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理想主义》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帝之高高在上,超越而外在;二是人的原罪;三是神的恩宠。从第一点,崇神而卑人,对世界而言,它必函宇宙论上的创造说,而反对“流出说”,因而亦必反对本体论上的泛神论。从第二点,则加重人之谦卑,人自己之无力,匍匐于上帝之前而加重其皈依之诚。此点复函:中世的人之了解自己,了解人生,是在与人的普遍本质之关联下,与亚当的关联下而了解。人只有在观想超越者所决定的人类的普遍命运时,才能得到人生的真义。单独的个人之生与死,不是他自己固有的事,而是一切者的一之生,一切者的一之死。这种从普遍的命运本质来把握人,是把人的个性淹没了。现实的个人,若不在这个普遍的命运本质之下,直是偶然的,无所谓的存在。西塞罗时代作为人的本质之“普遍的人性”,固然从斯托噶派的理性主义得到基础,但以后也很可以从基督教的教义,即博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得到其切实的认识。博爱(普遍的人类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含有“普遍的人性”之肯定(不为阶级所限)。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很可以为人文主义者吸收进来作为人文主义的正面大前提,一个积极的领导原则。但是,基督教究竟不是人文主义。所以从基督教方面说,从中世纪的宗教精神方面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普遍性尚是外在的“用”,而原罪所表示的普遍命运这个“普遍性”,才是最内在的“体”。基督教实含有这两面的普遍性。人文主义若能继承西塞罗时代而继续发展,继续就抽象的泛说的“普遍人性”而向里点出“道德的心性”,则即一方可以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吸收进来转化而为体,一方也可以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教义以积极的基础。如是,由人性以通神性,可以与宗教神本不对立,而基督教亦可转化而为不是中世纪那个形态。但是人文主义在中世纪并未得到滋长壮大的发展,而时代精神却转而为基督教的神本精神所占据。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显的普遍人性只是对外而显:一是对“在上帝面前”而显,一是对“不为阶级所限”而显。依是,普遍的人性这个普遍性在西方始终停在“外在的用”之阶段上,始终未能从“人心”上点出其最内在的本质,以使其成为“内在的体”,一如中国儒者之所为。
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其研究重心转移至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道德的理想主义》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它与《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汫称为“新外王三书”。《道德的理想主义卜书汇集了牟宗三先生的十四篇论文。全书以“仁”的观念为中心,对中西学术问题、现实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学说。该书“从事文化生命之反省,庶可得其原委而不惑”,旨在唤起民众的历史、文化及价值意识,寻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所在。
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民主与科学的开出要借助于儒家式的人文主义的实现,而儒家人文主义的要旨就在于“三统”并建,这就涉及了他的“三统”说。所谓“三统并建”,即:“一、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㈩,此即转㈩‘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
此书与《历史哲学》及《政道与治道》合为一组,大抵皆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十年间所写成者。此十年间乃是吾之文化意识及时代悲感最为昂扬之时。此之蕴蓄由来久矣。溯自抗战军兴即渐有此蕴蓄。当时吾与熊先生同住重庆北碚金刚碑,朝夕惕厉,启悟良多。又时与友人唐君毅先生聚谈,最为相得。当时唐先生正写其《道德自我之建立》,而我则正在继《逻辑典范》后蕴酿《认识心之批判》。日常工作是如此,而瞻望国家之艰难,时风之邪僻,怵目惊心,悲感益增,所蕴蓄者固有超出有形工作之外者矣。此种蕴蓄不能求之于西方纯逻辑思考之哲学,乃必求之于能开辟价值之源之孔孟之教。深入于孔孟之成德之教,始可畅通吾人之文化意识。有正面正大之文化意识,始能发理想以对治邪僻,立大信以贞定浮动,而不落于愤世嫉俗,或玩世不恭,或激情反动,或浅薄的理智主义。此种蕴蓄至一九四九年抵台乃全部发出,直发至十年之久。此期间,唐君毅先生所抒发者尤多,如《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书,皆此期间所写成者。唐先生书多重在正面疏通中国文化之精神与价值,使人对于中国文化有恰当之理解,纠正“五四”以来之否定主义;而我此期间之三书则重在批抉中国文化之症结,以期荡涤腥秽,开出中国文化健康发展之途径。此两方面互相配合,遂有《中国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之作。此文由唐先生执笔,加上张君劢先生、徐复观先生及我个人,四人联名发表者。此文可为此十年间吾人努力之综结。当然,只看此文,不必能知其详。仍希读者取此期间诸友之作而详读之,当可知其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