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焦虑症

目前，中国正处在急剧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业已或将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与急剧转型相伴随，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正陷入焦虑状态中，乃至出现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由2134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焦虑问题正在由单个社会成员发展为整个社会问题。可以说，社会焦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于当前中国一些社会成员普遍存在着的焦虑心态，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及时进行疏导与缓解。^[1]

社会焦虑症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期，不少社会成员为生活计、为前程计，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社会焦虑”。这种现象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标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方面，改革使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利益结构发生了全方位、大幅度并且是急剧的调整。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改革意味着以往的利益结构必然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这必然会给许多社会成员带来一定的压力。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产生程度不同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成员信仰丢失。虽说信仰不是万能的，但信仰却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信仰事关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心理状况、长远目标以及民众基本行为方式等方面。民众如果普遍具有一种信仰，那么其心里就会很踏实，民众的内心就会很强大，其行为就会由于有着一种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和坚实的定力而能够经得住诱惑和挫折，其抗打击的能力就会强大，进而就会减少社会焦虑的困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社会成员信仰缺失，往往就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在面对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

社会焦虑症“社会焦虑”现象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问题。这具体表现在：

一是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进而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

二是会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地说，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了不少。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而只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满意，就会程度不同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

三是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不满情绪。当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和问题看得很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和问题。

“社会焦虑”现象不可忽视。就目前来说，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也是不现实的，而缓解“社会焦虑”则是能够做到的。为此，至少可以做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

二是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所谓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工作。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业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因此，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的一个基础性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