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汤一介1927年2月16日，汤一介出生于天津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融会中西、并接通中文和梵文的学术大师之一，任职北京大学副校长。

高中时，汤一介对西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而且试着写作了一些散文、杂文。

1946年，因为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

1947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于1951年毕业^[4]。

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汤一介和他未来的妻子乐黛云就是在这里互相认识的。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汤一介、乐黛云结婚。

1956年，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父亲汤用彤的助手，负责帮助整理他的著作。

1957年后，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中共建政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

1966年，文革开始，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干校。

1973年，汤一介加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曾任材料组组长。

“文革”结束后，汤一介因为种种原因，接受审查。

1978年，时年51岁的汤一介被彻底平反。

1980年，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

习近平看望汤一介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

1983年，汤一介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汤一介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

1984年，大陆地区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成立，汤一介任院长。

1997年，汤一介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5]

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500人参加编纂。

2010年6月29日，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成立，汤一介出任院长。

2012年，获得第一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3年3月14日，汤一介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和87岁的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6]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于北京逝世。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送花圈悼念，北大校长王恩哥、哲学家李泽厚等均送来花圈或花篮悼念，灵堂摆有汤先生著作供人翻看。^[7]

2014年9月15日，汤一介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内的上千位社会各界人士专程赶来送别。^[8]

年轻时的汤一介（1952年）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1946年夏，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落榜，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就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找去了，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9]。1974年初，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定名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批判组^[9]。”批判组以“梁效”（即“两校”的谐音）笔名在中央媒体发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战斗檄文^[9]。“梁效”分为写作组、材料组。后从材料组再分出一个注释组，组员由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等学界名人，主要任务是为毛主席注释诗词，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9]。据统计，“梁效”共撰写文章219篇，发表181篇，其中《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代表作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9]。

汤一介是材料组组长，负责编《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9]。到了“梁效”写作班子最鼎盛的九小组时期，汤一介负责的小组也主要侧重哲学史^[9]。

1976年10月10号，随着四人帮隔离审查，中央下命令查封梁效，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汤一介被定性为犯一般性错误^[9]。

2006年，78岁的汤一介在接受采访谈到自己“梁效”岁月时，执意在记者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

汤一介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乐黛云和汤一介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反右时，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

在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比翼齐飞。

汤一介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按常规理解，人们认为这是学者的谦虚谨慎使然，继而非要把这一顶顶大帽子强加于他。事实却证明，汤一介说的是真心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