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扶植所谓“满洲国”，接着又把侵略的魔掌伸向华北。

华北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和北平、天津两市。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军部提出“分离华北”，使华北特殊化的政策。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在大连召开会议，决定在华北扶植能够顺服日本的伪政权。此后，日本军队不断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步伐。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制造“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月至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侵略者大肆收买汉奸，鼓动所谓“防共自治运动”。1935年11月25日，日本扶植汉奸殷汝耕等人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通过华北事变，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从关外到关内，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的残酷蹂躏，而大小汉奸卖国贼则狐假虎威。

与此同时，从1933年开始，世界法西斯甚嚣尘上，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这促使共产国际开始重新审查以前领导东西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1934年6月14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认为国际形势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对共产国际的政策进行重大修改。7月1日，季米特洛夫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同时，提出要给各国共产党以更大的自主权和主动权。

面对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过去“左”的关门主义，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转变，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

共产国际七大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的任务》的决议。报告和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不久，即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9月7日，《八一宣言》草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审议；9月10日，最后稿经书记处成员表决通过，9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得到批准。最后稿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将《八一宣言》编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1日全文发表。由于文件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所以一般通称为《八一宣言》。^[1]

宣言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内战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论述“九一八”以来爱国将士、民族英雄前赴后继，英勇作战，救亡图存，在伟大精神和必胜信念之后，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线，同以前的统一战线口号、主张相比，《八一宣言》有许多特点。宣言提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专门技能出专门技能”的口号，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

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

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统一战线内，但却号召党派抛弃过去的成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宣言的发表，不再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实践，要求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并表示我党愿作发起人。

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宣言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表示中共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国内外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们！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

有数千年文化历史的平津，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有全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北宁、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实际上都完全在日寇军力控制之下。关东贼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所谓“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自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长城要塞，由长城而“滦东非战区”，由非战区而实际占领河北、察、绥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着着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

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然而最痛心的，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数年以来，以“不抵抗”政策出卖我领土，以“逆来顺受”主张接受日寇一切要求，以“攘外必先安内”武断宣传来进行内战和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准备复仇”等骗人口号来制止人民抗日救国行动，以“等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来了再说”的狡计来迫使我国人民坐以待亡。汉奸卖国账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主义”等口号，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日寇要求撤退于学忠、宋哲元等军队，这些军队便立刻奉令南下西开去进行内战了；日寇要求撤退某些军政长官，某些军政长官便立刻被撤职了；日寇要求河北省政府迁出天津，省政府便立刻搬到保定了；日寇要求封禁某些报章杂志，那些报章杂志便立刻被封禁了；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日寇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奴化教育，蒋贼便立刻焚书坑儒了；日寇要求中国聘请日本顾问，蒋贼的军政机关便立刻开门揖盗了；甚至日寇要求解散国民党党部，北方厦门等地国民党党部便立刻奉命解散了；日寇要求解散蓝衣社组织，蓝衣社北方领袖曾扩情、蒋孝先等便闻风潜逃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认为日寇和汉奸卖国贼对我国这些行动，是中华民族的无上耻辱！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郑重宣言：我们不仅对于日寇对我国的领土侵略和内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对于日寇提出解散国民党党部和蓝衣社组织底要求，也表示坚决的抗议。在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看来：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无论国民党和蓝衣社卖国殃民的罪恶如何滔天，但其应否存废问题，日寇绝无置啄的余地。

领土一省又一省地被人侵占，人民千万又千万地被人奴役，城村一处又一处地被人血洗，侨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驱逐，一切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这还能算什么民族！？

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不能！绝对不能！阿比西尼亚以八百万人民的国家，尚能对意大利帝国主义准备作英勇的武装反抗，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和人民；难道我们四万万人民的泱泱大国，就能这样束手待毙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深切相信：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愿作李完用、郑孝胥、张景惠、溥仪第二腆颜事仇而外，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绝不甘心作日寇的牛马奴隶。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红军再三提议与各军队共同抗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艰苦奋斗，十九路军及民众的淞沪抗日血战，察哈尔、长城及滦东各地军民英勇杀贼，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日，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刘崇武、田汉、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等抗日部队艰苦斗争，宋庆龄、何香凝、李杜、马相伯等数千人发表中华民族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数年来我工农商学各界同胞为抗日而进行排货、罢工、罢市、罢课、示威等救国运动，尤其是我东北数十万武装反日战士在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民族英雄领导之下，前仆后继的英勇作战，在在都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在在都证明我民族抗日救国的必然胜利。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因此，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此外，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更进一步地恳切号召：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

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

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

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

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

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

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

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因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是绝对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党。

国防政府的主要责任在于抗日救国，其行政方针应包括下列各点：

（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三）没收日帝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

（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

（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

（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

（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

（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

（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

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同胞们起来：

为祖国生命而战！

为民族生存而战！

为国家独立而战！

为领土完整而战！

为人权自由而战！

大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国苏维埃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1]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是有直接关系的。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大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论共产国际在帝国主义者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八一宣言的任务》的决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强调，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应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并明确表示：“我们赞同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影响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而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失去电讯联系一年多了，所以无法得到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在调整政策方面走在了前列。

王明后来说：“在筹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在讨论大会基本的策略方针的过程中，在总结党的历来的工作和斗争经验，首先是总结最近7年来的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与教训的过程中，在详细分析国内局面和国际状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十分郑重地研究了反帝统一战线这个策略问题。研究的结果，使中国共产党深刻相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条件之下，除了我们的伟大民族全体总动员去进行坚决的、无情的、英勇的反日斗争而外，别无其他的救国方法；同时在共产党方面，除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线这个策略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能动员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始认真应用这个新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本年（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共同署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的产生，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据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发表以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到这年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各主要城市都流传着这一宣言。到第二年春天，一些边远地区如海南岛等地也看到了这个宣言。同时，它也在世界40多个国家的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随着它的广泛传播，《八一宣言》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抗日爱国热情，推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爆发，从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许多学生读到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毛泽东也曾肯定“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

《八一宣言》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们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当时，退居泰山的冯玉祥看到《八一宣言》后，就公开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流亡在莫斯科的方振武，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吴玉章那里见到《八一宣言》后，“大受感动，潜到美国去宣传”。张学良在1935年11月间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久前发表了《八一宣言》后，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并要杜重远帮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可见《八一宣言》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不小的影响。

《八一宣言》还客观上推动了国共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当蒋介石看到《八一宣言》关于各党派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呼吁后，认为可以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1935年底，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人进行了接触，曾养甫派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长江局取得了联系。从1936年1月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等人进行了谈判。2月，国民党也派人到瓦窑堡与中共中央联系联合抗日的问题。这些谈判虽未成功，却为两党重新合作开辟了道路。

《八一宣言》也激发了国外侨胞和流亡国外的爱国人士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了解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位身居国外的同胞当时在伦敦写信给《救国时报》说：“我以最高的感激与兴奋，一而再、再而三地看了救国报上所转载所翻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不独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篇空前的伟大的文献，就是在全世界全中国的文书中，也是最庄严伟大最沉痛悲愤的一篇。”他又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纲，不只是代表他们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的政纲……任何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庆幸和欢迎。”在美国纽约，许多华侨于1935年12月听完方振武的演说后，立即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即行建立国防政府。 《八一宣言》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王明起草宣言的工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文献都是加以肯定的。例如从1936年1月到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岑小岑谈判的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八一宣言》发表后，很快传到国内，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1935年底，北平、上海、天津、南京、太原等主要城市都已流传，也在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开来。《八一宣言》连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两个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八一宣言》比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以及1934年4月20日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它提出的除一二·九运动少数卖国贼和汉奸以外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阶级和阶层抗日大联合的思想，冲破了关门主义的小圈子和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反映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愿望，适应了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因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对于《八一宣言》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作用，既应充分肯定，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过分夸大。另外，《八一宣言》本身也有它的缺点和不足，这主要是它对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国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还缺乏具体的深入的分析，因而只能一般地提出合作抗日的号召，而不能进一步提出促进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合作的具体政策。

这个缺点和不足，与王明长期住在国外、对国内的情况缺乏深刻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对于《八一宣言》这个重要文件的产生，长期以来王明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党做一些工作完全是应该的，是他分内之事。何况《八一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写出的，是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体讨论和认真修改的，不能完全归功于王明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