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体

　　 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形成于汉代。

　　隶书体，是中国书法六种书体一种书写字体。六种书体分别是，篆书体、隶书体、草书体、楷书体、行书体和马书体。前五种书体产生的年代，大体在汉代和先秦就已经产生，楷书的形成较晚些，也是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五种书体，从产生、发展到形成，都是在古代，有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只有马书体产生在当代，由当代书法家马永安独立创作完成，这在中国书法史上开了先例。按六种书体形成的年代，隶书是继篆书之后产生的一种新书体。

　　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

　　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厂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图二）、《居延汉简》（图三）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于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理的隶书。

　　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社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人兴，涌现出厂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

　　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二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图四）、《礼器碑》（图五）、《孔庙碑》（图六）、《华山碑》（图七）、《韩仁铭》（图八）、《曹全碑》（图九）、《张迁碑》（图十）等东汉碑刻，足成熟和典范的标志。

　　魏晋以后的书法，工要是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打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厂往拧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千板，结体用笔千篇·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郑( )（图十一）、金农（图十二）、桂馥（图十二）、邓石如（图十四）、伊秉绶（图十五）、赵之谦（图十六）、何绍《图十七》。特别是郑()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的墨书真迹，使我们有幸亲睹古人笔法，为研究古人法度，学习古人书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国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至今共发现4万余枚。从西汉简上可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除了尼雅汉简等少量比较特殊的例子，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全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48年）十一月刻，摩崖隶书。20行，行30、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藏汉中博物馆。它卷镌刻在古褒斜道的南端，即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东北褒斜谷古石门隧道的西壁上。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王升撰。此摩崖刻字书写较随便，不刻意求工而流露出恣肆奔放、天真自然的情趣，为后世书家所珍爱。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云：“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楗为杨厥之所开”，这是有关《石门颂》的最早记载。郦道元精于古历史地理之研究，为世所公认，但疏漏失察之处，也在所难免。以上记载中就有两处失实：一是颂文中因有“杨君厥字孟文”一语，郦氏便误以为这位杨君名厥字孟文。后世不少学者沿袭郦说，不加深究，遂致以讹传讹。如宋欧阳修《集古录》即从郦说，赵明诚《金石录》更将《石门颂》径称为《杨厥碑》了。经过宋代洪适《隶释》一书的考证，才弄清此处的“厥”字，实际是语助词，也可解释为“其”或“他的”的意思，并不是这位杨先生的名字。洪氏引《华阳国志》所载，杨君实名涣，字孟文。二是郦道元及其以后的许多人，以为古石门是杨孟文开凿的，这也与史实不符。开凿石门之举，早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就开始了，只是没有完成。据石门的另一著名摩崖《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明确记载，东汉明帝水平六年至九年(63～66)，汉中太守鄐君最后完成了开通褒斜、石门的任务。后因安帝初年屡遭战乱毁坏，石门阻塞不通。顺帝初年，经杨孟文再三奏请，才重新修复。因此，杨孟文与石门之首次开通，没有直接关系。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石门颂》对后世影响很大。清张祖翼跋此碑云：“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平碑记》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史晨碑

　　《汉史晨碑奏铭》，又称《史晨碑》或《史晨前碑》、《汉史晨谒孔严后碑》、又称《史晨后碑》，两碑同刻一石两面。〈史晨前碑〉奏铭建宁二年碑刻后，又追述建宁元年到官，刻在背面。有谓先刻元年，转后面。前碑，隶书，无额，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山东曲阜孔庙。〈史晨前后碑〉为著名汉碑之一，碑字结体方整，端庄典雅。笔势中敛，波挑左右开张，疏密有致，行笔圆浑淳厚，有端庄肃穆的意度，其挑脚虽已流入汉末方棱的风气，但仍有姿致而不板滞。清方朔以为〈晨史碑〉”书法则肃 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见〈枕经堂题跋〉）。何绍基说：”东京分书碑尚不乏，八凡遇一碑刻，则意度各别，可想古人变化之妙。要知东京各碑结构，方整中藏，变化无穷，魏、吴各刻便形板滞矣“（〈史晨碑〉跋）。此本“秋”字完好，为明拓精本

　　前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6年)三月。17行，行36字。后碑刻于建宁元年(165年)四月。14行，行36字。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载鲁相史晨祭祀孔子的情况。后碑全称《汉鲁相史晨飨孔庙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

　　《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传为蔡邕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明郭宗昌谓其“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清万经《分隶偶存》评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乙瑛》)、《韩勑》(《礼器》)之右。”方朔《枕经金石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曹全碑”全称为《合阳令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 185年）。明万历初年在合阳县（今陕西合阳）萃里村出土。此碑为竖方形，高 273厘米，宽95厘米，共20行，每行45字。碑文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也记载了张角领导农民起义波及陕西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农民军的声势和合阳县民郭家起义等情况，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斗争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光可鉴人，书体是用隶书写成。文字清晰，结构舒展，字体秀美飞动，书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骨力，风格秀逸多姿，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此碑碑石精细，碑身完整，实为汉碑、汉隶之精品。也是目前我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