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维尔·米哈依洛维奇·特列恰科夫

1832年12月15日，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中。从巴维尔的曾祖父开始，这个家庭就以经商为生。巴维尔的父亲从经营一家小布匹店起家，在他兢兢业业的操持下，产业很快有了相当规模，当他49岁去世的时候，被评为俄罗斯二级商人；巴维尔的母亲则来自专门从事向英国出口油制品生意的大商人家庭。这位精明能干的女人在丈夫中年早逝之后，带领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把家族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1865年，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与薇拉·马蒙托娃结婚，新娘的叔父是莫斯科著名的商人及文化赞助人萨瓦·马蒙托夫，即19世纪末莫斯科著名的社交群体、文艺沙龙阿布拉姆采沃的主人。巴维尔与薇拉一生相濡以沫，共育有六子：四个女儿与两个儿子。但不幸的是，最为巴维尔疼爱的颇有艺术天分的小儿子瓦尼亚八岁时得急病去世；而另一个儿子则是天生的弱智。

19世纪中期，与一位大收藏家的相识及参观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后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产生了进行绘画收藏的想法。在这之前，他已经零星地购买了几幅国内外画家的油画、版画作品。1856年，他正式收藏了俄罗斯两位画家的作品，弗·戈·胡佳科夫的《与芬兰走私者的冲突》与诺·戈·什德尔的《诱惑》，这一年因此被研究者们认为是特列恰科夫画廊诞生的年代。

1860年，年轻的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在自己的遗嘱中这样写道：“我要把我资产中的150，000卢布用于在莫斯科建一座艺术博物馆或对公众开放的画廊。”正是基于这个愿望，他继续着自己的收藏活动。但逐渐地，他明确了收藏的方向：正如给列夫·托尔斯泰的信中所说：“我要收藏具有独立发展进程的俄罗斯绘画”，“我只收藏能够展示俄罗斯绘画面貌的作品”。

然而，在巴维尔·特列恰科夫进行收藏活动的初期，当时的社会意识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人们看不到其中的文化意义。除了自己的妻子和少数几个朋友外，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几乎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无人善意地评价他的做法，他的亲戚甚至想以“极度浪费”的罪名将他诉诸法律；当他为某幅画与画家讨价还价时，更激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他只是个“毫无品味的商人”和“沽名钓誉之徒”。

对肖像画的定购与收藏是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所做的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有感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时代，巴维尔产生了为俄罗斯在各个社会领域做出贡献的人物留下一幅肖像画的想法，而这批肖像画将由他来进行分类和收藏。

1868年及1870年，在莫斯科与彼得堡分别举办的“俄罗斯杰出活动家肖像画展”和“俄罗斯16世纪·17世纪著名人物画展”促使他加快了收集肖像画的举措。可以说，这不是一项艰难复杂的工作，但它需要收藏家一以贯之的执着和画家与模特之间达成的默契；而其中最难的一个环节是说服那些业已成名的人同意自己的肖像被收入到这座尚不为人知的私人画廊中。比如，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才说服艺术观迥然不同的列夫·托尔斯泰同意为画家做模特儿。无论如何，收藏肖像画的工作在最初的5年中还是获得了丰收，收藏家主要向别洛夫、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克拉姆斯柯依与列宾等与他同时代的最享有盛名的画家订购肖像画；另一方面，他又不间断地收集19世纪之前各个时代的精品。最终，他成功地为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玛依科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留下了生动真实的形象，其中一些是这些人在人世留下的最后的画像。肖像画不断地扩充着他的收藏，这项工作陆续进行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关心表现时代重大事件的作品，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他不惜巨资购买了军事画家韦列夏金的《土耳其斯坦》系列组画，这组系列画由已完成的油画、素描与速写稿组成，反映了土耳其斯坦战役的进程和画家在中亚的见闻，其描画的细致与内容的新颖是在俄罗斯前所未见的。

然而，当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决定把这组系列画赠送给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时，对方以没有合适的场所也无力营建这样的场所而拒绝了。社会艺术机构的无能使他更加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必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只有他一人在俄罗斯可能完成此事。之后的若干年内，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又收藏了韦列夏金的《印度》组画和列宾、瓦西里·伊凡诺维奇·苏里科夫等人的大幅战争题材作品，并为这些不断新购的画作而几次扩建画廊。

1892年，他的弟弟谢尔盖·特列恰科夫突然去世，遵其遗嘱，他的不多的但极有价值的收藏品被转到了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名下，根据美术史家、画家格拉巴里的意见，这些收藏品中有19世纪中后期法国绘画的最好作品。同年，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把35年来积聚的所有收藏一起赠给了莫斯科市。这批捐赠被莫斯科城市杜马正式接收时，其中包括俄罗斯艺术家的1805幅绘画（油画、素描、水彩等），9座雕塑及83幅国外（主要是法国与德国）画家的绘画作品，这批捐赠被定价为1，429，000卢布。由于对人类文化所做的巨大贡献，巴维尔被授予“莫斯科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后，尽管画廊有了莫斯科市的专项经费支持，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仍不断地把资金投入到购买新作上，1894年，他就为此用去了37060卢布。在1893年—1897年间，由于他的努力，画廊新购入了200多幅作品。从1893年开始， 他每年都出版自己收藏品的目录，1898年的一期是最后也是最详尽的一期，其中已登录了1635幅藏于画廊中的油画作品。

由于他的慷慨捐赠及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社会震动，莫斯科市于1894年召开了第一届以特列恰科夫名字命名的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大会，预备给他以应有的荣誉，但令巴维尔·特列恰科夫真正感到快乐并接受的只是“莫斯科市荣誉市民”的称号，而派侄子去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

19世纪80年代·90年代，俄罗斯的艺术状况令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感到很难为画廊选择“最必需的作品”。在学院派与先锋派、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纷争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艺术流派，很明显，老一代巡回展览派画家此时已呈现出了题材、手法逐渐程式化的衰败倾向，正如格拉巴里所写：“我们只接受令我们惟一感到亲切的列宾和苏里科夫，我们想要更多的真理和对人性更多的理解，而少一些陈规戒律，我们从心底厌倦了被用滥了的色调，重复的手法··”而年轻一代的艺术倾向与美学思想还未最终形成。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此时时常流露出对巡回展览画派陈旧画风的不满，但甚至他这位艺术圈的行家也不知道俄罗斯绘画会走向哪里。在看了佳吉列夫主办的杂志《艺术世界》后，他以自己一贯简洁的方式评论道：“装帧很好，但内容空洞无物。”

此时，步入老年的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对宗教越来越虔诚甚至痴迷，在某种个人的情感与爱好驱使下，他开始收集古俄罗斯圣像画。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共收集了62幅圣像画，其中有极为珍贵的诺夫哥罗德画派于15世纪创作的《众王之王》，莫斯科画派16世纪的《救赎》及16·17世纪莫斯科与斯特拉冈诺夫画派的其它精品。由于当时画廊正在扩建，这些圣像画直到他去世时仍挂置在他的家里，他在遗嘱中告诫家人，一定要让这些令他感到心灵宁静的古俄罗斯绘画对公众开放。

画廊的工作人员回忆，巴维尔·特列恰科夫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常常一个人在画廊的各个大厅里 踱步，时而停在某幅画前静静地欣赏片刻，对他而言，画廊是有生命的，它让他回想起那些已然 流逝的岁月，那些已不在世的或仍健在的老朋友们。他在最后阶段购买并深深喜爱的一幅作品是 列维坦的《永远的安宁》，他把它挂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巴维尔·特列恰科夫担心自己去世后，在俄罗斯绘画的现实主义繁荣阶段所形成的收藏整体性遭到破坏，从而于1898年5月做出了修改遗嘱的决定：他把以前预备用来扩充收藏的资金改用在了画廊的内部维护与管理上。

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直是画廊孜孜不倦的监护人。

1898年11月初，在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参加了在圣彼得堡由佳吉列夫组织的展览后，几年来积聚的病痛终于使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一病不起。12月9日，收藏家巴维尔·特列恰科夫于家中辞世，他最后留下的话是：“珍惜画廊，愿所有人健康。”三个多月后，他的妻子薇拉也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