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郑时期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攻陷明朝首都北京，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清朝八旗军又击败李自成，定都北京，并继续向南方进攻。

与此同时，明朝遗臣在南京拥立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史称南明的偏安政权。在清廷欲取代明朝入主中原的态势明朗后，南明转而联合各地的汉族武力抗清，但军事不利，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先后遭清军消灭。郑芝龙所部原是隆武朝的主力，主要在福建境内活动；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陆续接收其势力，继续在东南沿海武装抗清。

1658－1659年间，郑成功大举攻打清江宁府（原明南京）失败，实力大损；迫于形势，决定夺取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大员以供部队给养。

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正月），郑成功在金门誓师；他亲率将士25000名、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次月抵澎湖，四月初二日（4月30日）抵鹿耳门。并利用涨潮出敌不意地在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以优势兵力包围荷军防守薄弱的普罗民遮城，并切断荷军水陆交通，不久，普罗民遮城守将猫难实叮献城投降。

四月初七日，郑成功亲率大军对防御坚固的荷兰首府热兰遮城进行攻打。经派杨朝栋谕揆一投降无效后，即调集火炮朝城堡炮轰，然而在从大员市镇朝城堡进攻时，却遭荷军居高临下击退。之后郑军即采取长期围困，同时将多数部队派往各地囤垦以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五月二十八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得知台湾战况后，决定派七百人、战舰十艘赴台。七月初五日抵达。之后双方稍有接触，但均无较大战事。至八月二十三日（9月16日），双方再度海战，郑军经一小时激战，击毁荷舰二艘、俘小艇三艘、杀敌百余人，其余荷舰逃往远海。

闰十月，荷军发动作最后一次攻击，但仍寡不敌众，之后又有日尔曼佣兵逃脱向郑成功说明堡内荷军士气低落，并指出欲取热兰遮城，必先取其卫星碉堡乌特勒支碉堡（位在今安平第一公墓），夺取该碉堡则可居高临下炮击热兰遮城最脆弱的四角附城。郑成功遂于该月着手准备攻城计划。

十二月初六日（1662年1月25日）郑军于鲲鯓半岛发动总攻击，以大炮不停轰炸，当日即发出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左右打向乌特勒支碉堡，几乎将之夷为平地，荷兰守军被迫自行炸毁碉堡残余部分后撤退。此役彻底瓦解了热兰遮城内守军的士气，两天后大员评议会决定议和谈判。

大员长官揆一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1662年2月1日）签字于缔和条约投降，至此，台湾台江领地，尽落明郑之手。

明郑在政治上以明朝之一部自居，奉南明永历帝为正主，以永历为年号，但实际统治者为延平郡王。郑成功仍在中国发展时，曾获永历帝特准设置六官方便施政，并可委任官职，武官最高许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宁靖王朱术桂和明国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

郑成功来台后，依然优礼明朝宗室，接待鲁王世子朱桓、泸溪王朱慈旷、巴东王朱江、乐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熺、益王朱锆等等宗室到台湾。^[1]1663年（永历十七年），继位延平郡王的郑经也迎宁靖王到台湾，于承天府府署（今台南市赤崁楼）旁的西定坊建立宁靖王府邸，并供岁禄。

1662年（永历十六年）6月，延平王郑成功薨逝。黄昭、萧拱辰等人以郑经得罪先王不得继位为由，于安平拥立郑袭（郑成功六弟）为国主，将军马信、黄安不从。赏勋司蔡政奉郑成功之袍入厦门，洪旭等人遂拥郑经为王。同年11月，郑经命周全斌为五军戎政，亲率陈永华、冯锡范等人入鹿耳门。右虎卫黄安闻讯后，率师前来会合，进王城诛杀黄昭、萧拱辰等人。事后，郑袭遭郑经押回厦门软禁。

嗣位之争结束后，1663年初，郑经以洪旭守厦门、郑泰守金门。郑经听说郑泰与之前拥立郑袭为王的黄昭有书信往来，便怀疑他亦参与逆谋，因此欲召见他，郑泰却称病不见。参军陈永华以郑经将回东宁为由，委任郑泰为“居守户官”，铸印送至金门并邀郑泰入厦门饯行。7月10日，郑泰率兵船赴宴，被郑经扣留软禁，船舰皆为周全斌所并，只有蔡璋逃回金门。郑泰之弟郑鸣骏与子郑缵绪率部属及家眷入泉州投降清国，郑泰闻讯后自缢。

1679年，郑经西征清国之际，听陈永华之请将王子郑克臧立为世子，并授职为监国，号监国世孙。由于其办事英明果断，颇有武王郑成功之风范，因此人称东宁贤主，但也因此得罪了王叔郑聪等人。1680年，郑经西征无功而返，监国世子继续执政，并深得父亲郑经之信任，但后来总制陈永华去世，因此监国渐渐在政治上孤立无援。1681年（永历三十五年），延平王郑经薨逝。逝世前，于北园别馆将监国郑克臧托付给刘国轩。

郑聪等人眼见郑经已薨，便与冯锡范、刘国轩等人联手向董太妃（郑经之母）进谗言，董太妃一时不察便下令收回郑克臧之监国印玺。得到董太妃允许后，刘国轩与冯锡范便领兵进入延平王府捉拿监国、囚禁于北园别馆，并于当夜遭郑聪等人刺杀。监国遭刺杀后，原意仅免监国职的董太妃亦无力挽回，遂命监国夫人陈氏将监国之尸送返延平王府、收敛守丧。丧毕，陈氏自缢。自责的董太妃也于同年6月去世。

董太妃死后，东宁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因此冯锡范立其婿郑克塽（元子）为王，民心从此涣散，东宁国亦从此一蹶不振。

郑经去世后监国被弑，东宁民心涣散。1682年（永历三十六年）9月，已降清朝的原明郑大将施琅上疏康熙帝请求征台，康熙答应并授全军权予施琅。翌年6月，施琅奉康熙诏，进攻澎湖。经过澎湖海战后，七月中旬，施琅顺利击溃刘国轩海军，攻占澎湖。

澎湖海战后，郑克塽于廷上征众臣议，朝臣分成死守台湾、迁吕宋岛再战与降清三派。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九月；经商议后，郑克塽采刘国轩建议，呈降表予清。明郑降清不久，朱术桂自杀、施琅入台纳降。自此，明郑灭亡。

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入台到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九月郑克塽降清为止，明郑计在台湾经营共23年。

咨议参军，又称为幕府，为国家最高行政单位，总理国政、为宰相之职。参军府辖下又设立六官（吏、户、礼、刑、兵、工），六官之下又设左右协理，协理之下为左右都事。

另外，又设立察言司、承宣司、审理司、赏勋司、中书科、储贤馆、育胄馆等官僚机构。

1674年，郑经西征清国，命陈永华为东宁总制，于六官之上；然而，郑经诸弟骄横难制，郑经因此于1679年立长子郑克臧为世子，并授职监国，于总制与六官之上，总理东宁国政。东宁之变后，冯锡范掌权，并以侍卫掌政，未设咨议参军以及东宁总制之职，而六官则继续实行。

1661年（永历十五年）郑成功攻入南台湾，五月占普罗民遮城，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台湾总地号为“东都”，设承天府，下辖天兴县、万年县二县，另设澎湖安抚司。其中，天兴县治设于佳里兴（今台南市佳里区），辖区涵盖今日嘉南至台北的台湾西部区域；万年县县治设于二赞行（今台南市仁德区二行里），辖区除了包含台南一部外，也涵盖高屏地区。虽然辖区涵盖的范围甚广，但实际上郑氏政权对大部份区域毫无控制权。而于行政区划定后，郑成功即派杨朝栋担任府尹、庄文烈及祝敬分别担任天兴县知县及万年县知县。这是台湾首度实施郡县制度。

郑成功薨逝后，继位的郑经于1664年（永历十八年）改东都为东宁，东宁成为全台湾的称呼。同时，他又将承天府辖下的天兴万年两县改制为州。承天府典两州下，又增设三安抚司（澎湖安抚司、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四坊（东安坊、宁南坊、西定坊、镇北坊）、二十四里及数量不等的台湾原住民社。其中，澎湖安抚司、南路安抚司、北路安抚司设安抚使，州设知州、坊设签首、里置总理。其中，签首及总理两职负责如：户籍、迁徙、婚嫁、出生、死亡等基层民事，并规定按时汇呈州府。

明郑于1661年（永历十五年）设置承天府作为最高地方行政单位，以承天府府尹主其事。1664年（永历十八年），承天府被郑经所废，承天府府尹亦裁撤取消。

1674年（永历二十八年）明郑设立东宁总制，作为郑经在三藩之乱期间前往中国大陆征战时，总制台湾之用。担任此官职的为陈永华。而在郑经于大陆的军事行动失利回台后，东宁总制仍持续保留。1680年（永历三十四年）五月，陈永华因病辞卸该官职，并于同年七月逝世。之后，即无人担任该官职。

1661年郑成功击退荷兰东印度公司后，虽然隔年去世，不过继承者郑经与明郑主要官员陈永华积极从事台湾教育工作。1666年（永历二十年），陈永华于承天府建造全台湾第一座孔庙（今台南孔庙），并在孔庙左厢内设置太学，即今该地全台首学由来，这也是全台湾的第一所由官方出资兴办的求学场所，名字称为官学，又因为设于孔庙内又称为儒学。

在选才方面，于各社设学校，八岁入小学，教授经史文章。天兴、万年二州，每三年举行科举考试。通过州试者可参加府试，通过府试者又可参加院试，各试策论，取三试皆通过者入太学。月课一次，给廪膳。三年大试，拔其尤者补六科内都事。

在清廷控制全中国的过程中，由于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圈地等政策，遭到了各地汉民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导致了清军的血腥镇压，尤其以江东、江南一带为残酷，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古代汉人移民台湾即着汉服，至明郑治台期间，台湾汉族居民其衣饰也遵循着传统的明朝之制，与已为满族所统治的中土，所施行的满式服饰制度有别，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衣饰文化。所以不论是郑成功所穿着的胄甲战袍；或是头戴折上巾冠帽、翼善冠，身穿宽衣宽袖的交领官袍。还有协助郑成功担任策士的通事何斌（客家籍），他头戴四方儒巾，身穿宽衣交领大襟袍，也都是明代的式样的汉服。

1650年代后，清朝多次尝试与明郑政权和谈，但从郑成功以至郑经，服制问题始终是明郑与满清双方谈判时，所重视的条件之一。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明郑降清，台湾汉人的衣冠服仪制度也有所转变，根据文献的记载：“十九日（1683年7月），施琅遣侍卫吴启爵至台晓喻薙发…。二十日，克塽令兵民悉遵制削发。是日，福建总督姚启圣亦遣…至台招抚，见兵民已薙发，知功归于琅，…。十八日，克塽率文武官佐悉薙发易服”。从这段内容中得知明郑最后一位继承者郑克塽被招抚的过程。郑克塽已知政局大势已去，于是借由遵循满族男士衣冠制度中的“薙发令”，以表彰归降于满清的心意。

往后，台湾汉人的传统丧礼中，遂产生戴笠登椅之套衫仪式，俾使完成灵魂上不见清朝天、下不踏清朝地之意愿，以表世守“东宁”王国正气，未受满人之侮辱。

暂无史料可证明郑定有“国语”或“标准语”。但据“郭弘斌：郑氏王朝”披露，明郑时期，当时民间普遍使用的的语言应是闽南语的泉州腔，并形成一个以闽南人为主体的社会体系。且根据荷治时代的台湾人民、地名等音译，与闽南语相同。如Zeelandia（荷文意为海中之地）译为热兰遮，Coyett为揆一（最后一任荷驻台长官）、Tyawan为台湾等。后来渐渐吸收部份原住民族语、荷兰语、日语等而成为今日的台湾闽南语。与当时明朝政府的官方语言江淮官话及今日国民党迁台时期所使用之“国语”不同。

不过当时中国官僚阶层通行南京官话，而明郑部分将领有曾在南明朝廷任职的经历。部分明郑官员应该有使用南京官话的能力。台湾客家语亦通行于客家地区，客家人于荷治时期即已渡台（例如荷兰通事何斌），郑军中亦有多位客家籍将领（如刘国轩）随同郑成功攻取台湾。

文学

音乐

史学

真武玄天大帝

由于明王朝极重视代表众星拱辰的真武玄天大帝，奉玄天上帝（上帝公）为护国之神。故明郑亦将明朝“护国家神”真武大帝奉为王朝守护神；香火传入大员后大力兴建真武庙，促成来台汉人热切信仰真武大帝；其中位阶最高的台南北极殿享有“大上帝庙”美誉，为官阶最高之大庙，敬以春秋两大祭。当时中国渡来汉民、兵士、商船航行海上需依靠北极星以进行船舶导航，因此来台汉人亦多数信奉上帝公。

清王朝攻台是利用当时相对少数的妈祖信仰，对明郑官兵发动心理攻势，因此明郑灭亡后，清廷便大肆在台宣扬妈祖神迹，贬低原有的真武信仰与庙宇位阶。故明郑盛行的玄天上帝延至清治时代中叶后逐渐不及于妈祖。日后清王朝遂利用妈祖信仰之宣传战对付各种抗清运动，历经日治时期民间对传统信仰的凝聚力，最终使妈祖成为信仰主流。

道教

除了祭祀政教地位的真武玄天大帝的武庙、孔子的文庙，郑氏另外又祭祀教人忠义、商业之神的关帝庙；关帝庙数量更是当时之冠。仅设民庙者为送子观音、去魔除煞的观音庙；保身家康健的大道公庙；以及主祀东岳大帝的东岳庙。

基督新教

台湾在荷兰统治时期与基督教密不可分，研判当时已有不少汉人新教徒及新港社原住民新教徒，代表人物为郑成功在台通事何斌。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败退离台后，基督教也与荷兰人一起退出台湾，在台湾传播首度中断。

在经济方面，明郑于台湾经济史仍占有一定比例。其中，以经贸与农业为主。

于农业经济方面，为了解决军队兵粮问题，不论郑成功或郑经基本上都贯彻“寓兵于农”的策略，也是诸将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镇分地、按地开垦。这种具有营盘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于定则征赋的经济模式下，大量提供经济产能。根据统计，包含承袭荷据已开垦的“王田”、后续开发的营盘田、官田、私田等，明郑时期拓垦的田地超过一万八千四百五十四甲以上。此等经济开发，虽造就农耕文化盛行的汉人，但郑氏王朝扩张领土的行动，却也同时让台湾原住民面临比荷据时期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为了军需民食，台湾农产重心由糖转米，这个农业经济的性格转变直至今日仍影响台湾。1665年，陈永华的农业水利更促使汉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发展。除此，陈永华引进同安制盐法至台湾来发展盐业经济，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产的外销，因此多鹿的台湾，来自原住民团体的捕鹿业，也是早期台湾的重要经济产业活动。

郑经主政后，陈永华的中央政府体制，除了可以行使及于全岛的主权力量，体制层次分明，让南台湾成为一独立国家，也着实变成一个个别经济体。由于贸易对象众多，因此流通东宁的货币可以分为银币与铜钱二类，银币又有银元与银锭二者。

银元主要是西班牙银元，于荷兰与西班牙时期大量进入台湾流通。东宁建国后，银元持续流通，依外型与重量主要分为剑钱、圆钱、方钱以及茇等类型：

银锭则是来自中国，由郑氏携入台湾。东宁户官杨英，曾遣人前往麻豆社、新港社、目加溜湾社以及萧垅社，以银锭交易买籴禾粟。

铜钱则主要来自东方世界，主要分为永历通宝、宽永通宝以及宋代古铜钱三种：

郑经继位后，积极拓展国际贸易，因此派出使节团至万丹（Bantam，今日的西北爪哇）邀请英国东印度公司来东宁进行贸易通商并给予英方优惠礼遇。1670年（永历二十四年）6月3日，英方船舰万丹号（The Bantam Pink）与珍珠号（The Pearl）航抵台湾。同年9月10日，英方指挥官克利斯布（Ellis Crisp）与郑经签署非正式通商协议。

1672年10月13日，郑英正式缔结条约。此条约对英方来说是为了拓展国际贸易版图，而郑方则是为了取得军火以增强军事力量。

虽然双方签订通商条约，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因郑方对货品的种种限制而经营不善。1681年，英国人关闭台湾商馆，仅留一人代理清理债务。双方关系遂告一段落。

郑成功与陈永华、郑经、刘国轩经营的屯兵态势或军事规模是台湾首见。1661年（永历十五年），郑成功除固守金门数万水师之外，亲自率领约25,000名士兵攻打台湾大员，打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部队，展开对于台湾的统治。

明郑军事制度与组织渊源复杂，且经多次变革。如简化之，其官职大约可分为五军戎政（五军戎务）、总督军务、管军提督、将军、亲军卫镇、陆师镇、水师镇及监军数部份。

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明郑覆灭后，郑军将领与军队悉数被强迫内渡中国，而据《钦命太保建平侯郑造报官员兵民船只总册》，据守台湾的官兵共有37500名。

明郑统治南台湾的时间虽然不长，对台湾之政治认同的发展却有极重要的意涵。一方面，它不只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也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政权。郑成功在驱逐荷兰人以后，将大员改名为“东都”，为解决兵粮问题，令诸将士寓兵于农，按镇分地、按地开垦。到了郑经时，采陈永华之议，建立完整的中央政府体制，体制层次分明，宛然一独立国家。郑经又将东都改为“东宁”。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将南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曾与郑氏政权签订通商条约，当时英国人直称其为“台湾王国”或“福尔摩莎王国”，英国东印度公司上书郑经时，则称呼其为“陛下（Your Majesty）”。

郑政权一贯奉南明正朔，即使南明永历帝已在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的同一年，也就是永历十六年时为吴三桂所擒杀，郑氏政权仍持续使用“永历”年号至永历卅七年降清为止，其间以“反清复明”为宿愿，推广教育亦在认同明朝，一直保持流亡政权的姿态。此外郑克塽系以“延平王”的身份向清朝投降，降表中载明缴纳“延平王金印一”、“招讨大将军金印一”。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争议

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皆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郑成功占领台湾的行动属于“收复中国固有领土”。

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记载，早在公元230年（东吴黄武二年）春正月，吴大帝孙权即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领兵卒万人，过海访夷洲及亶洲，得夷洲数千人而回，揭开了大陆与台湾交往的历史序幕。^[2]又《三国志·吴志·全琮传》记载，此役历时“经年”，士卒多染疾病，死者十有八九。由于上万甲士到达夷洲，而且停留将及一年，自然增加了吴人对夷洲的知识。夷洲所以能确定为台湾，有赖于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作《临海水土志》（见《太平御览》卷780所引)关于夷洲的记述。《临海水土志》记载说：“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吴国临海郡的地域，大约北起今浙江宁海、天台，南迄福建闽江入海口以北沿海一带，所谓夷洲“去郡二千里”，这与台湾的方位正相符合。至于夷洲的气候、地形、山夷等，也皆与台湾相同。《临海水土志》又记述夷洲物产及山夷居住、饮食、嫁娶、穿耳、凿齿、猎首等习俗，所述情形都可以在明清时人关于台湾的著述里找到对证。只是《临海水土志》说到山顶有越王射的之白石，在明清时代的台湾已无迹可寻，大概是由于时代久远不存了。又说到山夷处于石器时代，使用青石做成的箭头、刀斧等，这种情形在明清时代的台湾也不见了，这是由于台湾番族已脱离了石器时代。由于《临海水土志》所提供的记述，绝大多数学者都以为夷洲确是台湾，今日已成为定论。

《明史》并将台湾记载于外国列传中，视之为外国。澎湖自元朝起，成为中国版图。

为设立贸易据点，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不受明朝政府管辖的福尔摩沙（今台湾）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建立台湾史上继大肚王国后第二个统治政权。当时明帝国对于荷兰人占领台湾并无异议，因为台湾并非其所认为的领土。^[3]

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胜与曹永和的观点：“明朝虽实施海禁，但台湾不只明朝不管，甚至也不属任何国家管辖，所以走私船早在当时就在基隆、安平与淡水会合明朝、日本与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的商船。...根据荷兰史料，当时东印度公司指挥官莱尔森于1622年到福州谈判，明朝官员为了劝诱他们撤出澎湖，建议他们到澎湖以东，一座不属于明朝的岛屿，也就是台湾，间接同意明朝船只到大员（今安平）与之通商。...当时明朝官员向莱尔森说：“你不知道大员怎么去，我们派船带你去”。这段史料，显见明朝福建官员知道台湾，却不把台湾当作属地。而同样年代，明代的史料记载的是，官员软硬兼施，并请海商李旦居中协调，荷兰的新任长官宋克，才在1624年拆除澎湖城堡的建材，搭乘热兰遮城号商船，来到大员上岸，宋克也成为荷兰建立台湾政权的首任长官，他也在大员建立热兰遮城。”

此外，清世宗雍正皇帝说：“台湾地方，自古未属中国，皇考（指康熙皇帝）圣略神威，拓入版图”（《大清世宗皇帝实录》卷十），乾隆年间《重修福建台湾府志》序言：“台湾……然自宋元以前不登经传。至明季而后，始有荷兰屯聚……迨康熙癸未，始入版图，改隶郡邑。”，卷二又写道：“台湾府，古荒服地，先是，未隶中国版图。”。故由清朝皇帝的皇府的书籍以及官方的地方志而知，清人声称台湾在清朝之前不属于中国，而是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才纳入中国版图。

而郑成功的行动为“收复台湾”的说法亦来自一封郑成功致荷兰东印度公司末代大员长官揆一的劝降书：“...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4]但实际上郑成功在出征台湾之前，所发表的文告表示：“本藩矢志恢复，切念中兴，恐孤岛之难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茍延安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