邽县

公元前688 年秦武公取其地，置邽县，后改为上邽县。

公元前221，秦始皇置三十六郡时，上邽是陇西郡中一县。

汉武帝时，置天水郡，上邽是其中一县，区划是今天水市区西南。

北魏时因避道武帝珪讳，改名上封；隋大业初复名上邽。处渭水上游，又当陇山外围，汉唐之间为秦陇地区交通中心和军事重镇，晋以后常为秦州治所。唐代安史乱后地属吐蕃，大中时收复，改为镇。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有些学者是这样理解的：秦武公攻邽、冀戎人，征服了邽、冀以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因此仅根据这一记述就认为秦国公元前688年建立了县制，邽县和冀县为全国县治肇始之地。周振鹤教授认为这是对史料的误读。

周振鹤对“县制起源”的研究结论是：秦武公其实是把邽、和冀戎的地盘变成秦国的县（鄙）之地而已，并不一定要理解为秦国当时已经具体设立了邽、冀、杜、郑等县。《史记》这段话是500多年以后所记，此事不见于《左传》，而非当时的实录。在秦武公以后的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再没有“初县”其它地方的任何记载。我们因此就很难将秦武公的“初县之”这个孤证当成秦国在春秋早期已经设县的依据，而应该理解为秦国领域向西发展到邽和冀，向东发展到杜和郑地区为宜。退一步说，即使秦武公当时已经置县，则这些县也是县邑之县，还不是郡县之县。《史记》里也没有交代当时是否任命了管理邽县和冀县的官员。

周振鹤还认为完全可以把公元前514年晋国设置10县的行动作为地方行政制度萌芽的标志。

他把对县的性质的演变问题研究推前了一步，将县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县是县鄙，县是县邑，县是郡县。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郡县之实。”

甘谷县人谢子徒(原名谢大平)摘自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该文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上，后收入1999年出版的《周振鹤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