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图书目录（据：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谢保成集校本）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虽然书中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朕能擢[1]而用之，何惭古烈[2]？然徵[3]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破题】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是研究初唐的重要史料。《贞观政要》大约成书于唐玄宗在位期间，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注释】

　　[1]擢：提拔。

　　[2]古烈：这里指的是古代的圣君。

　　[3]徵：指的是魏徵。^[6]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边大臣如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云龄（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重用人才，善于纳谏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清高宗为《贞观政要》作序言：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东迁以降，风俗日薄，天下无复熙皡之美。虽有质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从谏、力行善政者，终不能有以震古而铄今。及贞观，太宗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队，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吴兢纂辑其书，名之日《贞观政要》，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元至顺间，戈直又刊其书，以行于世。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则又在于用此数贤。而数贤之中，又推魏征裨益为多。然魏征不能自必信用于太宗，以见其功业，则又知太宗所以独信魏征，言听计从，而见效若彼者，固人君所当服膺书绅而勿失也。书中分目，目中有条，条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论断之，其有望于后王也深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贞观政要》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是一部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在史料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此书现存最早刻本是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王氏勤有堂刻本；通行的是元代戈直集各古本加以校释刊行、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又重刻之本（简称“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涵芬楼藏“戈本”校点刊行，称“上古本”）；中华书局点校本是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的谢保成集校本。^[7]

吴兢（公元670年-公元749年），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吴兢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 著述很多，现除零散诗文外，仅存《贞观政要》一书流传于世。

《贞观政要》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直言谏争附

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绝姝，当时莫及，文德皇后访求得之，请备嫔御，太宗乃聘为充华。诏书已出，策使未发。魏征闻其已许嫁陆氏，方遽进而言日：“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臣传闻虽或未的，然恐亏损圣德，情不敢隐。君举必书，所愿特留神虑。”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全盛时代。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光辉灿烂的一页。而唐朝光辉灿烂的历史，是它的开创者——一代英主唐太宗李世民所建立的。

唐太宗十八岁策动其父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后来他东讨西伐，南征北战，浴血六年，削平群雄，建立了大唐王朝。

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即帝位，次年即改元为贞观。在他在位的二十多年中，他选贤任能，虚心纳谏，减轻徭役，发展生产，勤俭持国，励精图治。在短短的时期内，使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得到迅速的巩固和发展。

清高宗序

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东迁以降，风俗日薄，天下无复熙皡之美。虽有质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从谏、力行善政者，终不能有以震古而铄今。及贞观，太宗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队，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吴兢纂辑其书，名之日《贞观政要》，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元至顺间，戈直又刊其书，以行于世。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则又在于用此数贤。而数贤之中，又推魏征裨益为多。然魏征不能自必信用于太宗，以见其功业，则又知太宗所以独信魏征，言听计从，而见效若彼者，固人君所当服膺书绅而勿失也。书中分目，目中有条，条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论断之，其有望于后王也深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唐吴兢編撰。

吴兢（公元670-749年），汴州浚仪（今河南開封）人。大足元年（公元70工年），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則等人舉薦，入史馆編修国史。中宗時任右補闕、起居郎、水部郎中等职。玄宗時，歷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學士、衛尉少卿、左庶子等职，繼續參与国史編撰工作。曾撰《唐書》、《唐春秋》，均已散佚，并与劉知幾等共同編撰《武后實錄》。吴兢編撰史書，主張秉筆直書，以取信于後人，世人比之为董狐。

編撰《貞观政要》之目的，吴兢在其《上<貞观政要>表》中說的比較清楚。他認为，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曠古而來，未有如此之盛者”，“至如用賢納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規，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并焕乎国籍，作鑒來葉”.于是，乃就“其委質策名，立功樹德，正詞鲠義，志在匡君者，并隨事載錄，用備勸戒”。編成此書進呈，希望皇帝“擇善而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使“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