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流年

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的巅峰杰作，一本教会我们好好活着的书。 作者：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种要 十年磨一剑的人，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摁进了水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可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种职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 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皇帝与 乞儿、 权贵与百姓、将军与士兵，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 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行向的行程中，我渐次地也才多少明白，所谓的 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的晓白而又秘奥。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 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 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可荣枯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烦琐、意义无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的。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倘若任何结果都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 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不可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我想到了土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 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 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 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荚博大的 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 不是为了爱情。真、善、荚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 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都市的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是什么样儿都不用关心。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 山水之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我写 《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 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 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 土地之间，才能 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至于用三年时间写作，半年时间修改，这 除了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 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寻找的凄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的快感会很快从我身边走失，而使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转眼间 烟消云散。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我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我有一种不祥的 预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它之后，我将面对写作 目瞪口呆而 不知所措。这不是对写作的 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放慢了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日光流年》中的遗憾也许尽其我毕生精力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又修改了一遍，三易其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时，无人可以体会我那种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劳作一些日子，真的比 读书会更觉充实一些。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都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我又可以继续写我别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阎连科，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于河南 嵩县，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 应征入伍，1982年提干，1985年毕业于 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欲》 《日光流年》 《坚硬如水》《 受活》 《丁庄梦》等8部；中、 短篇小说集 《年月日》《 黄金洞》 《耙耧天歌》 《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作品大系》12卷，共计500余万字。曾先后获第一、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 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 塞尔维亚、 外蒙古等10余种语言，在近20个国家出版发行。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自序
第一卷 注释 天意
第二卷 落叶与时间
第三卷 褐黄民谣
第四卷 奶与蜜
第五卷 家园诗
敬畏呼吸（再版后记）

第一卷 注释天意
第一章
　嘭的一声， 司马蓝要死了。
　　司马蓝是 村长，高寿到三十九岁，死亡哐当一下像 瓦片样落到他头上，他就知道死是 如期而至了。他将离开这鲜活生动的人世了。在 耙耧山脉的深皱里，死亡自古至今偏爱着 三姓村，有人出门三日，回来可能就发现另一个人 悄无声息地谢世了。出门半月或者一个月，倘若偶然一次没人死去，便会惊痴半晌，抬头望望西天，看 日头是否从那儿出来了，是否成了蓝色或者绛紫色。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 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 坟地里新土的气息，深红 艳艳，从春到夏，又自秋至冬，一年四季在 山梁上叮咚流淌。这是冬末初春，沟底的靠 水柳已经有一滴滴绿气缀在枝头上，村里的 杨树、槐树、 榆树等，去年的新枝，今年也都绿粉淡淡了。村里有了潮润的暖气。山梁上的 日色如薄金样 浅下一层。醒冬的小麦，一片片挂在山坡上，仿佛落地的绿云样在风中 飘悠摆动。芽发 苗绿时候，正值死亡旺季，每年的这个月日，村里的 蓝姓、 杜姓或者 司马姓，会如 牲口般 喉咙一疼就死了。死了就埋了。埋了就压根从人世消失了。村里除了几十年前的村长杜 拐子，一向没人能活过四十岁。司马蓝三十九岁了，说到天东地西，也该轮着他死了。眼下，他正同他的五弟司马鹿，六弟司马虎，用绳子在司马家坟地丈量着， 左拉右排，在地上用木棍计算，拿白石灰在地里划了几条 白线，硬生生地挤不出他们弟兄三个的三房 墓室来。
　　这是一面阳坡。坟墓从坡顶 鹅卵石样朝着坡尾漫流，一浪一浪，依着 辈份的秩序错落开来，最上的孤稀，是司马姓无可考的先祖，依次下来，坟墓成倍的增长，分别是他们从未谋面的 曾祖爷、祖爷、爷爷和把他们养到少年的 门里门外，便辉煌死去的父亲司马笑笑了。在父亲的左下，是他们活到十四、十三和十二岁同一天死去的大哥司马森、 二哥 司马林、三哥司马木。三位哥哥没有一个将个头长到三尺八寸高，可他们的坟地每一个都如成人一样占了半间房的地。现在轮到他们的弟弟来规划自己的墓室了，才叮当一下，猛地发现，这上宽下窄的坟地，无论如何难以容纳他们三个 入土为安了。都怔怔地立在森、林、木的坟墓边，天长地久地默着不语，盯着脚下埋不了他们的墓地，如盯着忽然破土动工才发现盖不了房屋的狭小 宅院，彼此望了一眼，叹下一口长气，六弟司马虎便由西向东，依次向森、林、木的三个墓地咬牙踢了三脚，对 四哥司马蓝说，他娘的，大哥二哥三哥占大便宜了，儒瓜？比我们的墓地还大。
……

新经典文库·长篇小说系列。
本书采用了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文本。小说中讲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的故事，把苦难写得质感透明，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
全文由五卷组成，依次逆向地回溯故事进程，即第一卷叙述主人公司马蓝的死亡过程，第二卷说司马蓝担任村长后的奋斗经历，第三卷说青年司马蓝如何当上村长，第四卷讲少年司马蓝成为同辈中的领袖，第五卷说司马蓝的童年生活及其出生，中间穿插几位前任村长和其他有关人物的故事。认真阅读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被小说中的严峻的生死问题所震撼。

书摘
男人说：“这儿太脏啦。”
四十说：“我们刚来，还没来得及收拾哩。”
男人说：“这么脏，叫人恶心，你得再便宜十块钱。”
四十说：“大哥，从五十块钱降到二十块，二十块钱也就是你们男人的两包烟钱，一杯酒钱。”
男人说：“我就是掏钱买苹果，搞好了价发现苹果是坏的你也该再降降。”
四十说：“我亲哥得了绝症，你可怜可怜他，也不该为这十块钱和我费口舌。你不信我不是专门做这营生的人我可以给你跪下来。”
接下来是死一样的静，水龙头的滴水声轰轰隆隆。片刻后那男人好像不情愿又无奈地问了句：“你今年多大?”
“刚过三十。”
“你脱衣裳吧，快一些。我还得赶火车。”
就有了肌肤润润的脱衣声，窣窣窸窸不连贯地传出来，如粉色的蝶样一只一只在藤的眼前耳旁飞。司马藤的喉咙又痒又干。她十七周岁了，男女之事已心明如镜，只是莫名的惊惧使她忽然间抖得厉害，头晕目眩，眼前日光晃晃，有一排一排的尘埃在她面前金雀样有声有色地舞动着，及至床响时候，那干裂的声音劈柴断竹样一声大过一声地掴打过来时，她浑身哆嗦不止，双腿软得似乎要倒在院落里。她小心地挪动着脚步，趴在水龙头上喝了几口冷水，借以镇静了自己热沸的女儿身心，继而朝大门外面躲过去。街上的嘈杂把她身后的猩红干裂的声音淹没了。她立在关死的门前，陌生地望着这条向阳二号街，自行车和三轮车在她眼前横七竖八地挤来挤去，几辆急不可耐的黑亮的轿车在后边大呼小叫，司机不断地探出头来吆喝得天旋地转，可并没有谁搭理司机粗啦啦的吆喝声。偶尔响起的火车站的汽笛，尖而悠长如一条青龙样从藤的头顶飞过去，使她的内心开始跟着那响声飞回到耙耧山脉去，想到爹的喉堵症上去，也就终于些微地平静下来了。
她想喝水。
她还没有洗脸。
时间慢如老牛拉车在昏黄的日光下，有一脚没一脚的起落走动着。她希望老牛立马能从山梁上走过去，可牛车的叽咕声却无休止地在她的耳边上响。有人吵架，就在前边。她想过去看看，可又生怕有人突然推开这九号院的大门闯进去。她就那么立在门口，看着前边为争路拥成蜂团似的人群，看着看着，她身后的大门冷丁儿炸着响开了。
一个震颤，她浑身都凝住不动了。多少年以后，她都不明白那一刻她为啥不敢回头望一眼。
那个男人提着他的黑箱走了出来，不慌不忙汇进了人群里。听到四十唤她回去洗脸的声音后，她小心翼翼地回到那间屋里，闻到了一股半奶半血的腥味儿，一股恶心的汁液涌在喉咙里，她忙又咽回了肚里去。
蓝四十正在收拾床铺，正在往一个塑料小盆里倒上半盆热水，又往那热水中掺和她熬制的中药崩漏剂。事情如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过去了，四十只是有些抱怨，有些哀伤地说：“我真是老了哩，要不动价钱了，这样拉一百个男人也难凑够你爹的住院费。”
十天以后，蓝四十让藤回了一趟三姓村，给她爹司马蓝送回去了两千块钱。这十天藤学会了去车站宾馆引男人。有时候藤在家里守着，四十出门寻客。有时候藤让四十在家歇身子，她就出门了。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去寻那些买了车票可离上车还有许多时间的人，寻那些三十至五十岁的客。他们拿着车票，在车站百无聊赖，东瞅瞅，西看看，这时候藤就走到他们面前了，说你几点的车?那男人疑神疑鬼地望着她，问干啥?她说你不去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贵哩，也很近，误不了你上车。有经验的人就灵醒过来了，说是你吗?她说比我长得好，他们就到一边商量了价，她就把他引到向阳街的九号院落里。四十听到脚步声，就出门把男人迎进屋，让藤去门外望风了。原来生意也不是太难做，像薄利多销样，降下价来还是有许多男人甘愿的。钱就这样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地攒下了，或五十，或三十，四十都用一个手巾包起来，藏在连藤也不知的一个墙角的罐头铁盒里。那一夜，送走了两位客人，至夜深人静，房东闩了大门，蓝四十说藤，你走吧，回家给你爹先送两千块钱，让他立马住院去。藤就睁着惊喜的大眼，把两千块钱缝在自己贴胸的衣兜里，回了一趟三姓村。
十天半月的光阴，村里发生了许多事情。多出了两个坟头，死者分别是杜姓和蓝姓的一男一女，一个三十六岁，一个才三十四岁，不?肖说都是喉堵症。那时季节已是仲春，小麦旺得盛势，树木也都墨绿了半个天地。到处是青湿绿潮的气息。村里人都下田施肥或到坟上挖墓去了，藤踏着寂寥的青绿回到家里。家里的一场争战刚刚发生过没几天，狼藉还未收拾起来，屋里屋外空无一人，摔破的脸盆扔在门口，打断的勾担挂在房檐下，针线筐在屋里门后躺着，碎布烂线招展在墙上。站在那一片凌乱的凄凉里，一种孤零零立在破败之中的感觉油然而生。藤想起了九都的高楼大厦，想起了车水马龙的人流，想起了那些把钱像扔树叶一样扔在床上，笑一笑穿好衣服离开四十的男人，心里的滋味一股股都五颜六色了。她有些无奈地把针线筐儿收拾起来后，两个妹妹从门外走了进来，看见她叫了一声姐，便哭得涕泪横流一世界悲痛。看着两个妹妹，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五岁，站在那儿虽然瘦薄，可也显胸露臀，大人样儿十足，却抱住自己哭得悲天伤地，说她和四十一走，家里就闹得天翻地覆，先是爹想喝一碗稀汤，娘偏给他拿去一个硬馍，第二天，爹想吃一块油馍时候，娘又端去一碗玉蜀黍糁儿稀汤。第三天娘给爹端去一碗细白汤面，盐又放得多了，爹便把那碗滚烫的面条掼在了娘的身上。说娘满身都是汤是面，却出奇地站在那儿，一言不发，看了一阵爹的怒样，转身把衣裳脱下洗了，晒了，到了夜间爹正睡着的时候，娘忽然从床上爬起，掐住爹的脖子，嘴里骂着说我让你和那破鞋合
铺儿，我让你和那破鞋合铺儿!我让你和那破鞋合铺儿!直掐得爹两手在半空中舞动不止，以为是在做梦，当醒来时，本已病倒没多少气力的身子，已经不能再奈何娘半点。葛说是她把娘的手从爹的脖子上掰开的。说爹缓过一口气儿，也一言不发，不恼不怒，和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是扶着墙出门去敲了六叔司马虎的大门。司马虎一来，不由分说一个耳光打活了娘的门牙，到天亮娘就回娘家哥杜柏家里去住了。葛和蔓姐妹两个边哭边说，说得满天下都是泪水凄楚，仿佛天塌地陷一样，使人感到这家境无可收拾了。司马藤说：“爹呢?爹去了哪儿?”蔓说：“爹去五叔家里了，五婶天天都给爹做好吃的。”藤说：“你们呢?”蔓说：“家里没面了，也没有玉蜀黍糁儿了。我们在六叔家里吃饭。”
这时候的司马藤，仿佛在转眼之间成为一家之主了。她在屋门口站站，又到院落里立下一会儿，似乎是想出门找父亲或是母亲，却在院落里改了主意，就那么站了片刻，回身把院落里的破盆断棍收拾利索，挖出一篮麦，一篮玉蜀黍，领着两个妹妹到村后的石磨上推着磨了面，碾了碎生儿，回来给妹妹们烧了一顿饭，掏出两千块钱交给葛，说让爹立马去住院，自己就踏着落日要走了。

“我渴了，”司马蓝冷不丁对着灶房叫，“给我端碗水。”他这样唤了就如设下一个陷阱样，想她若端了也就算了，倘若不端，就扑上去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淹死在水缸里。他已经看见一个人头在水里如葫芦一样漂起来，从水缸漫溢出来的冷水有如月光一样从灶房流进院子里。他等着她端来一碗水，柔柔顺顺递到他面前，可他等得心焦火燎，等得害怕女人果然不给他端水来，于是，他把嗓子压低了，声音先自柔了些，又接着唤着说：“我渴了呀，你给我端一碗水喝吧。”
他没有想到他的女人果然没理他，竟空手从灶房里走出来。
他不能不动身杀她了，这是她逼他动手的。他从席上站起来了：“我让你给我端一碗水喝，你听见还是没听见?”
瘦小的女人如钉样立在他面前，“让那肉王端吧，我一辈子侍奉你像侍奉我亲爹，可你一辈子心里都没我杜竹翠。你一辈子心里都装着那肉王，可她让你摸过吗?让你睡过吗?他有过的男人成百上千，排成队，堆成山，可你司马蓝拉过她的手了，还是摸过她的肚?她身子又白又嫩，全村的女人都没有她的好身子，那身子千人爬万人骑，你司马蓝除了一丁点儿时候见过摸过，长大了你摸过见过吗?”竹翠手里原是端着半盆洗锅脏水要往猪圈去倒的，说到这儿她看见司马蓝从草席上忽地一下坐起来，像一阵风样朝她旋，脚下把月光踢得如被凌乱踩着的绸。她把半盆水哗一下扔在了脚地上，猛地往地上一蹲，看着水和脸盆都朝大门那儿流过去。“藤她爹，我知道你喉病好了哩，身上又有气力了，又可以打我像鹰抓小鸡一样啦。”她说，“今夜你要打我你就把我活打死，不把我打死你就不是人。我要叫一声疼我就不是人。叫疼了我是母猪母狗我是母蛤蟆。”然后她把目光从流水和盆上移开来，盯着面前的司马蓝像盯着一棵枯木逢春的树。她果真地发现他又一如往常了，虽然还是瘦，脖子的刀疤还像一条红麻绳，可在水溶溶的月光中，他脸上的枯黄不见了，他想要骂谁打谁时，双手还是放在屁股后，脸上还是和先前一样，硬出一副不平整的石板样，只是那石板一样的脸色，青刺刺的杀气像野草一样疯茂地生。她缩了缩身子，悄悄地往后挪半步：“藤她爹，你打我呀，你站着干啥?先前你不隔一月摔一次碗，不隔半年让我松松皮，今夜儿你要还是我男人你就和先前一样把我朝着死里打，要不是我男人你就站这儿站到天明儿别动弹。你要还念起藤、葛、蔓是我给你生的闺女，你就还像往常一样想摔碗了就摔碗，想打人了就揪住我的头发往门上墙上撞。你要是觉得你一辈子离不开四十了你去灶房拿刀一刀杀了我。杀了我我也不会叫一声。杀我也行，打我也行，你就是不要立在我面前，不杀不打不动弹，为难得跟喝了一碗药汤样。”
她依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看见他脸上的杀气在月光中如云一样淡下来，打人前握在胯后的拳头耷拉在了胯两侧。
她说：“藤她爹，你不打我了?”
……

原版自序
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对我实在是一种考验。我原不是那种要十年磨一剑的人，几天、几十天做不完一件事情，焦躁与不安就会涌动上来，人变得浮躁不堪，仿佛头被人摁进了水里，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写小说委实说不是一件上好的事情，下一人生如可选择，我怕不会再去选择这种职业。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方才明白，职业对生命而言，是真的没有什么高下。人不过是生命的一段延续过程，尊贵卑贱，在生命面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皇帝与乞儿、权贵与百姓、将军与士兵，事实上同来之一方，同去之一方，无非是在来去之间的行程与行向上不同罢了。就在这不同行向的行程中，我渐次地也才多少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草木一生，那话是何样的率真，何样的深朴，何样的晓白而又秘奥。其实，我们总是在秘奥面前不屑一顾，又在晓白面前似懂非懂。草木一生是什么?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枯荣。是荣枯的一个轮回。可荣枯落到了我们头上，我们就把这轮回的过程，弄得非常复杂、烦琐、意义无穷。就像我们写小说的人，总不肯在艺术面前简单下跪，而要在艺术面前复杂地设法闪光，仿佛我们的人生果真也是艺术之一种；仿佛在生命面前，我们的职业与人不同，躯体也与众不同了似的。我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至少在生命面前，不该是这个样子。倘若任何结果都等于零的话，那么等号前的过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应该说都是那么一回事儿，不能不去在意，也不可太过在意。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下一人生，不愿再选择写小说这种职业。我想到了土地的耕作，因为耕作接近于我的某一种寻找。我是在将近四十岁时，在脱离开土地以后，在都市有了家小以后，在身体不能种地以后，想起来这种我的父辈、祖先及今日血缘上的兄弟姐妹都仍在从事的这种职业，其实对今天的我，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不是要学习陶渊明，我活到五百岁，读到五百岁，也没有陶渊明那样的学识，最重要的，是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荚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具体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活着就是活着，死亡就是消失。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程，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尔虞，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真、善、荚与假、恶、丑都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走来的时候，仅仅是为了我们不能不走来，我们走去的时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走去。而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景，无论多么美好，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是要说终极的什么话儿，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一座房子住得太久了，会忘了它的根基到底埋有多深，埋在哪儿。现代都市的生活，房主甚至连房子的根基是什么样儿都不用关心。还有一个人的行程，你总是在路上走啊走的，行程远了，连最初的起点是在哪一山水之间都已忘了，连走啊走的目的都给忘了。而这些，原本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记住的。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既然不知道原初人生的目的，也就无所谓人生终极要达到什么目的，浑浑噩噩，贪婪无比，到了想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大几，已经直奔了四十岁的门槛。我想，我必须写这么一本书，必须帮助我自己找到一些人初的原生意义，只有这样，我才能平心静气地活在这个人世、社会和土地之间，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而不太过迷失。至于用三年时间写作，半年时间修改，这除了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往年，再也不能对一部作品一气呵成的原因之外，是我发现了一个人对原初寻找的凄楚的愉快，我害怕这种凄凉的快感会很快从我身边走失，而使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转眼间烟消云散。我不渴望写作，可我渴望我无力摆脱人世的缠绕和困惑时，写作给我带来的安慰。我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日光流年》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可我写完它之后，我将面对写作目瞪口呆而不知所措。这不是对写作的江郎才尽，不是对艺术的一种困惑，而是对生命原初寻找后的清晰的茫然和茫然的清晰。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把本可以快一些的写作速度放慢了下来，把先前一般不改稿子的习惯改了过来，把原来四十六万字的作品，一气压、删掉了近十万字。这不仅是说我想让《日光流年》更趋完美，我知道《日光流年》中的遗憾也许尽其我毕生精力都无法弥补，我这样修改了一遍，又修改了一遍，三易其稿，还是为了延续写作中那种寻找对心灵的安抚，对迷失的校正。
把《日光流年》交出手时，无人可以体会我那种完全被掏空了的感觉，那种心灵被悬浮的感觉，如果不认为是一种矫情，那时候能回到山脉的土地上去种种地，和我少年、青年时期一样的劳作一些日子，真的比读书会更觉充实一些。无论如何，《日光流年》的成败都已无所谓了，重要的是我在四十岁前写了《日光流年)，我在《日光流年》中开始了我许多寻找的跋涉，又一次得到了类似土地给农民带来的那种写作对心灵的安抚。还有，就是悬浮的心已经开始慢慢下沉，我又可以继续写我别的小说了，开始又一次和种地一样劳作了。
1998年9月7日于北京清河

水里的光
阎连科
我不知道是时间在水里流淌，还是水在时间中潺流不止；不知道时间的出生要早于水的来世，还是时间在水中孕育后漫出水面而有了时间的存在。但是，我知道他们彼此永不消失的生命既可以互不依存，而又必须以对方的存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比起水和时间来，小说的生命简直短如尘星的半径。我们说某一部经典生命不息，永垂不朽，这话只可以在人群中流传和相互传递，决然不可以让水和时间听去，那样它们会笑掉大牙，一如我们偷听到了蚂蚁说地球太小，不够他们做一个随风起舞的舞台。
在水和时间面前，文学没有永远的经典。在人类的理想面前，文学必须有经典的存在。如果人类不遴选自己的经典，就会在时间那里失去文化特征，失去人类在时间和水面前存在的坐标。所谓经典，其实就是时间腹内的舍利，是因水的流淌而从粗粝的石块上磨损而出的、微弱的沙石的钻光。
也因此，对聪慧、明白的正常人来说，很少可以有人做到，别人说他经典而不脸红、并觉得受之无愧。一如今天的文坛想骂谁就称他为大师，听起来似乎受用，可冷清起来，可以轻易就品出其中的嘲味和讥笑来。
谈到自己的作品，无论是长篇、中篇或短篇中的相当部分，写作时真的是动情动心，乃至于内心无法隐忍地激荡，真的是用自己粗粝的旧体钢笔，日日蘸着自己每天流动的脉管之血，一个字又一个字地伏案书写，宛若我那未曾出版的长篇小说《四书》中的那个作家，每天用自己的鲜血去浇灌他种的小麦，直到他把自己的动脉血管豁然割断，让那殷红的动脉之血，顺着雨水如雨滴样洒落在他的庄稼地里；也一如一个痴呆的人，要用刀剁碎自己的心去滋养一份爱情。可是，这又能怎样呢？作家用鲜血种植的小麦能拯救他的生命和人活着的尊严吗？用剁碎的心去滋养一份爱情又会有怎样的收获？而我的这些小说，一本本地出版和再版，在如水的时间里又能怎样呢？读者买了、看了，甚至会为书中的语言、情节、人物、叙述和写法感慨、哭泣或震撼，可这又能真的怎样吗？能拯救一个作家内心的孤独和无法言说的他对世界和现实的某种绝望吗？
我总是希望用文学的理想之光来支撑自己内心的疲惫、不安和虚空，希望文学的光芒可如水中的粗石细沙之光样，照亮总是出现在我眼前漂浮不散的一团团的黑暗，可我和我的写作，又总是无法做到和完成这一点。如果有人看了这些小说中的哪一本、哪一部，可以真诚地告诉我说我做到了或做到了一些，我将会向他含泪致敬并永远、永远地为他而祝福。
2011年6月14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