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忱

1898年5月7日生于开明富户家庭。幼时，昌图通江口一带百姓因其父变卖田产、修筑辽河大堤根除水患，曾赠送"通怀饥溺"匾额。这对车向忱影响颇深。

1906年，车向忱入本村私熟读书，1909年入其父办的时势小学堂，受教于思想进步的符先生，1912年入法库县东调兵山高小读书。

1914年，车向忱考入法库县中学读书，毕业时虽已完婚，但爱国上进之心强烈，遂于1918年进北平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

1919年，他因参加火烧赵家楼活动被捕，在群众抗议下被释放。车向忱抱定了教育救国的志愿，虽然遵父命考入了中国大学法科，但不到一年改考丁本校哲学系，以实现救民报国的宏愿。在中国大学学习期间，车向忱与几位同志办起了平民夜校，开始了平民教育活动。《中国大学十六周年大会会刊》评价他们的平民夜校说："查本平民学校创设最早。中小各部，斐然可观。此中不足以言普及。然若各地仿行，持之以久未始非唤起民众之一法也"。1923年，他写成3．7万字的《打破迷信》一书，自费出版1000册，阐述民主、科学主张。

1925年，大学毕业后，车向忱回到沈阳，在东北大学附属中学等三所中学任教。回沈后车向忱办起了贫儿学校、平民夜校，创办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后改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协进会）。他还通过在东大附中学习的张学思面见张学良，得到张学良的理解和支持(张学良过后资助大洋5000元，还兼任了平民协会名誉会长)。为了平民教育，他把自己大部薪金拿来办学。家中断炊，被中学解聘，也义无反顾。到1929年7月，全省共办起城市平民学校40多所，农村平民学校200多所，学生共7000余人。此间，他编写了《辽宁国民简易教育概况》。

1927年，车向忱还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活动，并取得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遭到爱国人士奋起抵制和反抗。

1929年夏，车向忱、阎宝航、张希尧等人组织了反日爱国的民众团体--"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这个民众团体向民众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拒毒禁烟。

1930年3月10日和8月18日，车向忱等人两次组织群众在沈阳小河沿体育场焚毁了省邮政局扣留的日本人贩运的海洛因386包，烟土4000箱。此外，车向忱还创办了《常识半月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车向忱到北平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9月27日，车向忱与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陈先舟等在北平旧弄部街奉天会馆建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担任该会执委、常委，兼任政治宣传部副部长，并参加军事部工作。

1931年11月，车向忱等人奔赴南京，求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大地"、"供给东北军军火"、"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团结爱国力量，一致抗日"等七项要求。但蒋虚伪傲慢，让他们去找陈立夫，他们只好不抱幻想，自己去干。

1932年初，车向忱自告奋勇，受救国会委派，扮作卖药先生与扮作徒弟的宋黎、李述全一同潜回东北，联络敌后抗日义勇军并向他们转交了"救国会"及张学良将军的信件。之后，车向忱又进入冰雪覆盖的大兴安岭林区在黑河官银号见到了马占山将军，转交了张学良的信和委托书、委任状。车向忱每到一地，都与抗日将领商议救国大计，策划组织抗日武装，宣传抗日，鼓舞士气。车向忱按"救国会"决定，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开设大同疗养院，掩护来往抗日同志，秘密为义勇军战士治疗伤病。以后，车向忱又潜往满洲里，寻访苏炳文，推动联合抗日。不久，又前往绥芬河一带策动伪军反正。

1932年2月，车向忱化名杨秀东，装扮成卖药先生，把救国会和张学良用白绫子写给义勇军的委任状和密信藏在贴身棉衣里，由宋黎、李述全陪同，北上慰问各地义勇军。

1932年2月后，他多次往返关内外，联络义勇军将领共同抗战，先后在哈尔滨、珠河、延寿、方正一带，慰问李杜将军，其间，曾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南头一幢房子开设了大同养院，抗日组织的一个联络点。车向忱化装成农民，身穿破棉袄，头带旧皮帽，一个人进山了。他忍饥受冻，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森林，终于找到马占山的队伍。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指挥著名的江桥战役，打响了抗日第一枪。面临日军的强大攻势，他率部被迫退至黑龙江省瑷珲县。拿着车向忱冒死送来的张学良亲笔信，马占山激动得热泪盈眶，宣誓反攻，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我们决不辜负张副司令和全国老百姓的希望，继续战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完成使命后，车向忱顺嫩江奔赴齐齐哈尔、海伦、拜泉、安达等地，寻访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清等，令他们可以与马占山南北策应，夹击齐齐哈尔的日寇。

1932年6月，车向忱回到北平。

1932年8月27日，车向忱再次回东北。同年，救国会在哈尔滨开办了一所医院，取名大同疗养院，车向忱亲任院长，聘请哈尔滨检察院的检察员关旭东为副院长。大同疗养院开业后，各路义勇军的联络员以患者或药商的名义来到这里接洽相关事宜，拿到救国会的委任状、密信、活动经费等。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党员也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来疗养院接头，研究工作。几个月来，车向忱亲眼看到义勇军将士在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却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和内地的支援而损失惨重。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车向忱于12月6日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

1933年6月，车向忱秘密承担着联络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第三次潜回东北。当时日寇加紧对东北各地抗日力量进行镇压，武器装备很差的义勇军分散在山区、河套，和敌人艰苦作战。车向忱从日伪报纸上得知杨靖宇的队伍在桓仁县老秃顶子山，历尽千辛万苦，和他们取得了联系。车向忱没少接触杨靖宇的部队，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当不好，大部分战士都穿缴获的鬼子服装。有一次老百姓误解了，“哎呀，鬼子来啦！”车向忱从这支军队看到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希望，他代表救国会向战士们慰问。经车向忱联络，救国会帮助杨靖宇的队伍募集到了钱款和武器。

1933年3月，车向忱、张希尧等人两次代表"救国会"，赴长城、张北抗日前线慰问，使抗日将士很受鼓舞。6月，车向忱第三次回东北执行联络南满游击队的任务，找到了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商讨了援助军火事项。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深入接触中，车向忱受到了深刻教育，使他看到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希望。

1934年，车向忱携妻回到北平，接办原"救国会"领导的东北难民教养院，主持东北义勇军眷属生产自救和流亡儿童协议书学习工作。后赴陕西秦岭银洞滩垦荒造田，生产自救。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共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东北军中反响更大，车向忱为之精神振奋。同年，车向忱应老朋友、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之邀，携家眷去西安，在西安创办东北竟存小学校。这期间，车向忱积极向王以哲陈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此时，恰逢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高福源团长求见张学良，在车的劝说下，得以面见张学良。张学良当即写了回信，表述了东北军志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当年协助周恩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李涛曾说："车向忱同志在配合我党争取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建立的工作中，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后来，车向忱经常到张学良、杨虎城办的"军官训练团"--张学良的秘密团体"抗日同志会"中去宣传"团结抗日"道理，讲述"义勇军"英勇抗日的事迹。

1936年4月，在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及各界人士帮助下，于西安东关索罗巷正式开办了私立的"东北竞存小学"，并先后在西安民乐园、王曲镇、凤县银洞滩办起了分校。10月4日，在中共地下党"西安特支"、"东工委"的指导、帮助下，"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成立，车向忱任执委、主任委员。在"东救"组织的援绥抗战活动中，竞存学校走在前列。11月20日，车向忱率团慰问了绥远前线抗日将士。

"西安事变"后，车向忱参加了14个救亡团体会议，联合发出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主张》的通电。车向忱组织了130多人深入县乡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同时，还参加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工作，编写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12月25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押，车与"东救"发出电报，要求"允许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并携款1万多元分赴各地慰问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战士。

1937年1月，党的外围组织--"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成立，车向忱被选为执委，负责宣传工作。他在《救国教育》发表专文《东北奴化教育的一斑》，2月，东北军被肢解，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但车向忱在中共地下党和周恩来的帮助下，决心坚持办学，坚持战斗。车向忱增办了竞存学校。8月末，车向忱等5人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李涛公开出面交涉，社会各界人士声援，国民党中央军黄杰帮助，得以取保释放。

出狱后，车向忱更加坚定了依靠共产党办学的决心。竞存学校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输送干部的中转站。中共陕西省委在竞存学校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他紧紧依靠党伪领导，带领师生到党的吴堡青训班学习，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参观学习抗大作风。他们机智顽强地与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学校终于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45年，竞存学校共培养学生千余名，其中百余名奔赴延安，数十名参加了八路军。

1946年初，车向忱搭乘飞机回到东北，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6年9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兼嫩扛省联合中学校长、哈尔滨大学校长，来到哈尔滨后，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同时，开始接收哈尔滨大学工作，将原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于10月20日，正式开学，亲自讲授《教育学概论》，书写"实事求是"作为哈大校训。10月，车向忱加入中国共产党。

东北解放后，东北人民政府成立，车向忱被选为政府委员，担任教育部部长，沈阳师范学院（今沈阳师范大学）院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辽宁省实验中学首任校长。东北大区撤销后，车向忱担任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进辽宁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这期间，他还兼任过东北实验学校校长等职。^[1]

"文化大革命"期间，车向忱多次向周恩来写信，反映社会情况。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不要民主人士，不要统战政策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车向忱被加上种种罪名，不幸于1971年1月8日含冤在盘锦逝世，终年73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辽宁省委于1978年10月21日为车向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于1979年6月公开了车向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年12月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2]

车向忱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在完成东北地区对旧教育制度改造中，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号召教育界学习老解放区教育经验，明确提出"东北应当实行民主、科学、大众的教育"、"从实际出发，学习与生产配合，生产与劳动配合，学校与工厂配合，学与大自然配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主张。1959年，他撰写了《怎样教育新的一代》一书，明确提出"正面教育"、"耐心说服启发"、"家庭、社会、学校密切配合"等教育主张。

从事平民教育，并创办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等组织。

车向忱不仅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同时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的委托，筹建东北三省民进组织。1958年，民进辽宁省委成立。在这之前，车向忱1953年去长春，1956年去哈尔滨帮助吉、黑两省筹建了民进组织。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认清民进的性质和任务，推动民进更好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2]

车向忱旧居是辽宁唯一的教育家旧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旧居是一座日式二层小楼，是由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于1923年修建的别墅式住宅。

旧居两层共有8个房间，包括卧室、书房、办公室、厨房、卫生间和锅炉房等。

2008年10月，车向忱旧居被沈阳市政府列为沈阳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