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战役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之新方略，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直系国军的唯一地区”。

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陆相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

1941年1月30日，侵华日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中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晋南会战）。^[1]

第1军：下辖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旅团，

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旅团。

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战队、飞行第83战队，以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汉奸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及汉奸伪24师。

指挥官：号称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63个大队。

第5集团军曾万钟部：第3军唐淮源（下辖第7师李世龙、第12师寸性奇）、第80军孔令恂（下辖第165师王治岐、新编第27师王竣）、第34师公秉藩。

第14集团军刘茂恩部：第15军武庭麟部（第64师姚北辰、第65师邢清忠）、第98军武士敏（下辖第42师王克敬、第169师郭景唐）

第4集团军孙蔚如(第31军团整编)

第9军裴昌会（下辖第47师郭贴珩、第54师王晋、新编第24师张东凯）

第17军高桂滋（下辖第84师高桂滋（兼）、新编第2师金宪章）

第43军赵世铃（下辖第70师陈庆华、暂编第47师孙瑞昆）

第14军陈铁部（下辖第85师、第94师）

第93军第10师王劲修^[1]

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接着，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了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中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了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动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了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了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27军的作战；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第15军。以期为向中条山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

经过周密的部署，日华北方面军“着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

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与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有鉴于此，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一战区巡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被软禁在峨嵋山未归。

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

（一）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

（二）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

（三）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

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军主力7个军进行了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冯钦哉部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武庭麟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1]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

东线，日军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

西线，日军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000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

北线，日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0000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

东北线，日军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我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我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经以辰东诚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二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当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晋南会战正式打响。

守军主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先后突围：第3、第15等军残部在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新安一带整顿；第93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98军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第43军向浮山、翼城间转进；第9军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数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晋南会战落下了帷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