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敦允

　　姓名：郑敦允

　　字芝泉

　　性别：男

　　出生年月：不详

　　卒年：不详

　　国籍：中国

　　时代：清朝

　　籍贯：湖南长沙

　　民族：汉族

　　身份：嘉庆、道光年间官员

清史稿

　　郑敦允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八年（1828年），出任湖北襄阳知府，上任后，处理诉讼，打击盗匪，颇有政绩。

　　当时汉江侵蚀樊城，毁坏民居，敦允筹划修筑石堤四百余丈，历经二年而建成。次年，汉水大涨，樊城得以保全。

　　而襄阳城地势较高，每遇旱情，饮水灌溉颇为艰难，敦允颁行筒车式，令民众仿制。

　　之后，敦允调署武昌，水灾又袭樊城，大堤损毁，敦允坚持请求回任守修。襄阳百姓步行三百里，迎接其返回。

　　敦允到达后，准备在堤上增筑小堤以防护堤根，并赈济灾民，组织河工。敦允本人日夜巡视，工程未完而染病，不久即卒，入祀当地名宦祠。

　　《清史稿》将其列入《循吏传》。

　　有曾孙郑沅，为光绪二十年进士。

郑氏姓源

　　出自姬姓。依照《姓纂》上的说法，「周厉王少子友，受封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西北)，是为桓公。

　　生武公，与晋文侯夹辅平王东迁于洛阳，因徙溱、洧之间(今河南省境)，谓之新郑，传十三世至幽公，为韩所灭，子孙再播迁陈宋之间(地跨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以国为氏」。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周厉王少子于郑，建立了西周的最后一个诸侯国。

　　公元前375年被韩国消灭，其子孙搬迁到今天的河南淮阳和商丘之间，以原来国名为姓，这是郑姓得姓之原由。

　　据有关史书记载，在秦末到晋代期间，郑姓渐渐分布到今天的浙江，陕西，山东，湖南，湖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山西等一些地方。

　　唐代初期，河南一部分郑氏移居到福建省，唐代末期，河南固始又有部分郑氏进入福建，明清时著名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祖先便是那次到福建的。

　　郑氏移居台湾，最早是因为郑成功；搬迁到海外，最早是从清代开始。

　　其血缘的始祖可追溯到后稷。

　　后稷是传说中的农业神，其母有邰氏是炎帝的后裔。根据《史记？五帝本记》纪戴，炎黄两帝的血缘汇合成了郑姓。

　　而后稷下传47代是姬友，姬友生活在周宣王时，是郑国的始祖，就是郑桓公。

　　郑敦允，字芝泉，湖南长沙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道光八年，出为湖北襄阳知府。襄阳俗朴，讼事多出教唆。敦允长於听断，积牍为空。访所属衙蠹莠民最为民患苦者十馀人，论如律。地号盗薮，请帑筹充缉捕费，多设方略，获盗百馀。巨盗梅杈者，勇悍多徒党，捕者人少莫能近，众至则逸。侦知所在，夜往擒之，其徒追者数百人。令曰：“欲夺犯者，杀而以尸与之。”众不敢逼。诉者麕集，曰：“久不敢言，言辄火其居。”敦允曰：“苦吾民矣！”遂置之法。枣阳地瘠民贫，客商以重利称贷，田产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许贷户自陈，子浮於母则除之，积困顿苏。

　　 汉水齧樊城，坏民居，议甃石堤四百馀丈，二年而成。明年，汉水大涨，樊城赖以全。襄阳岸高水下，遇旱，艰於引溉。颁筒车式，使民仿制，民便之。调署武昌，会大水，樊城石工掣损，敦允固请回任守修。襄人走迎三百里，日夜牵挽而至，议增筑子埝护堤根。灾民就食者数万，为草舍居老疾稚弱，令壮者赴工自食。敦允昕夕巡视，工未竟，致疾，未几卒，祀名宦。

　　 郑敦谨，字小山，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再迁郎中，出为山东登州知府，擢河南南汝光道。咸丰元年，泌阳土匪乔建德踞角子山，敦谨与南阳镇总兵图塔布督兵捕获之，被议叙，署布政使。二年，授广东布政使，仍留署任。

　　 粤匪入湖北，命赴信阳，会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设防。三年，命河南巡抚陆应穀统兵驻南阳，会城及信阳有事，许敦谨专摺驰奏。钦差大臣琦善督师援安徽，檄敦谨总理信阳粮台。及师屯江北，粮台移设徐州，仍令敦谨往任其事。寻调授河南布政使，留筦粮台如故。四年，光州、陈州捻匪起，巡抚英桂出驻汝阳，诏敦谨赴本任。省城戒严，敦谨督率官绅倡捐经费，兴团练。皖捻犯永城、夏邑，增调兵勇防黄河各渡口，断寇北窜。寻命暂署巡抚。

　　 五年，坐欠解甘肃两年协饷，降调。召还京，以四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八年，督山东学政，累迁大理寺卿。同治元年，署户部侍郎，复出为山西布政使，调署陕西布政使，调授直隶布政使，擢河东河道总督。四年，授湖北巡抚，寻召授户部侍郎。五年，调刑部。

　　 六年，擢左都御史。捻匪渡河入山西境，巡抚赵长龄、按察使陈湜疏防被劾，诏敦谨往按，长龄、湜并坐罢，即命敦谨署山西巡抚。七年，出省治防，移军驻泽州栏车镇，为各路策应。授工部尚书，仍留署巡抚。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砲勇，补葺河曲边墙。回匪窥包头镇，沿河堵御，会绥远城将军定安遣队迎剿，总兵张曜自河曲截击，破走之。八年，调兵部尚书，回京。

　　 九年，调刑部。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获凶犯张汶祥，江宁将军魁玉、漕运总督张之万会谳，言汶祥为洪秀全馀党，其戕新贻，别无主谋者。命敦谨往会鞫，仍以初谳上，论极刑。十年春，敦谨还京，至清江浦，上疏以病乞罢。光绪十一年，卒，谥恪慎。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向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国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兼友梅会亮及邵懿辰、刘传莹诸人，为词章考据，尤留心天下人材。

　　 　　咸丰初，广西兵事起，诏群臣言得失。奏陈今日急务，着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上称其剀切明辨。寻疏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寇氛益炽，复上言：“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于岁入常额处，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巨，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馀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问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 七十一镇中有十馀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无陈善责难之风。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切指帝躬，有人所难言者，上优诏答之。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丁母忧归。

　　 　　三年，粤寇破江宁，据为伪都，分党北犯湖南、直隶，天下骚动，而国藩已前奉旨办团练于长沙。初，国藩欲疏请终制，郭嵩焘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遂不复辞。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统众数不逾五百，号“湘勇”。胜书遐迩，虽卑贱与钧礼。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四境土匪发，闻警即以湘勇往。立三等法，不以烦府县狱。旬月中，莠民猾胥，便宜捕斩二百馀人。谤诟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一日标兵与湘勇哄，至阑入国藩行台。国藩亲诉诸巡抚，巡抚漫谢之，不为理，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或曰：“曷以闻？”国藩叹曰：“大难未已，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

　　 　　尝与嵩焘、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治水师而不可，乃奏请造战舰于衡州。匠卒无晓船制者，短桡长桨，出自精思，以人力胜风水，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舰。募水陆万人，水军以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领之，陆军以塔齐而、罗泽南领之。贼自江西上窜，再陷九江、安庆。忠源战殁庐州，吴文容督师黄州亦败死。汉阳失，武昌戒严，贼复乘势扰湖南。国藩锐欲讨贼，率水陆军东下。舟师初出湖，大风，损数十艘。陆师至岳州，前队溃退，引还长沙。贼陷湘潭，邀击靖港，又败，国藩愤投水，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得不死。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国藩营长沙高峰寺，重整军实，人人揶揄之。或请增兵。国藩曰：“吾水陆万人非不多，而遇贼即溃。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载福各两营：以此知岳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且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勋也，故于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诸将闻之皆服。

　　 　　陆师既克湘潭，巡抚、提督上功，而国藩请罪。上诘责提督鲍起豹，免其官，以塔齐布代之。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贼自岳州陷常德，旋北走，武昌再失。国藩引兵趋岳州，斩贼枭将曾天养，连战，下城陵矶。会师金口，谋取武昌。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塔齐布伏兵洪山，载福舟师深入寇屯，士皆露立，不避铅丸。武昌、汉阳贼望见官军盛，宵遁，遂复二郡。国藩以前靖港败，自请夺官，至是奏上，诏署湖北巡抚，寻加兵部侍郎衔，解署任，命督师东下。

　　 　　当是时，水师奋厉无前，大破贼田家镇，毙贼数万，至于九江，前锋薄湖口。攻梅家洲贼垒不下，驶入鄱湖。贼筑垒湖口断其后，舟不得出，于是外江、内湖阻绝。外江战船无小艇，贼乘舴艋夜袭营，掷火烧坐船，国藩跳而免，水师遂大乱。上疏请罪，诏旨宽免，谓于大局无伤也。五年，贼再陷武汉，扰荆襄。国藩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塔齐布留攻九江，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泽南从征江西，复弋阳，拔广信，破义宁，而塔齐布卒于军。国藩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泽南奔命往来，上书国藩，言东南大势在武昌，请率所部援鄂，国藩从之。幕客刘蓉谏曰：“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国藩曰：“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于此无为也。”嵩焘祖饯泽南曰：“曾公兵单，奈何？”泽南曰：“天苟不亡本朝，公必不死。”九月，补授兵部侍郎。

　　 　　六年，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连陷八府一州，九江贼踞自如，湖南北声息不相闻。国藩困南昌，遣将分屯要地，羽檄交驰，不废吟诵。作水陆师得胜歌，教军士战守技艺、结营布阵之法，歌者咸感奋，以杀贼敢死为荣。顾众寡，终不能大挫贼。议者争请调泽南军，上以武汉功垂成，不可弃。泽南督战益急，卒死于军。玉麟闻江西警，芒鞋走千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林翼已为湖北辽抚，国藩弟国华、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将五千人攻瑞州。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兄弟皆会行间。而国藩前所遣援湖北诸军，久之再克武汉，直下九江，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续宾者，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子也。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江宁将军者兴阿马队、鲍超步队驻小池口，心数万人。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南昌迎劳，见军容甚盛，益申敬告诫之。而是时江南大营溃，督师向荣退守丹阳，卒。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总统诸军攻江宁。

　　 　　七年二月，国藩闻父忧，迳归。给 三月假治丧，坚请终制，允开侍郎缺。林翼既定湖北，进围九江，破湖口，水师绝数年复合。载福连拔望江、东流，扬帆过安庆，克铜陵泥汊，与江南军通。由是湘军水师名天下。林翼以此军创始国藩，杨、彭皆其旧部，请起国藩视师。会九江克复，石达开窜浙江，浸及福建，分股复犯江西，朝旨诏国藩出办浙江军务。

　　 　　国藩至江西，屯建昌，又诏援闽。国藩以闽贼不足虑，而景德地冲要，遣将援赣北，攻景德。国荃追贼至浮梁，江西列城次第复。时石达开复窜湖南，围宝庆。上虑四川且有变，林翼亦以湖北饷倚川盐，而国藩又久治兵，无疆寄，乃与官文合疏请国藩援蜀。会贼窜广西，上游兵事解，而陈玉成再破庐州，续宾战殁三河，林翼以群盗蔓庐、寿间，终为楚患，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军分三道，各万人。国藩由宿松、石牌规安庆，多隆阿、鲍超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向舒、六。多隆阿等既大破贼小池，复太湖、潜山，遂军桐城。国荃率诸军围安庆，与桐城军相犄角。安庆未及下，而皖南贼陷广德，袭破杭州。

　　 　　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分道援江宁，江南大营复溃，常州、苏州相继失，咸丰十年闰三月也。左宗棠闻而叹曰：“此胜败之转机也！江南诸军，将蹇兵疲久矣。涤而清之，庶几后来可藉手乎？”或问：“谁可当者？”林翼曰：“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于是天子慎选帅，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旋即真，授钦差大臣。是时江、浙贼氛炽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国藩曰：“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不可动也。”遂南渡江，驻祁门。江、浙官绅告急书数十至，援苏、援沪、援皖、援镇江诏书亦叠下。国藩至祁门未数日，贼陷宁国，陷徽州。东南方困兵革，而英吉利复失好，以兵至。僧格林沁败绩天津，文宗狩热河，国藩闻警，请提兵北上，会和议成，乃止。

　　 　　其冬，大为贼困，一出祁门东陷婺源；一出祁门西陷景德；一入羊栈岭攻大营。军报绝不通，将吏惵然有忧色，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国藩曰：“无故退军，兵家所忌。”卒不从，使人间行檄鲍超、张运兰亟引兵会。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自官京朝，即日记所言行，后履危困无稍间。国藩驻祁门，本资饷江西，及景德失，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乃自将大军次休宁，值天雨，八营皆溃，草遗嘱寄家，誓死守休宁。适宗棠大破贼乐平，运道通，移驻东流。多隆阿连败贼桐城，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林翼复遣将助之。十一年八月，国荃遂克安庆。捷闻，而文宗崩，林翼亦卒。穆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加国藩太子少保衔，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国藩惶惧，疏辞，不允，朝有大政，咨而后行。

　　 　　当是时，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沪，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伪英王陈玉成屯泸州，捻首苗霈霖出入频、寿，与玉成合，图窜山东、河南，众皆号数十万。国藩与国荃策进取，国荃曰：“急捣金陵，则寇必以全力获巢穴，而后苏、杭可图也。”国藩然之。乃以江宁事付国荃，以浙江事付宗棠，而以江苏事付鸿章。鸿章故出国藩门，以编修为幕僚，改道员，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选良将付之，号“淮军”。同治元年，拜协办大学士，督诸军进讨。于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鸿章有征苏、沪之师，载福有肃清下游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有取泸州之师，续宜有援颍州师；大江以南，鲍超有攻宁国之师，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十道并出，皆受成于国藩。

　　 　　初，官军积习深，胜不让，败不救。国藩练湘军，谓必万众一心，乃可办贼，故以忠诚倡天下。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宜别立一军。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贼之都金陵也，坚筑壕垒，饷械足，猝不可拔。疾疫大作，将士死亡山积，几不能军。国藩自以德薄，请简大臣驰赴军，俾分己责，上优诏慰勉之，谓：“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气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国藩读诏感泣。时洪秀全被围久，召李秀成苏州，李世贤浙江，悉众来援，号六十万，围雨花台军。国荃拒战六十四日，解去。三年五月，水师克九洑洲，江宁城合围。十月，鸿章克苏州。四年二月，宗棠克杭州。国藩以江宁久不下，请鸿章来会师，未发，国荃攻益急，克之。江宁平，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朝野称贺，而国藩功成不居，粥粥如畏。穆宗每简督抚，辄密询其人，未敢指缺疏荐，以谓疆臣既专征伐，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外重内轻之渐，不可不防。

　　 　　捻匪者，始于山东游民相聚，相后剽掠光、固、颍、亳、淮、徐之间，捻纸燃脂，故谓之“捻”。有众数十万，马数万，蹂躏数千里，分合不常。捻首四人，曰张总愚、任柱、牛洪、赖文光。自洪寇、苗练尝纠捻与官军战，益悉攻斗，胜保、袁甲三不能御。僧格林沁征讨数年，亦未能大创之。国藩闻僧军轻骑追贼，一日夜三百馀里，曰：“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未几而王果战殁曹州，上闻大惊，诏国藩速赴山东剿捻，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鸿章代为总督，廷旨日促出师。国藩上言：“楚军裁撤殆尽，今调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尚不足。当更募徐州勇，以楚军之规模，开齐、兖之风气；又增募马队及黄河水师，皆非旦夕可就。直隶宜自筹防兵，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臣不能也。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之兖、沂、曹、济，河南之归、陈，江苏之淮、徐、海，安徽之庐、凤、颍、泗，此十三府州责之臣，而以其馀责各督抚。汛地有专属，则军务乃渐有归宿。”又奏：“扼要驻军临淮关、周家口、济宁、徐州，为四镇。一处有急，三处往援。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然督师年馀，捻驰突如故。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凭运河御之，未成而捻窜襄、邓间，因移而西，修沙河、贾鲁河，开壕置守。分地甫定，而捻冲河南汛地，复突而东。时议颇咎国藩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

　　 　　山东、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皆怪国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谤议盈路。国藩在军久，益慎用兵。初立驻军四镇之议，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既数为言路所劾，亦自以防河无效，朝廷方起用国荃，乃奏清鸿章以江督出驻徐州，与鲁抚会办东路；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与豫抚会办西路：而自驻周家口策应之。或又劾其骄妄，于是国藩念权位不可久处，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匃病假数月，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又请削封爵：皆不许。

　　 　　五年冬，还任江南，而鸿章代督军。时牛洪死，张总愚窜陕西，任柱、赖文光窜湖北，自是有东西捻之号。六年，就补大学士，留治所。东捻由河南窜登、莱、青，李鸿章、刘长佑建议合四省兵力堵运河。贼复引而西，越胶、莱、河南入海州。官军阵斩任柱，赖文光走死扬州。以东捻平，加国藩云骑尉世职。西捻入陕后，为松山所败。乘坚冰渡河窜山西，入直隶，犯保定、天津。松山绕出贼前，破之于献县。诸帅勤王师大至，贼越运河窜东昌、武定。鸿章移师德州，河水盛涨，扼河以困之。国藩遣黄翼升领水师助剿，大破贼于茌平。张总愚赴水死，而西捻平。凡防河之策，皆国藩本谋也。是年授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

　　 　　国藩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其策西事，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二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后数年卒如其说。自西人入中国，交涉事日繁。金陵未下，俄、美、英、法皆请以兵助，国藩婉拒之。及廷议购机轮，置船械，则赞其成，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每定约章，辄诏问可许不可许，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也。既至直隶，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

　　 　　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哄，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署楹帖，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会两江缺出，遂调补江南，而以鸿章督直隶。江南人闻其至，焚香以迎。以乱后经籍就熸，设官书局印行，校刊皆精审。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其幕府亦极一时之迁，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缺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军礼要自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同治十三年，薨于位，年六十二。百姓巷哭，绘像祀之。事闻，震悼，辍朝三日。赠太傅，谥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子纪泽袭爵，官至侍郎，自有传；纪鸿赐举人，精算，见畴人传。

　　 　　论曰：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