（如宋）。清代也有祸乱，但多为边衅，且未动摇国本。民族关系和民生状态也还对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样种族歧视，民族仇杀，或像汉代那样连年饥荒，人相竞食。清，当然也有弊端，也有问题，也有不得人心之处，却未必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样罪该万死。关于这一点，本书第六章还要细说。然而，当武昌首义，湘省独立，举国上下风云激荡，清廷皇室一筹莫展时，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复武昌，中兴王朝”的袁世凯“挟寇自重”，趁机要价;其他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见死不救，作壁上观;谁也不管北京城里那孤儿寡母的死活。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就有十四个省份宣布独立。可见这些省的军民官绅，已将大清王朝视若沉船，只有人弃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却无一人救难。于是星星之火，至于燎原，一夫之难，竟成灭顶之灾。有一个细节也许很能说明问题。武昌首义的那天傍晚，工程营的队官罗子清和熊秉坤曾经有过一次谈话。罗子清说今天外边的风声很是不好，问熊是否知道。熊回答“听说三十标今晚要起事”。罗子清问起事者是否“孙党”（革命党），熊秉坤答:“现在各会党都信服孙文，信服他就是孙党。”而且，熊秉坤还告诉罗子清，如今民智日开，大家都痛恨专制，拥护共和。这次八镇一起，各省就会响应，所以一定能成。罗子清听罢竟说:“秉坤，今晚我有事，不在营内，你们好好维持吧。”说完便溜之大吉，实际上是自动交出了军权。

　　这就印证了湖广总督瑞的说法。此人在起义发生之后没多久，就携带家眷逃到了楚豫兵轮上，并在当天深夜向内阁、王大臣们发出密电说:“军队已怀二心，即未尽变，亦似全信邪说，不肯相抗。”本来，作为临阵脱逃的疆臣，瑞自然要极力推脱罪责，但这话倒未必尽是不实之词，顶多略有夸大而已。

　　因此有史家断言:大清已“民心尽失”。

　　抽象地说，这也可以成立。问题是，大清为什么竟会“民心尽失”?它为何而失，又失在何处，失在何时?不能说大清王朝早就失去了人心，也不能说它的“国难”从来就没有人救，更不能说这种见死不救，仅仅是出于满汉之间的民族仇隙和幸灾乐祸。1851年7月，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起义，两个月后即攻克永安，建立“太平天国”，册立诸王。次年又突围北上，于1853年初攻克武昌，同年3月占领南京。江南一带，亦次第失守，正所谓“一夫作难，星火燎原”，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从1851年到1864年，十三年间鼙鼓动地，烽烟四起，神州板荡。太平军转战南北，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将战火蔓延到十六个省份，六百座城池，而且迫近天津，问鼎京畿，差一点就把大清变成了大明。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地军民官绅却并没有坐视不管，袖手旁观，更没有趁乱而起，瓜分天下。身为汉人的曾国藩，以卑微之职，起而“勤王”，靠着不过是些民兵乡勇的“团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湘军），屡败屡战，九死一生，终于为大清帝国扳回败局。事实上，在这次战争中崛起的“中兴名将”，无一不是恪守孔孟之道的汉族士大夫，如李鸿章，如左宗棠，如胡林翼。汉人，并没有不把大清看作自己的王朝。

那么，这一次，怎么就没人做曾国藩呢?

袁世凯

　　袁世凯不做曾国藩，自有他个人的原因———做“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当然比做“大清帝国”的什么名臣更有吸引力。其他人不做曾国藩，则另有缘故，同情革命即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之后，朝廷曾有意调新军第二十镇南下征剿，该镇的统制（师长）张绍曾却召集会议说:“湖北之变，为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以此倡议号召天下，凡属同胞，都会支持。”如果贸然前往镇压，必定是“胜则自残同类，败则死无指名”。结果是，这位清军将领不但不去打革命党，反倒于10月29日在滦州发动兵谏，提出十二条政纲，逼清廷让步。当时的民心，由此可见一斑。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尽管武昌首义的1911和金田起义的1851都是辛亥年，但两个“辛亥”并不可“同日而语”。此辛亥不是彼辛亥，孙中山也不是洪秀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代表的，是能够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共和理想，洪秀全则不然。因此，如果让那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进行选择，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在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前者;在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之间，他们却可能选择后者。

　　实际上大清的民心之失正在于此，即不失在政治而失在制度。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制度，我们也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共和，就是宪政，就是民主。正是民主、宪政与共和，使英国和日本那样的“蕞尔岛夷”战胜了我“天朝大国”。因此，要想“富国强种”，就非得“铲除专制，实现共和”不可。大清王朝既然与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那么，其亡也不足惜。如果大清有自知之明，能反躬自省，迅速改制，实施变革，倒也罢了，偏偏它又反应迟钝，一味拖延，出尔反尔，毫无诚意，屡屡失信于民。那么，请问还有谁愿意来救助这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呢?

　　毫无疑问，对于共和的上述理解，现在看来已嫌肤浅。但在当时，却足以颠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皇权思想与帝制观念。在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份里，不少人都有幡然省悟的感觉。他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一切———既看透了大清，也看透了专制。结论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大清绝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绝对权力。唯一的选择是革命。显然，无共和思想，则无武昌首义;无武昌首义，则无大清之亡。如此说来，大清之亡，岂非亡在制度?

　　事实上，清之亡也不同于秦之亡。秦之亡是王朝之亡，清却不是。作为一个王朝，它并没有到气数已尽的程度。民生状态既不至于“官逼民反”，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也非“亡国之君”。秦之亡因于暴政，清也不是。当然，作为专制王朝，大清自然不乏暴戾之处（如文字狱），但未必暴于诸朝（如腰斩之刑即为清人所废，光绪三十一年又废凌迟）。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清人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然而秦亡以后，它开创的制度并没有随之消亡，反倒延续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百代都行秦政治”，清却把这个制度一并带入坟墓。所以，清与秦，也不可同日而语。秦，虽死犹存，它亡得悲壮;清，回天无力，它亡得窝囊。

也许，只有殷之亡和周之亡可以与它相提并论。殷之亡是文化之亡，即人文文化战胜了巫鬼文化;周之亡是制度之亡，即帝国制度替代了邦国制度;清之亡，则兼二者而有之，既是文化之亡，也是制度之亡。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

帝国之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是自己把自己杀死的。实际上帝国制度自其创立之日起，就为自己留下了隐患，种下了胎毒，埋下了祸根。只不过因为有王朝更替这样一种自我修复功能，也因为一直缺乏彻底变革的外部环境，才延绵了两千多年。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夜，大清王朝已内外交困，诸多弊端已积重难返。面对新的文化与制度，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还没有自救之路。于是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如无西学东渐，还不会寿终正寝?制度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并不决定一切，因为它还要为其他因素所决定。一种制度得以诞生并表现出效能，必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而一种新的制度要代替旧的制度并获得成功，也需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许多方面的前提和条件。帝国制度被废除后，我们民族并没有立即走向共和，而是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理性的反省从来就是必须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的还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与命运。当然，事情还得从大秦帝国的建立说起。

编辑推荐

《帝国的终结》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是易中天迄今为止最为用力也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如该书副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所昭示的，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谬。透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作者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该书承续了易氏著作生动、风趣、见解独到的一贯风格，讨论的是帝国体制命运这样的问题。

中国的帝国制度由秦始皇开创，直到1911年的武昌起义，帝国制度随着大清王朝的一起倒下。问题是，帝国制度为什么会亡？帝国制度果真就一无是处吗？如果当真一无是处，它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会被我们民族认可，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要反省的不仅是大秦王朝或大清王朝，而是整个帝国制度，是帝国的逻辑命运。

后记

本书完成于2003年底，2005年8月由香港三联书店推出海外版。这次发行大陆版，又做了一次全面的修订。修订的原因有三：一、四年过去，想法更加成熟；二、部分文字，还需明白通晓；三、个别错漏，应该予以订正。故本版既是大陆版，也是新版。它的出版发行，多承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高若海总编鼎力玉成，宋文涛君精心编辑，尤其是史学大师樊树志先生垂爱、正谬和力挺。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本书的读者。

至于所有不当之处，自然概由本人文责自负，但请批评指正为盼！又记。

易中天 2007年10月7日

媒体推荐

书评

《帝国的终结》一书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是易中天教授迄今为止最为用力也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

易中天的《帝国的终结》，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与邓晓芒合作）等著作。近年撰写出版了“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序言

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总编高若海先生，要我为易中天先生的大作《帝国的终结》写一篇序言，当即欣然同意。如何下笔颇费踌躇。以易先生目前“学术明星”的声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所写的书，都是读者争购的畅销书，无须我的序言来锦上添花，何况我的序言未必能够“添花”。之所以“欣然同意”，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社方面的盛情难却，确实发自内心。在我认识易先生之前，已经在新闻媒体上有了文字之交。

2006年上海书展，我应邀在书展现场(上海展览馆)作一次演讲，推介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国史十六讲》，演讲的题目叫做“从新解读国史”。演讲完毕后，有人提问：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的“品三国”是不是“戏说”？我说：不是。他再问：是不是介于“戏说”与“正说”之间？我说：不是，就是“正说”。他问：为什么这样说？我说：他用《三国志》，而不是用《三国演义》来讲三国历史，对历史事实与细节有所辨析，所以是“正说”。只不过讲的方式和历史学家有所不同，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还特别强调，由于他和百家讲坛的各位“讲师”的努力，通俗生动讲解历史，为大众喜闻乐见，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形成了近年来盛况空前的历史著作畅销的“历史热”，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作为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非常感谢他们，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没有想到，这些话竟然在第二天的《新闻午报》上发表了，标题赫然：“史学大师樊树志教授力挺易中天”，使我感到意外。所谓“史学大师”当然是那位记者“加冕”的，本人何德何能，敢戴这样的“高帽子”！无论道德、文章都与前辈大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不过“力挺易中天”倒是事实，并未违背我的原意。后来听说，同样标题的报道，也见于海外媒体。可见，敏锐的新闻记者，感觉到这是吸引眼球的“新闻”。或许是因为，与大众一片叫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在学者圈子里，对易先生颇多非议。我大概属于学者中的另类，敢于“力挺”，便成了“新闻”。我感到很高兴，新闻记者能够把不同声音公之于母，表明学术界并非只有一种声音。

此后，我在复旦的课堂上，多次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且向他们学习，尽力把历史讲得生动活泼，而又要入木三分，发人深思。这几年来，我每个学期都在复旦讲“国史概要”，每次听讲者都有两百多人，看来“历史热”已经影响到大学。

央视百家讲坛推波助澜的“历史热”，对于我们历史学界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不仅使得全民关注历史，而且也影响到了高考。据我从权威部门获得的信息，这两年上海高考文科考生，“3+1”的“1”，多数考生的选择，已经由以往的政治转移到历史。“历史热”对于几代人的影响，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历史应该写得“好看”，讲得“好听”，已经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为大众接受，必须写得“好看”，讲得“好听”。但是，这个“好”，并非“戏说”。对于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戏说”之风，人们愈来愈厌恶。历史剧的编导们似乎依然故我，有人批评他们胡乱“戏说”，他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们也可以批评历史学家，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老是写成“八股”腔的高头讲章？其实历史本身的人物与事件、情景与细节，是极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充满了波诡云谲、风雷激荡，无须“戏说”，就可以写得有声有色。司马迁《史记》就是一个最佳典范，无须“戏说”，照样弓1人入胜，很“好看”。多年来持续畅销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万历时代的历史用别具一格的笔法展现出来，既深刻又生动，令看惯了“高头讲章”的读者耳目一新。最近有一篇评介《黄仁宇全集》的文章，引用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的话：《万历十五年》把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也有人感叹，黄仁宇讲故事的本领，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家无法望其项背。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史无定法”，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和解读方式。使历史成为科学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主张“如实直书”，倡导客观、冷静、无色彩；以煌煌巨著《历史研究》闻名全球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文明类型来阐述历史的走向；年鉴学派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主张总体史观，远距离观察1500年以来的世界。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那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他用“讲故事”的笔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曹寅与康熙》、《王氏之死》等脍炙人口的佳作，英文版和中文版都十分畅销。美国历史学界并不因为他擅长“讲故事”，而贬低他的学术地位。

然而，在我们国内一些学者那里，非常排斥用“讲故事”的方法解读历史的路数，不屑一顾。大概是多年来习惯于一种模式，看惯了“八股文”，一旦“百花齐放”，反而不习惯了。

“史无定法”的另一种意思是，历史是需要不断解读的。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他的意思是说，人们只有借助于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在。“现在与过去”是相对的概念，“现在”无止境地在延伸，它与“过去”的对话当然永无止境，永远不会停息，因此对于历史的解读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正如荷兰历史学家盖尔所说：“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如果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应当提倡不同的作者，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来从新解读历史。

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就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一种解读方式，或者说是对于中华帝国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历史的一种独特理解。读者诸君如果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他对于“封建”本意的理解，对于“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的理解，对于中央集权的理解，对于官僚制度与官僚社会的理解，都有一些独到的看法，显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

本书与他的《品三国》不一样，它是史论体裁，而不是叙事体裁，因此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主观色彩，读者诸君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点评与议论所闪现的思想火花。

序言难写，容易落入俗套，充满八股腔，很难令自己与读者满意。为名人的书写序言，更加难，这种难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俄罗斯天才作家莱蒙托夫曾经感叹，所有文章中，最难写的就是序言，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实在是至理名言。

虽然难写，还是要写。写得不当之处，希望读者诸君和易先生的崇拜者谅解。

2007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