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生

中文名周祥生

民族汉

出生日期 189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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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事迹

周祥生，1895年9月16日生于浙江定海南门外周家塘一户贫农家庭里，原名锡杖，小名阿祥，私塾先生改其名为锡治，到上海后改名锡祥，开车行时再改名祥生。其父周贵世生有子女四人，周祥生仅读过3年私塾即辍学谋生。

1907年，13岁的周祥生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他先是在一户葡萄牙人家中做帮工，每月仅得零用钱1元。次年到石牌楼（今淮海中路尚贤坊）一家小饭店做杂工。

周祥生

1909年，入法侨开设的日南楼饭店当学徒。3年后，经其在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餐厅部当领班的姑丈许廷佐介绍，进礼查饭店当侍应生。1915年，转入卡尔登咖啡馆。

1916年，许廷佐集资开设新礼查饭店，周祥生到该店，很快升为领班。他在各饭店服务10余年，学得了一口颇为流利的英语，由于每天要代客人雇车，还结识了一些车行主和出租汽车司机，熟悉了汽车出租业务，这为他以后投身这项事业打下了基础。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周祥生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他决意以此为创业之本，自谋生路。1919年，他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英商中央汽车公司买进日产黑龙牌旧轿车1辆，首次付款600元，开始了经营出租汽车的生涯。

周祥生不会开车，便雇了一名司机合作经营，自己负责揽客兼摇引擎，在虹口与江湾一带做起“抛岗”生意（即违规在马路边停车揽客）。他们勤跑勤揽、早出晚归，生意居然不错。周祥生有个邻居在江湾跑马厅工作，常常送给他一些赠券，他就把赠券分送给坐车的客人，从而取得了一些客人的好感，他们不但经常坐他的车，还代他介绍别的客人。这样他的生意日益兴旺，到了1920年春，便将所欠车款全部付清。

英商中央汽车公司见周祥生信用不错，又兜售给他1辆美制汽车。不到3个月，他又将车款全部付清。他的堂弟周锡庆见其获利颇丰，遂出资与他合伙，又购进旧车1辆。起初他把行址设在鸭绿江路，至1923年，又将车行移到武昌路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口，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同年底，祥生车行的汽车增至5辆，并在北四川路设立了第一个分行。

初战告捷，周祥生激发了勃勃雄心，他不断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购进汽车，使祥生车行逐渐发展起来。1929年，车行由周祥生独资经营。其时已拥有轿车20辆，设分行两处，在当时规模均很小的华商同业中崭露头角。同年，洋商车行发起成立“华洋出租汽车联合会”，周祥生当上了董事，次年又担任上海市出租汽车业同业公会会长。

1931年，是周祥生创业中起飞的一年。他的朋友、新顺记五金号副经理李宾臣熟悉外汇行情，估计近期外汇牌价有看涨之势，劝周祥生乘机扩大业务，并愿借银相助。于是周祥生放胆大干，到花旗银行做了押款，然后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定车，在短短两个月里，周做了买卖400辆雪佛兰轿车的大生意。这次买卖既赚了一大笔钱，使祥生公司资本更加雄厚，周祥生本人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周祥生以企业家独具的眼光和魄力，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发起招募新股，于这年11月改祥生汽车行为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932年元旦，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正式登报宣布成立，总行设在市中心北京路西藏路口。李宾臣担任董事长，董事周祥生兼公司总经理，掌握实权。一时间，增租房屋，修葺装饰，电台广播，报纸宣传，很有气势。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派人找周祥生联系，表示愿意与他合作，代为设计经营，并邀请他免费赴美参观公司，目的是想控制祥生公司，为它推销汽车，争夺上海的汽车市场。但这些建议均为周祥生所拒绝。

自从有外国商人到上海试办汽车出租业务以来，洋商车行就一直占据着这个行业的统治地位，当时上海最大的洋商车行是美商的云飞和英商的泰来。周祥生在民族自尊心的鼓舞下，敢于同洋商车行进行不懈斗争。当时，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上海人民抵制外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此形势下，祥生公司更以“中国人坐中国车”为号召，全市人民坐出租车弃洋就华蔚然成风。到1937年，祥生公司股金已达50万元，有汽车230辆，分行22处，职工800多人。至此，“祥生”取代“云飞”，成为上海最大的出租汽车公司，周祥生也理所当然地登上了“出租汽车大王”的宝座。

百年商海周祥生

1937年10月初，抗日烽火已延及上海，因与公司董事会矛盾激化，周祥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延至年底完全交卸，他所有的股权均由公司接受，自此就彻底脱离了祥生汽车公司。为了酬谢他创业之功，公司每月送干俸200元，并为他安排专车。周祥生脱离公司后，随即携家眷回到舟山躲避战火。1939年秋，由黄伯樵介绍到广州湾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代运物资，他从香港买进10辆卡车，来回于广州、贵州、重庆一线。1941年初，广州沦陷，他退至越南海防。1942年底，周祥生返回上海，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开设祥生饭店。1946年，他创办了祥生交通公司，1949年因经营困难而停业拍卖。1959年，周祥生因体弱多病获准退职。1974年2月12日病故。

周祥生离开祥生出租汽车公司后，其弟周三元继任总经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部沦陷，日军断绝汽油供应，全市出租汽车行停业，祥生公司改营人力三轮车，惨淡经营至抗战结束才复业。但实力已大不如前，延至解放前夕，只有汽车八九十辆，职工300人左右。1951年，全上海出租汽车业实行公私合营，1954年统一改组为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经营理念

当时出租汽车的大多数乘客都是通过电话叫车，周祥生认为电话号码有无特色，是否容易记住，对公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业务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为此，他不惜重金，从英商电话公司申请到了“40000”的总机号码。

为了使“40000”深入人心，周祥生利用各种方式大做广告。他把公司的汽车一律漆成与众不同的墨绿色，车头上钉着白底蓝圈的圆形铜牌标志，车尾部喷涂有公司标志和“40000”号码。公司司机穿着统一的号帽、号衣，衣帽上也印着“40000”的醒目大字。周祥生还买了大量饭碗，做成同样的墨绿色，碗上印一辆汽车和“40000”号码，送给公司的老乘客。更有创意的是，公司制作了一个“4”字带四个大圆圈的广告牌耸立在街头，霓虹灯在夜空闪烁，别致而醒目。

当时的电话机通常是挂在墙上使用的，当接到电话而欲唤人之际，往往苦于听筒无搁放处，一不小心还会挂断电话。周祥生请人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架子上冲压着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号码，派人到戏院、酒楼、舞厅、赌场等热闹场所和用户家中免费安装，深受欢迎，前后共安装了数万只之多。祥生公司此举虽然花费了人力财力，但收获之大却非同寻常：只要叫车者一近电话机，“40000”就了然入目，大批生意就自然而然地属于祥生公司了。

“40000”不但简明易记，更巧的是恰与当时全国四万万同胞之数相吻合。当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兴起时，“四万万同胞请打四万号电话”成了鼓舞人心的口号，大大地提高了祥生公司的营业额。周祥生还根据报纸上刊登的讣闻、讣告，迅速派人按地址上门联系，详细介绍送丧用的汽车，索价很低，使一般丧家均乐意雇用。公司派出一长列式样新颖、涂着醒目标记的车队，随着出丧仪仗队缓缓而行，甚为壮观，吸引了众多路人围观，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周祥生知道：单有人人皆知的电话号码是不够的，唯有服务周到，乘客满意，才是万年之策。他打出“服务社会，便利交通”的口号，营业守则突出“日夜服务，承叫即到”。他硬性规定，凡乘客叫车，10分钟内必须到达；调度员接电话必须语气亲切礼貌，绝对不许态度生硬；凡乘客上门叫车，必须车随人走；乘客遗忘在车内的物品要一律上缴，使失主能到车行领回失物；车辆外壳和座椅要始终保持清洁和完好，等等。他经常在外边打电话装作顾客，同时打祥生、云飞等几家公司的电话，检查最先到达的是否祥生汽车，倘若不是，调度和司机就要受到处罚。祥生公司的电话还兼其他社会公益服务，如问天气和火车、长途汽车、轮船班次时间，都能得到正确的回答。

周祥生要求调度室密切注意全市发生的重大事件，熟悉主要活动场所的规律。在剧场、影院散场，体育比赛结束，舞厅、夜总会关门等时间，总是及时派出车辆揽客。遇到清明、冬至等节日，也不失时机地到有关地段接客。火车站、船码头是揽客的主要场所，祥生公司和上海火车站订了约：在北站设分行，车子可以破例直接开上月台送客接客。每有火车进站，轮船靠港，调度室就从其他分站调出车来，停候在北站的车辆通常有近百辆之多。调度室还与医院和一些老顾客建立专门联系，按其所在地区编了号码，叫起车来更为简便。对于一些老顾客，公司采用月底结账一次收款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