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汉

革命情怀

黄兴夫人徐宗汉（中坐）徐宗汉（1876—1944），徐宗汉，原名佩萱，原籍广东珠海市北岭村，1876年（光绪二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买办兼茶商家庭，徐润的侄女。在其大姐徐慕兰等影响下，接受新思想。徐宗汉年轻时就很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她经常外出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1901～1902年之间，在广州女医师张竹君所设的福音堂里，她经常参加两广志士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与张竹君私交甚笃，对张竹君兴办的医院和女学堂等社会公益事业予以慷慨援助。^[3]

1906年，徐宗汉应二姐许佩瑶的邀请，到马来西亚半岛的槟榔屿协助桥校教学。这年8月，孙中山委托新加坡华侨陈楚楠、林义顺等在槟榔屿筹建槟城的同盟会分会，由爱国华侨吴世荣出任会长，黄金庆为财政员。这时，徐宗汉“闻而善之，亟投身为会员。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张党务，深资得力”。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宗汉应二姐徐佩瑶之邀，赴南洋执教，在槟榔屿加入同盟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归国，经香港时受香港同盟会分会派遣，与高剑父、潘达微回粤，组织广州同盟会分会。1908年秋，她回国路经香港，拜访了冯自由，介绍了几位亲友加入同盟会。以后，她又接受同盟会组织的委派，与高剑父、潘达微等在广州组织同盟会分会，发展党务。他们设立“守真阁裱画店”作掩护，先后介绍女医生梁焕真、陈瑞云、罗道膺、杜乐汉等多人加入同盟会，后来还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投身起义

1909年秋冬间，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划广州新军起义，同盟会南方支部筹备广州新军起义。徐宗汉来到香港冯自由家。她与孙眉（孙中山的哥哥）、杨德初、陈淑子（胡汉民夫人）、卢桂屏（冯自由的庶母）、李自屏（冯自由夫人）等、用缝纫机制成青天白日旗百余面，准备在起义时使用。起义前夕，她与陈淑子、李自屏携带军火由香港乘船到广州。她们在行装中塞满子弹炸药，被褥里还夹藏有青天白日旗，陈、李二人生怕出事，坐卧不安，徐宗汉却保持镇静，怡然入睡，使清吏不起疑而未予检查，顺利到达目的地。

清宣统二年（1910）初，宗汉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建立秘密机关，并任联络工作。1910年2月11日，2月，倪映典率新军起义，徐宗汉按计划在宜安里纵火以乱清军视线。同盟会会员、广东炮一营左队三排长倪映典率领新军起义，遭清军围攻、捕杀，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当时，徐宗汉与其侄李应生等奉同盟会南方支部命令，在广州高第街宜安里设立机关，相约于举义之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军耳目，与大塘乡李福林部联络策应。徐宗汉按约定在宜安里纵火，但很快被清军扑灭，机关内藏在被褥里的青天白日旗也被警察搜去。徐宗汉为探听信息虚实，托庄汉翘到警署去领取，警吏传言须物主亲自前往领取。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失败，徐宗汉逃亡香港。

1911年徐宗汉参与黄花岗起义，她与侄儿李应生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制造炸弹，并率领亲友把枪械弹药秘密运进广州。临起义时，又把起义机关迁至广州溪峡，复把武器运至城内分发给敢死队员。

武昌起义爆发后，1911年7日，黄兴偕徐宗汉离港赴沪，转道去武汉指挥作战。徐宗汉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工作；当清军封锁长江，黄兴被困汉阳时，徐宗汉与张竹君用红十字会渡船，冒险护送黄兴自汉阳渡至武昌江岸脱险。起义前，徐宗汉率同一批亲友，其中有其侄儿李应生、李沛基和女友庄汉翘、卓国华、卓国兴、黄悲汉等，在香港摆花街同盟会机关里制造炸弹，并把起义需用的枪械弹药秘密运到广州河南的溪峡。她们以溪峡的一间颜料商行为铺面，门外贴上大红对联，假装娶亲办喜事，把武器弹药分别运到小东营各起义点。这天，由徐宗汉扮作主妇，卓国华扮作新娘，热热闹闹地“乘坐花轿，身穿红袍”，轿内“尽是大小炸弹之类”和当晚起义所需的武器。大姐徐慕兰也在组织接应等方面作了周密的布置，出色完成这次明办嫁妆，暗运军械的任务。

黄兴出院后与胡汉民等移居九龙，在香港组织“东方暗杀团”，策划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以配合武昌起义。徐宗汉与李应生、李沛基兄弟等积极参与其事。1911年10月25日，李沛基时16岁，他在广州执行任务时，代其兄李应生以重磅炸药炸死了凤山及其随从多人，名震一时。

是年10月10日，武昌提前起义并获成功。黄兴接宋教仁急电，于10月17日由徐宗汉等陪同离港赴沪，前往武昌指挥革命军战斗。这时沪、宁及沿江口岸尚未光复，清军查验极严，难以通行。他们到上海后，徐宗汉求助于在上海开设医院的张竹君。张竹君立即出面组成开往武汉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黄兴扮作医疗员，徐宗汉扮成护士，随行的还有宋教仁、陈果夫等。他们于10月28日到达武汉参加指挥战斗。

徐宗汉到武汉后，冒着炮火投入救护伤兵，并协助张竹君在汉阳设立临时医院。1911年11月27日，清军反攻，汉阳失守，长江被清军封锁。徐宗汉与张竹君借红十字会的渡船，冒险护送黄兴从汉阳渡江到武昌。这时，上海已光复，江浙革命联军正进攻南京，催促黄兴前来主持大局。11月28日，黄兴即与徐宗汉等离开武昌到上海。随着南京的光复和孙中山的回国，12月31日徐宗汉随黄兴到达南京，参与筹建民国临时政府。

进行政治

民国元年（1912）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徐宗汉积极参加女界政治活动，受孙中山接见和鼓励。北伐军从徐州前线回南京时，带回战时难童200余人，黄兴令陆军副官处予以收容，成立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从此，她把贫儿工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民国2年（1913），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赴日本、美国。因积劳成疾，肝病咯血。宗汉闻讯后赴美，料理其生活，并协助做接待、文书工作。民国5年（1916）6月，随黄兴归国讨袁。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徐勉力抚育遗孤。民国8年（1919）“五四”运动爆发，徐宗汉参与领导上海妇女投入火热的爱国运动，并耗尽家产支持学运。之后，倾力把自己的爱心注入到贫儿教育中去。抗战时期，徐移居重庆，对国民党领导消极抗战深为不满，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奋勇抗日则由衷赞扬，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多有接触。

民国33年（1944）3月8日，在重庆病逝。

辛亥年（1911年）三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策划武装起义。4月23日。黄兴到广州，设起义指挥部于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5号，亲自主持起义的领导工作。由于情况突变，黄兴临时决定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起义。徐宗汉遵黄兴之命，亲自负责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参加起义的敢死队员。为迷惑敌人，在溪峡机关大门口贴上大红喜字和对联，装成办喜事的样子，由徐宗汉扮作“新娘”。

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率敢死队进攻两广督府，与清军血战，身负重伤，脱险后回到溪峡机关，正好遇见徐宗汉，徐宗汉急忙为其裹敷伤口。徐宗汉设在溪峡的秘密机关，只有黄兴、赵声等少数领导人知道。自起义枪声打响．徐宗汉就一直悬念着同志们的安危，她听到有人敲门，就预感情况不妙，当她看到进屋的竟是黄兴，右手裹着被鲜血染红了的毛巾，心里一阵酸痛，好在黄兴只身脱险，悲痛中又得到几分安慰。她急忙迎上前去，把黄兴扶进里屋，取来药箱，亲自为之清洗包扎，又吩咐机关同志备好饭食。黄兴右手举筷不便，她就用勺一口地喂他。这时黄兴焦急万分，惦念着被冲散的同志和其他两路人马的命运，还有在巡警教练所待机行事的同志们是否得到接应?他急不可待地要外出查看。徐宗汉充分理解黄兴此时的心情。但清军正在全城搜捕，只身外出，且不自投罗网，于是对黄兴极力劝阻。

黄兴1911年4月29日，徐宗汉为黄兴改装，避过清兵盘查，与女医师张竹君一起护送黄兴乘船到香港，进入雅丽氏医院治疗。医师在为黄兴动手术前，须经其家属签字，徐宗汉在张竹君怂恿下，以妻子名义签字，手术后又尽心照顾，1911年 4月30日，市面风声比较平静，徐宗汉为黄兴换了一套灰色长袍，伴同他登上驶往香港的“哈德安”夜轮。船上已无空余房间，她就把黄兴安置在舱厅的沙发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他。

船一抵港，徐宗汉立即送黄兴到雅丽氏医院。医生诊断后提出需施行手术，按医院规定，施行手术必须由病人亲属签字同意。徐宗汉出自对黄兴的敬仰，断然以黄兴妻子的名义，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黄兴面对这一举动．感激万分。用左手紧紧握住徐宗汉的手。这时徐才感到有些羞涩，在她那秀丽端庄的面颊上泛起一片红晕。

黄兴住院期间，徐宗汉真像亲人一般日夜陪伴，精心护理。黄兴自献身革命以来。与元配廖氏夫人离多聚少，面对徐宗汉一片柔情，内心有着一种久已陌生的甜蜜之感，对眼前这位亦刚亦柔的战友，自然产生爱慕的情愫。黄兴伤愈出院后，一对有情人终于结为伉俪。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未几，黄兴因讨伐袁世凯失败，经由上海逃往香港，继而避难日本，1914年避居美国费城，此时患上了肝病。徐宗汉闻讯赶赴美国照料黄兴并协助其工作。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暴卒。7月8日，徐宗汉随黄兴回国抵达上海。这时候，黄兴已病魔缠身，加上回国后工作操劳过度，于10月3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42岁。徐宗汉与黄兴有二子。黄兴去世后，徐宗汉一度住在沪滨，抚养遗孤。

徐宗汉民国成立后，徐宗汉积极投身妇女界的政治活动，为争取妇女权益和谋求妇女的解放而参与政事。孙中山接见了她，给以鼓励，并聘她为临时稽勋局的名誉审议。“南北和议”后，广东北伐军征战徐州后回到南京，带回难童二百多人，黄兴通知陆军副官寻找民房为之收容。之后，成立了南京贫儿教养院，由徐宗汉负责该院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徐宗汉与上海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领导上海妇女投身爱国运动。她被推为该联合会会长。不久，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等人抵达上海，她们呼吁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得到徐宗汉等人的热情支持。徐宗汉以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她慷慨解囊，捐资各爱国团体开展工作。“五四”运动后，许多有志青年为追求真理，纷纷赴法国勤工俭学，徐宗汉也尽力资助，促成其行。一年之间，耗尽家财，不得不变卖住屋，生活陷于困境。

苏俄十月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连年的内战、灾荒，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陷于经济困境。1921年，上海成立了“俄灾赈济会”，徐宗汉担任该会的演讲部主任，到各处去呼吁捐资救济苏俄难民。这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达，准备在《新青年》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妇女声》杂志，以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王剑虹、王会悟（李达夫人）等找徐宗汉商量，希望此杂志能作为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出版。徐宗汉表示同意和支持，使《妇女声》杂志得以顺利出版。

1922年2月李达和王会悟受党组织的委托，与徐宗汉合作创办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平民女校。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徐宗汉又去接办她于1912年创建的贫儿教养院，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解决数百贫苦儿童的温饱与教育问题。她还在安徽创办了一所农场，以作为贫儿劳动的实践场地。1931年，为了筹措贫儿教养院的经费，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远涉重洋，赴美国向华侨募捐。时“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为了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她把为贫儿募捐扩大到为东北义勇军募捐，为收复东北而奔走呼唤。以后，她又去墨西哥、巴西、古巴、秘鲁等国向各地华侨募捐，疾病染身仍四处奔波，几致不起。她向华侨演讲，激昂慷慨，声泪俱下，表现出真挚的爱国情感，使华侨们深为感动而踊跃捐资，仅在墨西哥一地就募捐到45万比索。她以个人名义，募捐到一架价值2000美元的教练机，让人带回祖国作为航空学校教学之用，以弘扬孙中山“航空救国”精神，激励国人为航空事业献身，奋勇抗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宗汉又带着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弱之躯，率领部分贫儿到暹罗募捐，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回国后，她在云南鸡山创办贫儿院，但因经费不足，又不得不把那些流亡的贫儿送回安徽贫儿农场安置。

1940年，徐宗汉移居重庆。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日由衷地表示赞佩，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愤恨和谴责。在重庆期间，她经常接触到中共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她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常有往来。她真诚爱国、坚持革命和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行动，博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

徐宗汉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土地资源丰富，农、林、牧业亟待发展，迫切需要这方面的建设人才，遂决定创办农场，为教养院学生提供生产实验基地，把教学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从而达到勤工俭学，以场养院，培养人才的目的。1932年，徐宗汉女士通过与安徽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宣城县长周君南（黄兴的学生、同乡）的关系，在宣城县境内寻找场址。周君南选择了县内茆市冲为场址，建议徐宗汉女士前往考察。徐女士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地势开阔，气候温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宜农、宜林、宜牧、宜养殖，有发展前途，遂接受周君南意见，决定在此建场。^[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宣城，乡亲父老纷纷逃离家园。徐宗汉女士避居重庆，蔡乾九先生去了云南，章祥斋避难于双桥。为了支撑农场事业，徐宗汉女士又派黄兴先生旧部陈冶青先生来到宣城农场主持场务。不料日军再次占领宣城，人心惶惶，农场无法恢复。徐宗汉女士1944年去世后，宣城茆市冲农场一直无人问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机关复员，徐宗汉之子，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黄一美先生，遵母遗嘱，从南京来到宣城农场，意欲重振先人事业。当时由章祥斋后人章永年、章永中两人陪同察看，久经战乱，农场荒芜，但田园、山林、湖泊的旧迹仍在，面对这种物故人非的荒凉景象，一美先生叹息不已。回到南京以后，拟把农场的土地、山林、湖泊移交给政府部门管理，继续造福于社会。后来社会部门派人前来察看，认为农场荒废太久，没有人力物力去开发利用，拒绝接收。黄一美先生只得另行委派原教养院孤儿出身的卢绳圃先生来场主持恢复。直到1949年4月，宣城解放以后，卢绳圃先生才离开农场。建国以后，宣城县人民政府把这一带地方辟为国营高山洪林场，继续造福社会。

徐宗汉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女性挣脱了封建桎梏，走向社会，投入汹涌澎湃的民主革命洪流。徐宗汉是其中的杰出人物。她追随孙中山革命，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女杰，而且成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是著名革命家黄兴的伴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挚友。晚年，她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倾力支援抗战，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拯救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徐宗汉（左三）徐宗汉是徐氏家族的第三代。徐宗汉18岁时，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两广总督洋务委员李庆春的次子李晋一为妻，生有一女一子。几年后，李晋一病逝，徐宗汉并没有悲切守寡，而是毅然脱离家庭，投入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此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大姐徐慕兰。

徐宗汉的大姐徐慕兰是李庆春的长媳，她不仅贤惠能干，而且具有革命思想。她秘密加入同盟会，以富家少奶的身份作掩护，为辛亥革命广州起义挑起运输、联络重任，是广州女革命党人的中心人物。她带动家中妹妹佩瑶、小姑佩书等11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两个儿子李应生、李沛基都是勇敢的革命斗士。武昌起义和广州光复后，徐慕兰又担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率领近百名队员与广东北伐军同时北上，在徐州对清军张勋部作战中，十分勇敢。

徐宗汉在大姐徐慕兰带动下，逐步成长为一个追求进步、勇往直前的革命女性。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徐宗汉担任上海各界联合会代表，并任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孙中山常通过徐宗汉在全国各界联合会转交捐款。徐宗汉在爱国运动中，常资助爱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几乎耗尽家财。1927年后，徐宗汉接办贫儿教养院。她呕心沥血，使数百贫儿解决了温饱和教育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远走海外为抗日募捐，因劳累而患重病。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移居重庆，不顾年老体弱多病，想方设法安置贫儿。她痛恨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赞扬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多有联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