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超

　　陈智超，1934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为宋史专业研究生，1965年毕业后留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直至退休。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宋至明代历史、历史文献学等。出版论著7中，合著合编论著8中，整理陈垣先生论著9种，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代表作有《解开<宋会要>之谜》等。 　　《宋史十二讲》，陈智超著。本书是清华大学历史系主编的“国史十二讲”系列之一。以专题的形式，介绍了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与传统教科书相比，可读性更强，是学术性、普及性兼具的历史著作。       陈垣先生的长子陈乐素、嫡孙陈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新会陈氏”祖孙三代均在史学领域内蔚为大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陈智超先生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陈智超：这话他不止讲过一次，并不是一句即兴或者偶尔的话。最早应该是1921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会议上。他当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陈老师（援庵）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

    陈智超：1929年，陈垣先生在北平师范大学兼任过一段时间历史系主任。他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援庵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本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到我的书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陈垣问我，汉学正统这时候在西京，还是在巴黎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相对叹息，希望在十年之后，把汉学中心夺回到北京。

      羊城晚报：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想法的不止陈垣先生一位。

       陈智超：对，包括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诸位先生，都深以为憾，并且有紧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学生朱海涛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问陈先生对于时局的看法，他就说：“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们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