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黄昏

庄士敦是“辛亥革命”之后，惟一进入小朝廷的帝后生活之中，并在紫禁城中生活过的外国人，也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十几年后，他以这段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下了《紫禁城的黄昏》。本书记述了困居紫禁城中“清室”的黄昏时期1912年至1924年从中华民国成立到溥仪出宫期间的历史，以帝制向共和的转变为历史背景，以担任帝师，与末代皇帝溥仪共处的经历为内容，对他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大小事件做了独特的记述，通过对事件的记述表达了他的基本思想政治上的复辟主张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本书是一部个人的、怀旧的故事集，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其时，中国媒体针对庄士敦本人和溥仪有诸多的责难，而庄士敦所关心的，显然只是他对那些年里所发生事件的记述，可以对那些责难作出一劳永逸的反驳。为了回应对他和皇上的批评，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加之，他与溥仪的密切关系，以及与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私人关系之熟稔，使得庄士敦得以对他们尽情褒贬点评。
　　本书的叙述略带忧伤，寄哀于现代世界中中国不断沉沦的命运。然而，尽管作者意识到中国文明的辉煌已成过去，但本书并非满篇哀鸣与幻灭之词。相反，庄士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情感。对于他所深深尊崇并得以亲历其中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世界，庄士敦也聊表谢忱，著书如是。

当时，中国正值新旧交替之际。民国刚刚建立，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但仍保存帝号，留住紫禁城。民国总统徐世昌同郡王载涛等开明皇族协商，决定为14岁的溥仪聘请一位英文“师傅”，后选定时任威海卫英租界行政长官的庄士敦。 庄士敦，英文名为瑞吉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人，1898年牛津大学毕业，被派往香港任港督卜力的秘书。后取中文名庄士敦，宇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志在探求中国文化真谛。 庄士敦在皇宫任帝师近6年。这位帝师不仅教英文，还讲历史地理、社会政治，让学生阅读各样报刊，与溥仪逐渐建立了师生情谊。同时他也更多地参与宫中事务，甚至担任过颐和园的大总管，受赐头品顶戴。这期间，他还接触皇族成员、亲王大臣、民国总统、国会议员、各界名流，甚至包括各路军阀，同他们论天下、斗计谋、争曲直、结友情。在帝制转向共和的历史背景下，他详尽记述了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宫内官外的大小事件，写成这部独具历史价值的煌煌大书：《紫禁城的黄昏》。

译者前言
　　宣统皇帝御序
　　自序
　　1898：“百日维新”
　　任人宰割的大清王朝
　　康有为与光绪
　　太后压倒了皇帝
　　比太后更可怕的保守派
　　再次垂帘与义和团运动
　　光绪皇帝被囚禁
　　八国联军攻人北京
　　光绪皇帝的最后岁月
　　“老佛爷”感到很委屈
　　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3岁溥仪成为大清皇帝
　　慈禧皇太后
　　迫不得已的“改革”
　　“活菩萨”想吃光绪的大腿肉
　　辛亥革命
　　无能的摄政王
　　窃国大盗袁世凯
　　清帝退位
　　清室“优待条件”
　　《清帝退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优待条件”的幕后是袁世凯
　　大清皇帝与洪宪皇帝
　　总统与皇帝相安无事
　　贪心不足的袁世凯
　　张勋拥袁有交换条件
　　八十三天皇帝梦
　　1917年的张勋复辟
　　“辫帅”、“辫军”进北京
　　段祺瑞与轰炸机
　　心怀鬼胎的民国政府
　　誓死保“辫”的逸事
　　1919-1924年的紫禁城
　　民国总统不忘故君
　　我成了皇帝的英文老师
　　与世隔绝的紫禁城
　　皇帝的几位老师
　　洋人教师引起非议
　　梁鼎芬师傅是文学家
　　我和陈宝琛关系最好
　　朱益藩既是帝师也是御医
　　伊克坦专授满文
　　黄昏中的满清宫廷
　　一墙之隔的两个世界
　　皇帝怎样过生日
　　特准观礼的外国人
　　大清王朝的毒瘤“内务府”
　　内务府是皇室的总账房
　　死要面子与硬装糊涂
　　腐败无能的吸血鬼
　　世续、绍英和另外几位内务府大臣
　　满族人不许做太监
　　羽翼未丰的“龙”
　　洋鬼子授课有人监视
　　“邓炯麟”竟然是大清皇帝
　　皇上授权我随便杀人
　　俄国沙皇邀请宣统帝加入联盟
　　改革紫禁城的梦想
　　帝制派的希望与梦想
　　五四运动与反日狂潮
　　死灰复燃的复辟传闻
　　躁动不安的天子
　　皇帝和鸡蛋的笑话
　　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走出紫禁城
　　电话、眼镜与辫子
　　胡适觐见成了大新闻
　　真龙振翅
　　四处寻求保护的小朝廷
　　皇帝成了受人豢养的哈巴狗
　　连婚姻都是阴谋
　　皇上想逃往英国公使馆
　　紫禁城里的无价之宝
　　珍宝成堆的监狱
　　皇上曾偷运宝物出宫
　　龙凤之喜
　　大婚的三个重要仪式
　　北京市民争看奇景
　　皇上的惊人之举
　　“跪进”与赏赐
　　逃出紫禁城
　　内务府抬来一座金塔陷害我
　　一次失败的逃亡
　　谁是逃亡行动的幕后黑手
　　离奇而令人痛心的火灾
　　皇上宣布解散所有太监
　　御花园里的日子
　　郑孝胥进入内务府
　　辜鸿铭和泰戈尔
　　皇上捐古玩字画给日本
　　两朝末路王孙的会面
　　颐和园风波
　　内务府反对迁居颐和园
　　大清皇帝竟然也可以划船
　　杀手“已经准备就绪”
　　胡适博士替我抱不平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颐和园是用海军经费建造起来的
　　令人窒息的两堵墙
　　紫禁城的黄昏
　　北京兵变
　　冯玉祥逼宫
　　“皇帝”变为“溥仪先生”
　　修正后的清室“优待条件”
　　最后一次经过神武门
　　笼中天子
　　危机四伏的北京城
　　摄政内阁极不正规
　　我和顾维钧成为众矢之的
　　两位老太妃挥泪出宫
　　张作霖和段祺瑞很生气
　　溥仪的逃亡
　　溥仪送钻戒给张大帅
　　从醇亲王府到东交民巷
　　日本最乐意接纳溥仪
　　溥仪出逃的连锁反应
　　尾声：龙归故里
　　溥仪与日本人
　　“中国最大的阴谋家”
　　我并没有帮助溥仪复辟
　　皇陵被盗让溥仪伤心至极
　　张学良替顾维钧说情
　　大难不死龙归故里
　　附录
　　庄士敦的身世及履历
　　义和团
　　溥仪的生母
　　清帝大婚的烦琐与无奈
　　溥仪及其后妃的诗文
　　建福宫大火烧掉了多少珍宝
　　溥佳关于遣散太监的记述
　　溥仪出宫的详细情形
　　宝熙与孙中山就“优待条件”的争论
　　溥仪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

《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intheForbiddenCity)是一本奇特的书。记述了晚清、民国之际的中国，大者如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张勋复辟、冯玉祥逼宫、溥仪逃亡日本领事馆等等，小者如溥仪配眼镜、装电话、剪辫子、辜鸿铭哭主、民国总统送礼等等，读来如在眼前。书中人物众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康有为、溥仪、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王国维、胡适等等，均生动鲜活。
　　该书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书前有《宣统皇帝御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多他人所不及知者”，道出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溥仪被质押苏联期间，苏联人就是以这本书为线索对他进行问讯的。20世纪60年代初，溥仪编撰《我的前半生》一书，绝大部分史料亦参照庄士敦这本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如内务府同庄士敦斗法，把一人高的金塔抬到庄府让他卖钱一事，就基本上按庄士敦的回忆重叙了一遍；有关建福宫大火的损失清单，字画古玩焚毁的数字，《我的前半生》也是照抄《紫禁城的黄昏》；1924年11月29日，庄士敦陪同溥仪逃出醇王府去德国医院再赴日本兵营寻求庇护，《我的前半生》也基本上以庄士敦的回忆为蓝本……凡此，均可见该书的史料价值。
　　《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这本书。

庄士敦(ReginaldFlemjngJohnston)，英国人，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牛津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他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走遍中国二十多个省。是近代来华的外国人中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而其传奇经历中最神秘的部分，莫过于担任溥仪英文教师的那5年。他的学生、溥仪的“伴读”溥佳在1964年的文章里这样回忆庄士敦：“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专门研究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到中国以后又读了不少佛家释典，感到东方的佛教理论要比基督教的圣经不知高深多少倍，从此对基督教非常鄙视，也不到教堂做礼拜了。他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地众生成佛》；还和英国一个神甫经常通信，用佛教理论来驳斥圣经……庄士敦对中国封建官僚的派头极为欣赏。他在家里或是拜访王公旧臣时，总愿意人家称他‘庄大人’。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庄士敦’，下面还印上‘志道’。这是他的别号，非常喜欢人家称他‘志道先生’。他每次和陈宝琛、朱益藩以及王公旧臣见面，也总爱学中国官场的样子，拱手为礼。”庄士敦努力向溥仪传授西方先进思想，甚至把《新青年》这样的激进刊物带到宫里给溥仪开阔眼界。这使溥仪越来越不满于祖上的陈规陋习，并在紫禁城里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很多年后，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承认，庄士敦已经成为他灵魂中的重要部分。
　　庄士敦努力传播西方文化，而他自己却被中国文化同化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是二品花翎顶戴，像前清遗老一样迈方步。见人时拱手作揖。他还参与了溥仪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与当时中国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与辜鸿铭颇为相似，两人都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也都过犹不及地袒护中国的传统，比如帝制。
　　1931年，庄士敦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在伦敦大学任中文教授，兼任伦敦东方语言学校远东语言文化部主任。钱钟书先生留学英国时，就曾受过他的指导。
　　庄士敦忘不了自己在中国的三十多年。他以中国人的名义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一个中国人对于在华教会人士的意见》，得罪了英美教士，很不为当时舆论所容。忧伤的庄士敦更感孤独，就用《紫禁城的黄昏》所得的稿费买了一个小岛，在岛上挂起了伪满洲国的国旗，怀念他的“皇上”。每逢年节。他就穿起清朝的服装，邀请亲友到岛上相聚。如此数年，从未放弃。1938年去世，终身未娶。
　　《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是庄士敦心血的结晶。作为晚清和民国的亲历者，他的叙述真实、生动、鲜活；作为帝制的拥护者、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失偏颇。有时候甚至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感情。比如说。他对“满蒙帝国”的推崇、对于日本人的偏袒、对于冯玉祥的敌视、对于伪满洲国的认同，都体现了他的狭隘之处。

1911年裕德龄(署名德龄公主)的第一部英文著作《紫禁城两年》的中文译名也曾为《紫禁城的黄昏》（又译《清宫二年记》）。

《紫禁城的黄昏》是一部个人的、怀旧的故事集，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
《紫禁城的黄昏》的叙述略带忧伤，寄哀于现代世界中中国不断沉沦的命运。然而，尽管作者意识到中国文明的辉煌已成过去，但《紫禁城的黄昏》并非满篇哀鸣与幻灭之词。相反，庄士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情感。

兴许可以说，在中国，太后的职能在某些方面类似英国上院。即使不去“垂帘”，她也可以依照章法，制约“草率的旨令”。如果有国家(或是中国人眼中的“国家”)支持，她的影响或是权威，就会大得无边无际。
这有助于了解，即便在最忠诚的保皇分子中，也相对很少有人哪怕是略微同情一下光绪的不幸。他们忠于皇朝，无视甚或宽许慈禧的过错和罪行，对光绪的命运多少有些冷漠。因为在他们看来，代表王朝制度权力顶峰的不是光绪，而是“老佛爷”，她才是效忠的对象。
我常同中国人探讨这一问题。这些中国人，夸耀自己忠于皇室，忠于满清王朝，但也因自己的忠诚而深受其害。除康有为及其弟子，以及认识到中国人认可皇帝宝座后面或上面另有人掌握大权(有时蜇息不用，但时常启用)，深感其危害十足的少数政治学者之外，我发现，很少有人愿意站在皇帝一边，反对太后。当然，共和论者，以及所有诅咒君主思想者，．自然随时随地都斥责太后反对改良；但即使是这些人，对皇帝受难也照例不以为然。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承认，满族人，其实是满清王朝，能干任何好事。很有可能，在革命激情消退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将在中国历史上，把光绪推举到他应有的位置，加以缅怀。
在西方人看来，把太后的地位置于当朝君主之上的道理，令人不解，有违常理。但是，如果联系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认识到孝为德性之首，纲常之本，就能理解这一切。在中国人眼里，长辈之于晚辈，永远具有某种权威；晚辈必须永远尊重服从长辈。这是中国人家庭关系的规矩(或者到最近为止)，皇室家族要给整个帝国树立楷模。康熙大帝(1662年至1722年)当然是中国最强干的君王之一，他颁发的诏令便是明证。其中的措辞对当时的皇太后充满敬重，对那位杰出太后的“指令”孝顺地接受，恭敬地执行。不必询问康熙或是后来的皇帝是否诚心诚意地尽其忠孝大义。或许，他们知道这是中国伦理的根本章法，有时只是口头敷衍一下。无论如何，他们十分清楚，使用忠孝语言，会在儒家学者身上起到极好效果，而这些学者的辅助和忠诚，正是王朝稳定的根基。
道光二年(1821年至1822年)十一月的一道谕旨，正能说明一位皇太后所拥有的权力。谕旨宣布，“皇帝奉皇太后懿旨，立继妃佟佳氏为皇后。”由此我们看到，即便是册立皇妃这样的区区个人小事，也不是皇帝，而是皇帝母亲、皇太后来制订章法。这道谕旨完全合乎先例，毫不奇怪，只要太后健在，皇妃册立之事，就不会由别人定夺。连皇帝本人的婚姻，也要太后作主，由太后物色皇后(至少是理论上)，择定婚期。
当我们弄清楚慈禧太后“让位”后的地位有多高，她拥有的权力和特权有多大之后，那就不难理解她如何能够复出，击垮年轻困顿的皇帝，让维新党人完全陷入惊慌失措之中。不必如西方观察家那样推测，太后成功，证明她本人性情坚毅，颇有才智；而皇帝的失败，则证明他性情柔软，能力不足。马士[何塞•贝娄•马士，英籍汉学家，曾在大清海关任职，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译注]称康有为“充满热情，重空想”，称皇帝“经验不足，很懦弱。”这样很不公平。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太后的地位要比皇帝强大许多：理论上，这是因为，她不靠能力，只靠自己属于长辈这一事实，就在宫中占据高位；实际上，她的地位使其能够聚集所有保守力量，成为抵制维新的中心。保守势力转向她，并非因为她拥有执政本领和领导才能，不是因为把她看作智慧和慎重的化身，而是因为，他们大事奉承，让她自己充任咄咄逼人的保守势力的领头人，这样，他们就能打着中国人称为遵循章法的幌子，摧毁维新运动。
如果没有太后，保守派也有可能进行一场宫廷革命，也许能成功赶走光绪，换上一个不太“危险”的皇族成员。但是，宫廷革命不会总是局限于宫廷内部，革命的乱象蔓延到紫禁城外，是保守派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在当时情况下，唯有一种方式可以应付危局，唯有一个办法足以断然停止维新运动，而表面上又很“合乎章法”，不会滋生革命乱象；这就是，求助于全中国能在法统上和伦理上(在中国，还有什么比伦理更重要？)推翻皇帝决定的唯一一人。
绝不要认为，太后定会如此行事。起先，康有为和皇帝都希望，她不愿重理朝政，也有理由这样希望。她有颐和园这个新的乐趣，喜欢野餐和唱戏(她在颐和园有两个戏台)，几乎是返老还童。她喜欢舞文弄墨，赋诗作词，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信佛教。乡间新居，生活恬静，引起她许多兴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她觉得那里枯燥无味，或是要寻求新的刺激。的确，她根本不同情任何改良设想；但是，她喜欢施展权威过问的，主要是影响到皇室一族的地位和特权，宫中嫔妃和官员的等级奖罚等事。例如，1895年，她曾下令，“瑾妃”和“珍妃”两姊妹因所谓“奢侈”而暂时贬为“贵人”。这是皇帝嫔妃中比较低的等级。皇帝对此有何看法，不得而知，即便已知，也不受重视。1896年，亲王载澍因违反她的一条指令，给夺去品级，交付宗人府，罚八十大板，并“永远”囚于“幽室”。在“让位”期间，她还参与了惩办宫中和家族人员的许多活动。关于她可能干预国事的最不祥的征兆是，因翁同稣同情维新，她要求革其帝师一职(皇帝只得服从)。不过，她并非经常干预此类事情。总体上，她似乎愿意让皇帝及其大臣们处理日常朝政，也不必向她请示。因此，年轻皇帝觉得，至少有理由期望她不干预他的政治社会改良，因为，这些改良措施毕竟与她坚持要自己说了算的宫廷家族事务无关。
关于皇帝的期望如何破灭，造成戊戌变法∞大起大落，人们说法不一。其中一种多方证实的说法是，京城一批有影响的满汉官员，对于皇帝厉行简政，大力维新影响到自身利益及其养尊处优的特权十分惊恐，于是派遣一些代表，由监察御史杨崇伊率领，到天津去见当时的北洋大臣荣禄，向他说明，急需太后重新摄政。
荣禄出身皇族，自然同情保守一方。但他也精明能干，思想开通，是朝廷一位忠诚大员。很不幸，出于以上原因，以及个人性情，他更效忠太后，而非皇帝。不过，也很难说他会主动反对改良人士，因为有理由认为，他是满族高官里，少数几位有识之士，能认识到，要救中国于内忧外患，就必须仿效日本，踏上改革之路。监察御史杨崇伊及其同行是否能说服荣禄改变不干预政策，都很难确定。促使荣禄采取行动的，是比监察御史的劝说更有份量的东西。
光绪帝绝没有忽略他和康有为面对着巨大的阻力。所以，他们决定，趁反对力量尚未兴师，尽快颁布改良诏令，这也是原因之一。光绪知道，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对此，他十分警觉。他知道，如果按部就班地实行改良，他的对手们就有充裕的时间集结起来。无论是对，还是错，光绪帝和康有为都认为，纵有危机四伏，但迅速大胆行事，总比小心小胆，“等待观望”更有胜算。P12-15

1919年3月3日，紫禁城毓庆宫。逊帝宣统第一次见到庄士敦。
一位是末代王朝的末代皇帝，一位是中国历史上首任、也是独任的外籍帝师。
庄士敦初到紫禁城，印象是这样的：“我经过巍峨的神武门，初次走进紫禁城，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进入了一段不同时光。穿过神武门，我不仅从民国走进了王朝，更从二十世纪的新中国，走进了罗马奠基之前便已存在的古老中国。”
当时，中国正值新旧交替之际。民国刚刚建立，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但仍保存帝号，留住紫禁城。民国总统徐世昌同郡王载涛等开明皇族协商，决定为十四岁的溥仪，在三位汉文“师傅”梁鼎芬、陈宝琛和朱益藩以及满文“师傅”伊克坦之外，再聘请一位英文“师傅”。经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选定了时任威海卫英租界办事大臣，也即行政长官的庄士敦。 庄士敦，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人，1898年牛津大学毕业，派往香港，任港督卜力的秘书。英文名为瑞吉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后取中文名庄士敦，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志在探求中国文化真谛。
他一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就喜欢上了。
“自1912年民国建立，至1924年底，在中国政局所有乱象之中……'民国'内阁一会儿组成，一会儿倒台；国会一会儿灰头灰脸地给解散，一会儿又貌似隆重地重开；文武大员时不时逃到某国使馆避难：各路人马无视总统法令和民众生灵，在宫廷墙外相互厮杀；还有，各届总统一会儿给这个派系推举上台，一会儿给那个派系又拉下来。但是，人们发现，在所有这堆乱局之中，在国会议员和狡猾政客的谋略、军事冒险家的凶蛮、头脑发热的学生的荒唐之中，首都中心始终有一座城池，护卫着古老的宁静；有一块土地，至少保留着稳定尊严的表象；有一方净土，每日仍沿袭着正在消失的传统。这座威严肃穆的宫廷，周围高墙环绕，四面城门镇守，是古老中国精神的象征。”
庄士敦在皇宫任帝师近六年。这位教师不仅教英文，还讲历史地理、社会政治，让学生阅读各样报刊，几乎是无所不包。渐渐地，学生越来越信赖老师，老师越来越喜欢学生。这位帝师也更多地参与宫中事务，甚至担任过颐和园的大总管，受赐头品顶戴。这期间，他还接触皇族成员、亲王大臣、民国总统、国会议员、各界名流、甚至包括各路军阀，同他们论天下，斗计谋，争曲直，建友情。在帝制转向共和的历史背景下，他详尽记述了耳闻目睹和亲身历的宫内宫外的大小事件，写成一本独具历史价值的纪实作品：《紫禁城的黄昏》。
关于“黄昏”，庄士敦在书中前言这样解释，“清晨，有天光疏暗时的曙色；傍晚，也有天光疏暗时的暮色。或许，夜晚吞没了本书所述的暮色，但长夜过后，将是黎明破晓，显现新的曙色，迎来一天大好阳光。这正是所有敬佩中国人民的人所热心希望，甚或坚信不移的。”
对中国的前途，他比许多国人都乐观，比许多国人都投入。
他曾劝阻皇帝出逃，因为时机不当；后又帮助皇帝出走，因为生命临危。他崇尚中国传统，又大力主张废除宫中的太监制度和社会上妇女缠足习俗。他积极给皇帝介绍新的主张，新的人物，J司时反对胡乱照搬西方制度。他呼吁维护满清君主国体，也力主重用更多正直的汉人。用粗浅的眼光看，拿急躁的情绪去掂量，这似乎有些矛盾。但若静心细读，便会看到他英国人特有的冷静中，那独到的观察。 在他看来，“中华”本是一个广博的“文明”，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各方族群；因西方列强闯入，西方思潮涌进，逼迫她做出激烈反应，才缩成了一个狭义的“民族”。对于那场推翻满清王朝，结束千年封建时代，并启了共和纪元的辛亥革命，他颇多保留。其中，他最不赞同的，是那种狂热，那种不知所云、或人云亦云的盲目狂热。他写道：无数中国人受革命传染，失去了理智；尚未弄清情况，就忽然激烈反君主制，追求共和。先前英国人也曾狂热反对罗马教皇。书中借笛福的话说，英国曾有成千上万名年轻人甘愿为反对罗马教皇战斗到死，却根本不知教皇是个人，还是匹马。中国革命者尚不明白，“共和制”有多种多样，“君主制”也分形形色色。中国要除掉专制，开明进步，也要保留传统。所以，他十分推崇戊戌变法，对推行维新的光绪帝充满敬仰。他叹息道，倘若变法成功，中国将自强自信，光绪帝将成为一代贤明大帝载入史册。根本不会像慈禧乱政那样，把良港和租借地租给列强，根本不会纵容义和团打砸抢杀，不会围攻外国使馆，也就不会出现庚子赔款，社会上不会世风日下，中国不会丢失蒙古、新疆、西藏、热河。而且，“所有'不平等'条约早就通过协商给予废除，而丝毫不影响中国同外国的友好关系。在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民族狂热和其他纷乱时，中国可能正走在前列，承担重任，解救人类于危难之中。” 他不止一次前往中南海瀛台和颐和园玉澜堂，凭吊曾在此受囚的光绪帝的孤魂；他还向民国官员建议，这两处应保留下来，好永远纪念那位忧国忧民的先帝。可惜，新政夭折，光绪落难，庄士敦颇为痛心。书中字里行间透出这个英人的激愤：一个出现过乾隆、康熙大帝的王朝，一个温文尔雅的文明帝国，就葬在慈禧太后的手下。但激愤之余，他仍不失稳重。他以为，这一切不能只让一位无知无才的女子承担。她是受制于一个她掌权之前就有的“凶残的制度”，继承了满人入关前便存在的“腐朽的传统”。慈禧不顾民生，不守祖训，不念社稷，身旁网罗一群虽然爱国，但又极为守旧的庸碌官僚，围着一伙阿谀奉承的好人。这伙人投其所好，极尽吹捧，把她奉为神明；而她也信以为真，被这些误国误民的人所利用。误国乱国者，还有袁世凯，庄士敦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背信弃义者之一。庄士敦一句设问，便概括了袁氏一生：谁能想到，1898年，袁世凯背叛君主；1911年，他背叛朝廷；1916年，再背叛民国？庄士敦感到，溥仪同光绪帝血脉相连，因此冀望这位学生能同自己的叔父一脉相承。在毓庆宫书房里，他介绍中国古代圣贤的思想，讲述光绪帝的故事，借以说明一代君主对江山、对社稷、对臣民担负着责任，信守着承诺，并尽力让少年溥仪了解时事，开阔视野。溥仪会晤胡适，便是这位帝师绕过宫中机关，巧妙安排的。让这样一位民国新文化主帅进宫，更面见皇上，宫中皇族定大力反对，所以，走正常程序，是万无可能。于是，庄士敦请溥仪用新装的电话，同胡适约定。到约定日期，胡适来到皇宫北门神武门，溥仪把电话直接打到神武门的皇宫侍卫，请客人进宫。就这样，胡适直接来到溥仪的寝宫。溥仪配眼镜，是庄士敦同皇亲国戚摊牌，争取到的结果。一天上课，老师发现学生不看桌上的小钟，而是看壁上的大挂钟，就问原由。原来，溥仪的视力不佳。庄士敦力排众议，请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德国眼科医生进宫出诊，诊断结果是，溥仪需配眼镜。这下，皇族大怒，绝不许皇帝戴上那种西洋玩意。庄士敦也火了，声言辞职。他的学生也急了，绝不要老师离去。皇帝有此“上谕”，就再也无人敢反对了。庄士敦在给一位中国友人写的信中说得真切：我能够理解，阁下和其他忠君的中国人，首先把这少年当作皇帝；而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个人，是个孩子。最重要的，是他身体健康，心智健全，今后如重登龙座，将无愧于有责任感的皇帝；如做普通之人，将成为于社会有益的人。庄士敦在华34年之久，这期间，他亦学者，亦官员，亦帝师。他喜欢中国古典诗词，遍访名山宝刹，广猎经史子集。他先是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在伦敦出版《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谴责传教士对中国文化胡乱干涉。随后，他弃佛从儒，转而崇尚中国古代圣贤，认为西方思想的智慧，在中国传统中也能找到根源，而且还早于西方。比方尊师。书中引用《国语》的一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教师地位排在国君之先，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满清宫廷，依然实践，更先于古罗马的箴言：育人以至诚，教人以表率。比如民主。他向年少的溥仪讲，孟子的名言一“君为轻，民为贵”，便是中国自己的民主思想，也早于西方。溥仪长大成人，便不再聘用帝师，庄士敦被派到威海卫任职。1930年10月1日，威海卫结束了32年的英国殖民统治。任英国驻威海卫办事大臣的庄士敦，在临别词中说，“恐怕我们没使你们英国化，你们倒使我们中国化了。”他说：“将来，会有一位比我更能干的中国长官；但我相信，永远不会有比我更喜爱威海的长官。” 1934年，庄士敦买下苏格兰西部荒凉的克雷格尼希湖中的一个小岛，称小岛为“小中国”。他在住所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顶戴、饰物以及各种中国古董。他岛上的居室分别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和“皇帝厅”，每逢年节，他就穿上清朝朝服，邀请亲友来岛上聚会。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身后留下了《从北京到曼德勒》、《佛教中国》、《狮龙共存威海卫》、《儒教与近代中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评议》、《中国戏剧》等书。其中就有煌煌大作：《紫禁城的黄昏》。李伯宏 2010年9月

作者：(英国)庄士敦 译者：李伯宏

本书出版后，我得到授权，公布1923年初发生的事件中所涉外交官的姓名。书中第二十二章叙述了此次事件。令我甚为欣然的是，在紫禁城“紫气式微”之时，我居清朝皇宫期间，他是驻北京所有外交使节当中，最和善、最同情年轻皇帝命运者，同时亦是中国的挚友。
书中另一章，记述随后发生的事件时，提到他的名字：荷兰公使、二等勋爵士奥登科先生。1924年11月5日，那个阴郁的早晨，我向奥登科先生求情，并非仅仅因为他是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主要是因为，从以往的经历中我深知，他是有求必应。
奥登科先生最近撰文，亲自讲述了这两次事件。文章题为《(紫禁城内紫气式微)中的两起事件》，载于《皇家中亚文会杂志》1934年10月期。
许多读者询问，书中第二十三章中所述，慈禧在颐和园玉澜堂建起的围墙，是否拆除。根据我从北平得到的最新消息，围墙仍在。
瑞吉纳德•庄士敦
阿盖尔郡，基尔马丁
艾琳瑞岛
1934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