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夫妇之间

我们夫妇之间

作者: 萧也牧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1

页数: 232

定价: 1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篇小说金库

ISBN: 9787536060524^[1]

　　《我们夫妇之间》描写知识分子丈夫与工农干部出身的妻子在进城后的矛盾；冲突及最终的相互理解、融合，描写一瓢一饮的最日常、最普通的家庭琐事，富有浓郁的人情味。萧也牧的小说注重个人情感的细腻描绘，在当时的文艺界不啻一枝独放的奇葩，由此招致猛烈的抨击与批判，作者也因之获罪惨死干校。

从1951年至1970年，十九年的指责、白眼、迫害，直至惨死；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一篇大约14000字的小说。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真实的一页。

　　中篇小说金库 (共60册), 这套丛书还有 《西藏，隐秘岁月》,《告密者札记》,《跑步穿过中关村》,《洼地上的“战役”》,《北京有个金太阳》 等。

　　作者萧也牧，原名吴承淦，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萧也牧作品选》展示了他的创作足迹。

　　但其命运是不幸的，在他创作旺盛期惨遭批判，“反右”又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在“文革”期间被 “四人帮”迫害致死,1980年春天，得到平反昭雪。

以相对轻松的心情看完了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却以十分沉重的心情读了当时的相关评论，可谓兴师动众的批判。重读这篇小说，品味出了其中多方面的深层内涵。不论是表现城乡冲突，抑或是人性的真实，这篇小说都让我在众多当代文学作品中感到一种新意和超越，同时，也体会出其中深深的历史感。

　　　一、城乡冲突中的相互影响：

　　作者首先展现给我们的是初次走进城市的农民，“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红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小说中李克的妻子张女士，第一次见到城市如此繁华之景时，看到的是缭乱，是堕落，是腐朽丑恶的小资情调。工农阶层出身的妻子无法适应大都市带给自己的价值观上的偏差，于是不自觉地以改造者自居，坚守农民那种朴素的革命向上的正直态度。城乡这两个生活空间的转换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刺激与转变，一直贯穿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中。《骆驼祥子》中祥子这一农家子弟对城市的最终妥协；《子夜》开篇吴老太爷从乡下初到上海而产生的种种不适而终于去世；他们或被同化，或被排斥，都显示着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相碰撞下人物的命运。而发展到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新作品如铁凝的《哦 香雪》、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中焕生眼中的城市，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进入工业城市所见的新奇与不适······都有对乡村与城市相互陌生的展示。只是到这一阶段的描写少了排斥，多了相互了解适应的温情。而《我们夫妇之间》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一空间转变给主人公带来的心理的强烈反差，真实描写了农民相对的局限性与其具备的进步性。

　　而解放初期的文学中，在阶级斗争主题的影响下，城乡问题表现为工农阶级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拯救式”的改造。这其中便体现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方向，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全方位的转变必然体现在文学上，因此萧也牧的“进城”题材，也在其影响之下。他自己也说过：“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作品里应该加一些‘感情’，加一些‘新’的东西，‘生动’的东西，语言也应该‘提高’些，可以适当用一些知识分子的话来写作。”今天看来，萧也牧敏感地察觉时代带给文学的新变（“进城”），并准确地将它的艺术可能性表达出来，提出自己的探索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单纯指责作者将李克的妻子写成一个被嘲弄的狭隘落后的农民，而应该放在城乡文化冲突这一背景下，认识其中的合理性。

　　　二、“个人印记”下的真实性：

　　　作品中明显体现的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其真实性。当“讲真话”成为一种美德被强调之时，也就体现了那一时代的悲哀之处。中国文学长久以来一个巨大的病症，就在于不允许“低”的个人印记的存在，结果造成大量的虚假。“文以载道”的传统，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都是如此。集体便是高尚，个人便是狭隘。我们知道，从延安文艺时期开始，文学一直被强调要“为政治服务”，“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基本是“颂歌的时代”，有悖于此的都被视为“另类”，遭受批判。而萧也牧却用自己温和至情的笔写出了个人的真实感受。在本应该大颂特颂工农阶级的时候，他却以敏锐的眼光写出工农大众真实的一面：他们有淳朴率真，同时也有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在当时有些人看来“阶级立场”不明确的文字，必然受到批判，甚至萧也牧本人也被怀疑为小资产阶级！

　　　我深为这种批判感到不平。从阶级和群体出发来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本来就容易造成忽视个体差异、以群体代替个体的“一刀切”的阶级群体意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即使是同一阶级内部，情况也复杂得多。这使我想到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他自己曾在前言中宣称，既要站在法国社会的“书记”的客观立场上写作，又说自己是在宗教和君主政体这“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可见他的创作立场也是矛盾的。其实这种矛盾，正是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表现。所以恩格斯赞扬说：“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托尔斯泰不也是贵族出身，可是有谁描绘俄国农民阶层的悲惨生活胜过他的呢？在我来说，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的政治进步与否，也许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连自己的心灵都融入到作品中去了，于是他们的小说总是显示出一种浑然的真实。

　　《我们夫妇之间》也是如此，纵使它显示了作者在政治觉悟上的“低”的印记，但是这种“低”能够很自然地融入到作品之中，恰恰说明了作者的大胆率真。在那个特殊时期，国家领导为文学“命名”思想，群众生活为文学提供素材，而作家只是创造技巧的“工具”。在这一背景下，萧也牧的突破点无疑是创新的。他的话语，也正是出自自己对现实问题的多角度考虑，既表现工农阶级的先进革命性和崇高精神，同时也含蓄指出了农民的狭隘和偏见。这不仅不是贬损，而恰恰是表现了一种对个体的尊重与潜在的忧虑，足以见出萧也牧进步的开阔的眼光。

　　　三、女性改造的主体地位：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我们夫妇之间》中读出男性与女性的相互改造现象。小说中所描写的妻子对丈夫的说教与改造，打破了文学作品中一直以来男性对女性的教育主导意识，体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进步性。我们知道，中国文学以父权为传统，“五四”以来，在文学作品中，男性始终是以启蒙者、指导者的姿态出现的，而妇女自然是充当被教育者的角色，从鲁迅的《伤逝》到茅盾的《创造》，均体现这一点。到60年代，仍旧处于男性化文学阶段，而《我们夫妇之间》中这种位置的转换，就体现了一种新的尝试，同时也暗含了政治上、阶级上的立场。由此还可以想到《青春之歌》，同样，林道静被卢嘉川等先进分子改造，转而又去改造余永泽，终因两人渐行渐远而分离。由此可见，女性的被动地位已经得到转变。

　　　四、历史的深刻反省：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深有体会的想法，关于那段历史，关于反省。小说中，李克一直在不断评价妻子的过程中，做着对自身的反省。在他们夫妇产生矛盾后，他们也对自身的行为思想、工作方法等进行了反省，并在文末的夫妻对话中进行自我检讨，使双方和解。事实上，我们从李克夫妇的矛盾，可以体会到国家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已经支配着平凡夫妻的日常生活。

　　　从小说本身，我体悟到了作者蕴含其中的诸多深刻的现实反映，而翻阅当时的相关批判性评论，也使我对那个时代有了一些反省。在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十分奢侈。然而这篇小说却从夫妻生活入手，更多地关注了人情与人性，有些地方充满温情。作者用一种世俗平凡的日常化笔触和简洁的话语风格道出这一切，事实证明，这符合广大读者的期待。可是实际却截然相反，批判不期而至。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总是面对一个特别奇异的现象：只要是社会、生活欢迎和期待的东西，往往遭压制与打击，这特别值得我们反思。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文学如果脱离了作者的个人情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文革”后巴金疾呼“讲真话”，艾青等人也呼唤诗人必须“讲真话”，就是因为之前文学受到的压抑太深重。如果文学只能歌功颂德，那么其现实意义也就徒有虚名。

　　　然而至今，我们的文学创作，看似摆脱了政治极权的影响，却不知道我们又陷入另一种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影响之中。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使得人们如此排斥所谓的“异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敢于反省的民族才是进步的民族，一个允许“异端”存在的社会才是和谐自由的国度。真正的健康，从来就是包含病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