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育

《饲育》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主人公“我”和“弟弟”、“兔嘴”以及伙伴们是位于峡谷里的小山村——开拓村的一群孩子。一天，一架敌人的飞机坠毁在村边山上的森林里，一名黑人飞行员被村民逮住了，在上级处置命令到来之前，他像牲口一样被“饲养”在了“我”家居住的村中央公共仓库的地下室里。因为“我”父亲是位猎人，有猎枪，成了“黑人”的看守者，“我”也因此获得了给黑人俘虏送饭的权利，村里的小伙伴们对我有机会接触到黑人非常羡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伙伴们完全接受了黑人，并把监护黑人作为了一种快乐。“我们”打开了黑人脚上的枷锁，带他到村子里转悠，大人们也不再指责，“我们”与黑人快乐地相处。

情节的递转突变由镇政府职员“书记”引起，他从镇里带来了要把黑人押送到镇上去的消息。于是“我”出于对黑人的友谊，跑去黑人那里提醒他注意。而往日的黑人朋友却突然间变成了敌人，将“我”抓为人质，“我”掉进了恐惧的深渊，看着地窖外的大人们，希冀他们看在“我”的份上放弃暴力。然而往日纯朴善良的村民们却是如此暴怒，他们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爹向“我们”扑来，举起了厚刃刀将“我”的左手连同黑人的头颅一起打得粉碎。最后引起这场暴力的镇政府职员“书记”死于非命，峡谷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极度的恐惧，强烈的反差，深切的困惑使“我”大病一场，也给少年纯洁的心灵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社会背景

《饲育》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四国山区乡村。童年时代的大江健三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的残酷性给他幼小的心灵强烈的震撼，尤其是发生在1945年的九州帝国大学人体解剖事件， 对经历过战争时代而又进入战后“新时代”的大江健三郎来说，带来的不仅是心灵的震撼，更重要的是他对战争的反思， 更是给正处在青年时期的大江健三郎以“灵魂的救治”为主题找到了全新而又宽广的舞台。

在大江健三郎创作《饲育》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整个日本还沉浸在 二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潮当中，“歧视” 是一个普遍存在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在日本，“歧视”还有着源于历史的特殊内涵，如贱民歧视问题几乎与日本天皇制的建立相伴而生。明治维新后虽然颁布了解放令，但歧视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对 阿伊努族的歧视等也是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

阿伊努族人是日本最初的居民，是赤道人种的一支。据日本史料记载，阿伊努人在公元五世纪时被称为“毛人”，因为他们的特征是皮肤比较黑，毛发浓密而长，使用独一无二的语言。日本东北部的地名，许多来源于阿伊努语。“阿伊努”一词，在该族语言中是“人”、“男人”和“尊敬”的意思。阿伊努人原先主要靠渔猎为生，渐渐开始农耕定居，后来与中国和本州居民通商。

个人背景

1935年出生于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的大江健三郎， 在被森林和峡谷包围的山村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和与外界隔离的山村给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我”

“我”出生于二战期间日本一个偏远闭塞的村庄。“我”是一名小学生，有一个弟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峡谷村庄”里。“我”对于成年世界，有一种抵制厌恶的感觉，在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而“我”却被强迫着长大。“一个天启的思绪浸遍‘我’的全身，‘我’不再是孩子了。与豁唇儿的血淋淋的争斗、月夜下掏鸟窝、玩爬犁、抓野狗仔——这一切都是小孩子的把戏，而‘我’已经与那个世界无缘了。”

在“饲养”黑人大兵期间，“我”担任了给黑人兵送食物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伙伴们，甚至于大人们对黑人兵都放松了戒心， 特别是以黑人兵修理拴在他脚踝处的野猪套索时与“我”们的对话为契机，“我”们和黑人兵正式“破冰”，同时也宣告黑人跟“我”们友好交往的开始。但是好景不长，镇上押送黑人兵的通知一到，黑人和大人们之间的战争爆发，“我”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人质”。最终大人砍死了黑人兵，“我”也随之被解救。

《饲育》的主题：“战争体验”——太平洋战争时期一个少年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里的体验。

故事主人公都是未成年的少年儿童，表现的是战争时期成人的疯狂行为对少年身心的影响。

战争时期的日本社会是大人们制造出来的令人窒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人们变得残忍疯狂。在《饲育》里，少年主人公的感受告诉人们，如果没有敌机偶然飞到山村，如果没有大人们的凶狠争斗，如果没有村民对逃跑士兵追击和凶残的惩罚，少年儿童是觉得战争是很遥远的事情。由于大人们在参与战争，本应快乐的生活变得令人窒息。制造战争的大人也给少年儿童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世界。在小说《饲育》中，作家写道：“我和弟弟是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紧包裹着的、粘附着嫩皮的绿色小种子。这种子柔软娇嫩，只要接触到户外的光线，便会痛得颤抖剥落。坚硬的表皮外，在屋顶放眼可及的远方狭长耀眼的大海边，那层峦叠嶂的群山对面的城市里，旷日持久的、如传说般雄壮却显拙劣的战争正吐出窒闷的空气。但是，战争对于我们，不过是村里小伙子的远征和邮差时儿送来的阵亡通知罢了。战争未渗入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最近开始飞越村子上空的‘敌’机，于我们不过是一种希奇的鸟儿罢了。”

作为少年儿童不理解大人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残酷的世界，可这个残酷的世界就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期日本专制社会的真实写照。日本法西斯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法律和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日本社会的控制。1937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国体之本义》规定了日本全体国民必须无限忠诚于以天皇为首的专制政府，专制政府通过法西斯教育，把整个国家都军队化了，并通过《治安警察法》等一系列严酷法律，严厉镇压国民的不满和反抗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日本，“‘举国一致’、‘万众一心’成为国民的口号，因此不允许有反对、批判国家政策的活动。万一有人做了类似的事或说了类似的话，就要被邻居作为‘要注意的人’，而受到全村的制裁和排挤，被作为‘非国民’向警察告密的危险性也很大。去告密的人完全不是想做坏事，而是以出色完成‘国民义务’的‘爱国者’而自居。当时，有许多这样的‘爱国者’，因此，人们只有保持沉默，别无选择。”

《饲育》中的文书人物就是专制统治的象征。有了文书、村长等这样的法西斯专制政府的效忠者，整个日本社会完全按照侵略战争的需要来运行，所有的国民被动员起来支持参与战争。《饲育》中描写的村民是手持猎枪，听到号令立刻集中。《饲育》里的村民听到有敌机上的飞行员跳伞，便像“围猎野猪的样子”一起去搜山。

在一个全体国民都疯狂参与侵略战争的年代，在一个由法西斯军国主义专制统治的年代，日本的成年人让少年儿童一起参与支持战争，一起经受这令人窒息的梦魇世界。《饲育》中的大人们把被俘虏的美国黑人士兵当成牲畜给饲养起来。在孩子眼中，大人的做法是极端残忍的。“好像冬日围猎野猪的样子，大人们严肃地抿着嘴唇拥着‘猎物’，前倾着身子走过来，看似有些悲哀的样子。‘猎物’并未穿灰褐色的丝绸飞行服，而是一身草绿色制服，配以沉重笨拙的靴子。他歪着乌黑发亮的大脸仰望着落日余辉残存的天空，一瘸一拐地拖着双腿走过来。‘猎物’的两只脚踝上缠着套野猪的套索，套索发出嘈杂的声响。”大人们不仅用逮野猪的方式抓获了俘虏，更用关押野兽的方式对待这个黑人士兵：“大人们再次围住黑人士兵开始慢慢地往回走。我们拉开距离跟着沉默的队伍，队伍在仓库一侧的货物装运口前停了下来。那里有一个冬天用于贮藏栗子的地下仓库。人们挑出秋天结出的上好栗子，用二硫化碳杀死硬壳里的幼虫加以贮存。那地下仓库张着黑洞洞的入口，看上去像野兽的巢穴。仿佛一项仪式开始了似的，大人们就那么簇拥着黑人士兵庄严地走下，从里侧盖上了厚厚的盖板。”从此，这个黑人士兵就脚带镣铐，像野兽一样被关在这个地牢里。

《饲育》中的孩子们承担起了给黑人俘虏送饭及看护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人们开始关注自己的事情，对黑人俘虏的事情似乎有些淡忘了，而孩子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这个黑人俘虏了。“我们这些孩子完全沉醉于黑人士兵了，他占据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空间。他像瘟疫般在孩子们中间扩散扩散。但是，大人们有工作要做，他们不会传染上孩子们的瘟疫，不可能静候镇公所那迟迟不来的指令。就连负责监视黑人士兵的我的父亲也出门打猎去了。于是，黑人士兵开始完全无条件地、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而生活在地下仓库里。”

孩子们先是打开了黑人脚上的套索，又经常带黑人士兵到村子里的石板路上散步，后来又带黑人俘虏去公共汲水场的泉水池一起嬉水，孩子们从黑人俘虏那里得到了无尽的欢乐。当镇上的文书带来要把黑人俘虏交到县里的指令时，“我们坠入了惊愕与失望的深渊。交出黑人士兵之后，村里还有什么？夏天将变成空虚的外壳。”

所以，孩子们想竭力把黑人俘虏留在村子里，黑人俘虏也为了不离开村子就劫持了“我”，结果在冲突中被打死了。面对黑人俘虏的死亡，“我无法忍受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大人。这些呲着牙齿，挥着柴刀向我猛扑过来的大人们非常奇怪，我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令我感到恶心。”

大江健三郎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的认识是一种矛盾性的批判。这就是一方面揭示了战争时期天皇制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对国民的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民族自尊而引起的对战后美军占领体制尚未完全克服的抵触情绪。《饲育》作品是为了表现对战后社会的不满，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的实体，四周都是“墙壁”，而自上而下的强权统治和美国军队的占领等则是构成“墙壁”的内涵。

借助儿童视角，大江健三郎在批判隐藏于人自身内部的暴力倾向的同时，对以战争方式表现出来的“国家暴力”的根源进行了影射。

儿童视野中的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

与人称视角不同，儿童视角是一种人物视角。作为众多人物视角的一种类型，儿童视角体现在以儿童的眼光和思维来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儿童视角，即指在小说中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用儿童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组织情节，来表现儿童所能感知的那部分生活景观。”

在《饲育》中，大江借助涉世未深的“我”的眼光来讲述故事，使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饲育》的开头描写了“我”和弟弟傍晚时分来到峡谷底的临时火葬场，寻找用来做胸章的死人残骨。夜幕降临，“我”突然想到村里的一个女人前几天在这里被火化的情景，觉得“死尸的气味象某种甲壳虫在手指的重压下溢出的胶状分泌物一样，又重新在我的鼻孔里扩散开来。”

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敌机撞山，惊讶得“像掉进油里的飞蛾，动也不能动。”“我们”想象着敌机飞行员的处境，认为外国兵躲在开满草穗般花朵的高大的枞树枝上，臃肿的飞行服上沾满了枞树花，“把他装扮成一匹肥硕的冬眠前的松鼠”。然而，被捕的黑人士兵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恐惧，“我”甚至觉得关押黑人的地窖的小窗“象伤口一样张开黑洞洞的大嘴”，自己似乎会被黑人从那里拉进去。借给黑人士兵送饭的机会，“我”近距离地接触到了黑人，看见他的厚嘴唇如橡胶一般，一口白牙“像机器零件一样排列得井然有序”，喝起奶来“像夹杂着气泡的湍急流水”，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

儿童对死的恐怖、看到敌机的惊讶、对外国士兵潜藏状况的想象、对黑人士兵的恐惧以及对其旺盛的食欲的描述，都通过与“我”周围自然界事物的类比生动地展现出来。小说中这样的描写比比皆是，体现了儿童思维的诗性色彩。

儿童具有生命的原初体验，这种体验尚未经受或很少受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浸染，使他们的思维呈现出非理性的一面，进而使他们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来感知世界。儿童的边缘地位，儿童未被世俗蒙蔽的眼光，成为感性地反映现实存在的一种很好的观察点。“以儿童的视界去透视世界，人类的生存世相将会脱离‘习惯性桎梏’下的理解方式，呈现出别样的意义。”

“我”所呈现的原生态的社会面貌就不同于成人眼中的世界，它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我们”没有亲身体验过死亡的恐惧，小说开头“我们”采集死人残骨做胸前的饰物这点，充分体现了儿童懵懂无知的天性。对于战争，对于战争所带来的生与死，“我们”也毫不关心，在自己的世界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饲育》中这些新奇的比喻是儿童眼中的世界呈现，它打破了人与物的天然界限，充分展现了儿童的世界认识与自然密不可分这一原始思维特征。实际上，在这篇小说中，比喻已超越了修辞的范畴，成为儿童视角、儿童感觉的文字呈现。透过这些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儿童与自然本能的亲近以及儿童思维的天真无垢。在某种意义上，儿童的成长过程也就是童真逐渐丧失的过程。

《饲育》是描述叙述者在童年时代丧失纯真，获得人生经验的故事。通过大江式的动物意象的运用，年轻的叙述者的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和作为物的人这一观念被展现出来。动物意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推进了叙述且与作品的主题密切相关。

文本中，动物意象几乎在所有登场人物身上都有所体现。动物意象体现了儿童与自然的亲和，小说人物在儿童思维的观照下通过与自然界动物的类比得以生动呈现。“我”的父亲得知敌机坠毁的消息时非常警惕，“像潜伏在黑暗的森林里准备扑向猎物的野兽”，准备随时出动围捕敌人。与大人们的不安相反，孩子们快乐无比，兔唇儿在泉水嬉戏时，“嘴里发出鸟叫般的笑声”；弟弟吃马铃薯时“象一头幸福的野兽”；村里的孩子们玩着爬犁，“像一匹幼兽在草地上飞驰”。

动物意象更多地用于黑人士兵。在爹眼里，黑人浑身一股牛臊味，“跟牲畜没两样”。在孩童的“我”的看来，被俘的黑人刚开始被关进地窖，“像一头挨了一顿狂鞭的牲畜”，和他近距离接触后发现黑人像“一头笨重的黑色野兽”，“简直是一头温柔驯顺的动物”。他造型优美的卷发，在他那“象狼一样尖立的耳朵上方翻腾起黑褐色的火焰”。在和黑人士兵水边嬉戏时，“我”觉得他湿漉漉的健壮的身体丰满而俊美，“像一匹黑色的马”，“剽悍的姿势如同发情时的公山羊一般”。孩子们都觉得“黑人是一匹无比出色的家畜，一头天才的动物。”这些描写展现了黑人士兵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像牲畜一样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黑人最终没有摆脱被杀害的命运。

儿童视野中的暴力和死亡

在《饲育》小说中，大江健三郎虽然选择了儿童充当观察世界的视角，凭借儿童的感性思维方式进入小说的叙事话语系统，但他并不是以对天真纯洁的儿童世界的描绘和建构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是要将儿童感受到的成人世界的暴力和盲目屈从的一面挖掘和呈现出来，以宣泄心中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视角实质上是大江健三郎自己观察和反映世界的隐喻或载体。

《饲育》展现了一个缤纷的儿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以捡死人骨头做装饰，可以捉野狗驯养，可以在泉水边自由嬉戏。然而，在“我们”幼小的心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那就是山谷村庄与镇子的对立。山谷村庄由于山体滑坡冲毁了通往镇上的桥梁而陷于孤立状态，但在叙述者“我”看来，与镇子的彻底隔绝，“并未给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偏僻的小开拓村带来任何现实的烦恼”，因为“镇上的居民像对肮脏的动物那样厌恶我们”。镇子代表了权威的发源地，战争期间，一切指示都来自那里。山谷村庄对镇子有一种抵触感和自卑感。

山谷村庄的孩子们，本能地感受到山村和镇子这种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存在，从而将村民和镇上的人置于对立的位置。一走进镇子，“我”便把肩紧靠在爹身上，不去理睬街上的孩子们投来的挑衅的目光。“我”知道，如果爹不在身边，这群孩子会用口水和石块迎接我的。“我”对镇上的孩子，总有着一种像对待令人生厌的毛毛虫似的厌恶和轻蔑的感情。阳光下这群体态瘦小、目光奸诈的孩子，如果没有躲在昏暗的店铺里监视我们的大人，“我”相信，不管是谁，“我”都会把他打翻在地。即使是山谷村庄的孩子们之间，“我们”也能看到上与下的等级差异。

在这个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暴力。在小说开始“我”没能找到死人残骨作为胸饰，“我”要做的就是“靠拳头从其他孩子那里抢夺”。“我”和兔唇儿是孩子王，当其他孩子也想近距离地看黑人，受不住眼前情景的诱惑，忘乎所以地要跟“我们”走进地窖时，“兔唇儿无一例外地把他们打倒在地，鼻血直流。这就是僭越者为自己的非分的行为付出的代价。”连作为统治者传声筒的“书记”也认识到了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死亡的战争的残酷本性，认为“一切好像都要结束了”。见证了战争残酷性一面的“书记”最后因偶发事件死去。从开头的临时火葬场捡拾死人残骨到结尾处“书记”的死，死亡意象很明显成为奠定小说叙事基调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在“我”象征性的死亡——昏迷中也有所体现。与死相连的，是经历生死体验后的再生。在粘糊糊的口袋中，“我”滚烫的眼睑，燃烧的喉咙，灼热的手掌开始使“我”愈合，成形。但是，我还不能撕破这种黏膜从口袋里挣脱出来。“我”像一头早产的羊羔，包裹在粘膜里面，一动也不能动。

《饲育》中描写的少年苏醒的一幕，很明显包含着农耕民在植物生命中赋予的循环再生思想。种子从地下（母胎）发芽，重现其新的生命力。作为“种子”的少年在和地下仓库相连的“谷仓”的床上苏醒。这一意象，作为作家追求的死与再生的主题，散发着耀眼的光辉。

少年象“早产的羔羊”在谷仓的床铺上苏醒过来的意象，体现了以黑人士兵之死为媒介的少年的再生主题。经历了残酷的人生考验，“我”醒来后，看待死亡的眼光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瞥了一眼‘书记’的尸体，站起身，躲开围上来的孩子们。这突如其来的死，死者的表情，时而充满悲哀，时而又不无微笑。这一切我都习以为常了。”

故事开始时在临时火葬场上想起被火化的死者悲伤的表情而深感恐惧的少年已不复存在，面对着暴力导致的死亡和偶然的死亡，曾被推向死亡边缘的“我”表现出异常的成熟和冷静。

《饲育》的儿童视角虽然表述的是儿童的感受，但是，它只是借用了儿童的诗性思维和纯洁心灵，为复杂、严酷的当下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它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战争中人们闭塞的生存状态，建构的依然是有着战争反思意味的社会小说。《饲育》结尾一场暴力的上演把主人公推到死亡的边缘，主人公“我”孩提时代的纯真和幸福在一瞬间化为乌有，犹如战争的暴力使日本整个国家陷入困境，变得伤痕累累一样。从“我”感伤的叙述中很容易联想到政府和当权者不惜牺牲无数生命发动侵略战争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力给人们带来的伤痛。

文本与现实的对话——《饲育》儿童视角的诗学内涵

《饲育》中的儿童视角可以说体现了儿童感性与成人理性的复合。在对儿童视角的实际操作中，作者大江健三郎无法从叙述者的身份中脱离开来，所以不可能以百分之百的儿童眼光来审视和感受世界。成年叙事者的声音时隐时现，成为《饲育》童年回溯叙事最突出的特征。文本中，成人视角巧妙地隐藏在儿童视角背后，儿童声音、成人声音、儿童话语、成人话语的交织并存使这部小说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而具有了多声性。在儿童的懵懂、天真与成人的世故、功利这一悖论的叙事话语和价值观念下，大江健三郎对现实世界的呈现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达趋向多元与丰富。可以说，《饲育》的儿童视角拓宽了这部小说的意义生成空间，使其具有了从各个角度解读的多义性。虽然，《饲育》中的叙述者在很多时候基本放弃了追忆性的眼光而采用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叙事，但在叙述背后，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已成年的“我”内心的跃动。

“我和弟弟就像是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裹着的小种子。它柔弱、娇嫩，一丝外界的光就能使它瑟瑟颤抖，把它表面的青膜破损殆尽。在坚硬的果壳外，在屋顶上放眼可及的远处光带般的大海的彼岸，在峰峦重叠的群山那边的城市里，旷日持久的，像传说中那样雄壮，却又毫无指望的战争正吁出滞闷的空气。可战争对于我们，只意味着村里年轻人的远征和邮差不时送来的阵亡通知书。战争没有渗透这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最近开始飞过村庄上空的敌机，于我们也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鸟而已。”

当时年幼的“我”不可能用“被坚硬的表皮和厚厚的果肉紧裹着的小种子”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自己，这是成年的“我”在回首童年岁月时对自己当时懵懂未开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在对童年往事的追忆中，叙述者把战争描述为“像传说中那样雄壮，却又毫无指望”，表现了成年后的“我”对战争的失望和讽刺。时间状语“最近”一词，又把叙述自我视角转换为经验自我视角，在视角的切换中，童年的感受得以真实再现，读者也能深切地感受到成年叙述者弥散在小说中的感伤情绪。

儿童视角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两套话语系统的共存。成人与儿童两种世界的明暗交织、双重话语的交错、过去与现在两种时间的往复，使之呈现出复调的诗学意味。

《饲育》虽然以内心独白形式展现了作为儿童的“我”的内心世界，但其中蕴含的却是成年叙述者童年丧失的心理创伤。《饲育》其实是成年叙述者借助儿童话语和童年记忆表达了当下的“我”对战后现实的幻灭感。这样，叙事声音和叙事眼光不再由叙述者一人统一起来，而是分别存在于故事外叙述者“现在的我”和故事内聚焦人物“当时的我”这两个不同的实体中。两种话语系统的相互交织，拓展了小说叙事的空间，使文本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从作品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童年的生命体验如何向此在生成，在美国占领下如何通过向童年记忆的回溯而获得精神、思想上的反省，一个成年人如何借助童年的记忆超越当下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天皇制）反思战争这一暴力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我”的不幸童年不再是一个只停留在过去而不与当下发生关联的世界。正是通过儿童视角，大江健三郎细致入微地传达了“我”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暴力、死亡、屈辱等种种精神、肉体之痛，通过对战争的反省，表现了那个非理性年代的阴暗、荒谬和残酷，抒发了对和平的期待、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强烈呼唤和对生命本真的执著追问。

把叙述的权限交给天真无邪的儿童，以清澈明亮的童眸充当观察世界的视角，这些凝聚着大江健三郎深邃的社会学、文化学的思考，蕴含了大江健三郎对童年记忆的审美观照和对当下现实的深刻批判。借助于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复合，大江健三郎表达了自己对暴力、战争的控诉，在对童年的诗性回溯中体现了对成人世界的非人道、残酷一面的揭露。这种叙事结构因“儿童世界——成人世界”、“儿童视角——成人视角”、“儿童话语——成人话语”的交织使文本充满了内在张力。

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复合，使自我内心的情感和记忆被重新唤起，使人物叙事者在回归童年经验的同时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以及内心对故乡和童年记忆的书写。可以说，儿童视角作为大江建构小说艺术的一种方式，包含着山谷村庄经验的诗性回归和精神乌托邦的审美建构等深层创作动向，这也是大江健三郎长期以来立足边缘，将山谷村庄作为小说创作舞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饲育》以一种异想天开的卓越的想象力作为创作基础， 是一部具有浓厚抒情性的、艺术手法纯熟的作品， 蕴含着大江之后的小说创作主题的萌芽，具有从各个角度解读的可能性。

——奥野健男（评论家）

或许可以将其置换成世界规模的政治性力量关系来解读。

—— 小森阳一（东京大学教授、著名文艺批评家）

大江健三郎（1935—）， 日本作家，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专业。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 死者的奢华》、《饲育》、《掐去病芽，勒死坏种》、《 广岛札记》、《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