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 收获长篇专号
作 者:李小林
出版社: 收获文学杂志社
出版时间: 2010年06月
ISBN: 9770583128033
开本: 16开
定价: 20.00 元
长篇小说
酸
限速二十
黑暗中的孩子
延伸阅读
爵迹
灵魂的玩法
一个青年眼中的奇幻世界
……
书 名: 收获长篇专号
作 者:李小林
出版社: 收获文学杂志社
出版时间: 2010年11月1日
ISBN: 9770583128033
开本: 16开
定价: 20.00元
《收获长篇专号(2010年春夏卷)(总18期)》包括:长篇小说:酸、限速二十、黑暗中的孩子、延伸阅读:爵迹、灵魂的玩法、一个青年眼中的奇幻世界。
《收获长篇专号(2010年秋冬卷)》内容简介:王海鸰《成长》:著名女作家王海鸰长篇新作。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叛逆男孩,有着这一代独生子女的普遍特点,聪明自傲,脆弱任性,高考前与父亲赌气,放弃名校,转报飞行学院,经受军人最严酷的训练,自暴自弃却终究不甘,直至成为优秀空军飞行员和指挥官。事业的成败纠葛着家庭矛盾与爱情的代价,真切而感人至深。
小白《租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冒险家乐园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白俄军火商、巡捕、黑帮、包打听、白相人等等,他们从事着各种匪夷所思的冒险,暗杀,军火生意,环环相扣的阴谋,隐秘组织的暗中博弈……所有这一切被一个局外人无意卷入,于是拼贴出上海租界极为奇特而又真实的图景。
荞麦《最大的一场大火》:十年,转瞬间的凝视,从学生时代到娱乐记者,八○后女生曲折的生活与情感历程,穿插着各个时问节点上的社会娱乐新闻,不断变幻的人事映衬着层出不穷的新歌,生生死死,物是人非,一切的过眼烟云仍然刻骨铭心。
董启章《学习年代》:作为香港新一代作家的代表,董启章曾两获红楼梦长篇小说奖。新推出的《学习年代》描写女主角阿芝大学毕业后,到V城海边小镇西贡体验生活及思考人生,认识了一群合伙开书店并创办“燃烧的绿树”读书会的青年学生,在情感和人生的多重挫折和考验中,他们走向各自不同的道路。
《收获长篇专号2013年春夏卷》编辑推荐:《收获》创刊于1957年。1957年,厚达318页的文学双月刊《收获》诞生了,它的主编是作家巴金和靳以。《收获》是新人亮相并为文坛瞩目的最重要的舞台,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刊发在《收获》。莫言在《收获》发表过11部小说,贾平凹把他大部分的长篇交给《收获》发表,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富萍》、《启蒙时代》、《天香》,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张炜的《九月寓言》,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受活》,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平原》均在《收获》发表。还有陈丹燕、陈村、王小鹰、池莉、安妮宝贝、张悦然等作家各种风格流派的优秀之作,都在《收获》上发表。《收获》由此与作家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传统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
在《收获》55年的历史上它曾两度停刊。“《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发刊词》还表明,杂志必须有自己的风格和独创的性格。”1957年创刊号《发刊词》上的第一句话,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收获》办刊的宗旨,也形成了刊物的传统: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收获》创刊号刊发了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手稿,老舍的《茶馆》,柯灵的《不夜城》,艾芜的长篇《百炼成钢》和康灈的《水滴石穿》。
1960年第一次停刊前的《收获》相继刊发了《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创业史》、《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和《林则徐》、《蔡文姬》等剧本。这些作品均成为1949年新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
直到1964年,在读者和作家的呼吁和努力下,《收获》复刊了,由上海作协主管,主编还是巴金,其他负责人是叶以群、魏金枝和萧岱。这个时期的《收获》相继发表了《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大学春秋》等作品。1966年5月,因“文革”《收获》停刊。
1979年,《收获》又复刊了,主编巴金。1979年复刊后第一期《收获》发表的重量级作品是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三部),175万字的《上海的早晨》终于在《收获》上完成了一个句号。1957年的创刊号也发表了《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因为历次政治风波,直到1979年,小说才最终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历经了20余年时间。周而复和他的《上海的早晨》在此期间的遭遇,本身就是那个时期中国作家、文学和知识分子一个缩影。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在《收获》复刊后的第二期,作家通过这部作品质疑了“两个凡是”: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这部作品的刊发使杂志当期发行量达到几十万份,作家从维熙也收到了各方来信上千封。《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祸起萧墙》等作品,率先突破思想禁锢的坚冰,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和讨论。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刊发后,《收获》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个时期的《蹉跎岁月》、《人到中年》、《人生》、《方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都赢得了广泛社会共鸣,通过文学批判和反思,探索人性的觉醒。比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收获》,《人到中年》主要通过描写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性格和命运,来反映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小说发表后,随着同名改编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影响力。谌容曾向早报记者说,《人到中年》的稿费甚至帮她还了债务。作家叶辛始的《蹉跎岁月》在《收获》刊发期间,创下了杂志发行量之最,刊登《蹉跎岁月》上半部分时,《收获》印了50多万份,1980年第六期刊登下半部分时,《收获》发行了110万份,这是《收获》发行的高峰。《蹉跎岁月》掀起了知青文学的一个高潮。张贤亮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个年代,一方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鼎盛时期,另外一方面文学和思想领域还是有很多禁区需要突破。1980年代专号先锋作家集体亮相。1980年代中期的《收获》是新人集体亮相的年代,也是《收获》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年轻作家那里,他们开始接受并发展出新的小说叙事和语言,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1987年,《收获》的第五期推出了“先锋作品专号”,专号集中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具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青年作家集体亮相,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都以非凡的想像力和精妙的叙述语言,构建了文学的新景观。所谓的先锋派登上了文学舞台,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以另一种面貌发展,并影响至今。
孙甘露写《信使之函》时,他还在邮局工作。苏童在《收获》上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青石与河流》,刊登在1986年的第五期上,他的《1934年的逃亡》也发表在“先锋作品专号”上。格非则在1987年第六期上推出了代表作《迷舟》。
余华可能是所有作家中对《收获》感情最深的之一,余华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呐喊》也是在《收获》上发表的,余华说,“在后面的20多年里,我四分之三的作品都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这样一个比例我想在全中国作家中都是最高的。”
莫言没有赶上“先锋作品专号”,但莫言在《收获》上发表的作品相当之多,莫言说:“1985、1986、1987年,这三年是我写作的一个小高潮,我相当部分中短篇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这个时期也恰恰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高潮,一大批年轻作家冒了出来,出现了许多风格化、个性化的作品,彻底摆脱了‘文革’前后的文学观。”
但那几年的《收获》作品里,王朔反而成了一个另类,他不像1980年代初期作家那样去反思或批判,也不像先锋作家那样有着带着欧美味道的创新。其实到现在,王朔依然无法归类。对于自己与《收获》的渊源,王朔曾说:“我倒是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会来信说让你加上个光明的尾巴。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写作的自由的快乐。嗨,可以没人管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当然,《顽主》发出后,我听到的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怎么能这么写?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新媒体环境 要赶上电子版步伐
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期《收获》发表了棉棉的《糖》,小说中大胆的“身体”一度让很多读者认为,《收获》堕落了。2001年,《收获》又“招安”了安妮宝贝,这位从网络上崛起的作家在《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四月邂逅小至》。之后是“80后”作家的登场,2006年,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誓鸟》在《收获》上发表,当时的争议是,这么一批不成熟的作家怎么能在《收获》上发作品呢? 事实上,正如张悦然所说,“像我们这批年轻作家已经不需要文学期刊这样一个平台来发表作品了,很多人直接跟市场对接。”但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确实能获得另外一种肯定,那隐隐约约的体制或者主流。从棉棉、安妮宝贝到张悦然,这批作家其实已经不再需要《收获》这样的文学期刊,他们可以直接在出版市场上寻求自己的位置。但对他们和很多作家而言,《收获》的光环依然有吸引力。
新一期的《收获》发表了作家贾平凹的新长篇《带灯》,这些年来,贾平凹把他大部分的长篇交给《收获》发表,王安忆的《纪实和虚构》、《富萍》、《启蒙时代》、《天香》,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张炜的《九月寓言》、李锐的《无风之树》、阎连科的《受活》、苏童的《河岸》、毕飞宇的《平原》、莫言的《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陈村、王小鹰、杨争光、万方、方方、池莉、东西等,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构建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 可是在另一方面,当年和《收获》一起活跃在文学舞台上的很多文学期刊,它们的命运和文学一样不再喧嚣,已经销声匿迹,或者慢慢被人淡忘。它们中大多数靠着不多的发行量和政府拨款维系着文学期刊的命脉,“文学杂志生存都非常艰难,也越来越边缘化,大部分杂志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而是依赖于地方政府支持和财政拨款。政府当然需要支持一部分文学杂志,但文学杂志也要考虑如何在市场上的作为。”《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昨天对早报记者说,“文学杂志不能不考虑新媒体的兴起。”
文学期刊面对数字新媒体该何为?与以前因为历史原因停刊然后重生不同,对于《收获》来说,新媒体的时代可能又是一次再生。程永新昨天对早报记者说,《收获》一直关注着新媒体的发展,“传统纸媒关注甚至做新媒体,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收获》也不例外”。“《收获》做App,做网站,做电子版,我一直认为是越快越好,步伐应该快一些。”但程永新也提到,大多数文学杂志因为自身处境困难,所以考虑新媒体的(思路)还不算多,“但我想,像《天南》、《鲤》和郭敬明的杂志,这些新文学杂志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像《纽约客》的电子版也是一个成功案例,以新媒体形式发布《收获》内容,不只是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满足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
我们杭州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一般看人都是斜着眼看人的,自从我在《收获》连着发表了两个中篇以后,他再也没有斜着眼看我。
——余华
我们当时文学的青春期,特别像掉到了一片洪水里面,你必然要上一条船,这时候哪条船来很重要,谁靠你最近很大程度上影响你未来的创作和生活,《收获》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条真正的救生船。
——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