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莺

春柳莺书叙明代嘉靖、隆庆间，苏州有才子石池斋，名噪一时。某日，在古香亭内见梅女凌春题诗，颇爱慕之，寻访不得。梅凌春家居扬州，时随父至苏州游览。梅父亦久慕池斋之名，回扬后，遣家人来苏聘为西席。池斋有友田又玄，文理欠通，羡梅家束隋丰厚，乃伪指亦来苏游览的淮上女子毕临莺为梅凌春，使池斋去淮寻访，自己冒池斋名往扬州就馆。池斋到淮后，得与临莺私通音讯，又受所赠玉箫。事泄，毕父欲诬石为盗。池斋得警讯，与书僮柏儿同逃。中途主仆失散，池斋遇故友怀伊人赠以金，并勉其北上应试。池斋因函介伊人去扬州代西席职，附聘书为证。伊人至梅家，又玄见冒名事露，不得已辞去。时池斋已人京中状元，官翰林院，因某阁老欲逼之为婿，为避婚计，买得民女柳姑为妾，伪称已娶辞之。婚夜始知柳姑即柏儿改妆，乃为又玄胁逼所致。池斋已先得伊人相告，欲为撮合己与梅凌春婚姻。及抵扬州后，闻梅已嫁钱姓，系毕临莺伪妆相戏。终于池斋并娶凌春、临莺，夫妇偕老。^[3]

刘廷玑在康熙壬辰冬（五十一年）已经提到了《春柳莺》。石庐拚饮潜夫在《春柳莺》序后署“康熙壬寅秋八月”。此“壬寅”应是康熙元年。则《春柳莺》作于顺治末年。但事有可疑。署“史者自识”的“凡列八则”中，有这样句：“大纲细目，读者不妨一字一句潜心体味，借以悟文。何者，即圣叹手批《西厢》，以《西厢》作《史记》读是也。二书参看尤得。”显然，这位识者是以该书编者“南北鹖冠史者”的名义而写了“凡例八则”。而金圣叹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哭庙案被清政府惨杀，此事牵涉很广，震惊朝野。以理推之，在金圣叹被杀的次年，作序的石庐拚饮潜夫未必敢如此大胆而不避卷入这场政治事件之嫌。所以，林辰认为：《春柳莺》初刊于康熙年间，初刊可能是无“凡例八则”。^[4]

石池斋

河南开封府人。聪明俊秀，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十一岁入泮，后随父到苏州任上，父亡后即寓于此，每日作文赋诗，才名远播。偶于郊游中见题名凌春女子的梅花诗，十分歆羡。女父扬州梅翰林慕石生之名，欲聘为女婿。假才子田又玄贪梅家馆金丰厚，诡称题诗梅女在淮安，遂使石生弃馆去淮寻访，田于是冒名就馆。石在淮访得毕临莺多才，借一花婆与通音信。毕临莺曾读石诗，爱其才，复感其远道来访，以玉箫为赠。石因被诬为盗而逃去，改名齐也水，至京坐监，得中举人，因牵肠于毕，再次来淮。时毕父因贪贿待罪任上，将女寄于钱知府处。女不忘石，恐人议婚，改男装，以知府义子临莺之兄身份与石相会。石得知女非凌春，但既与毕订盟，期在兼得，女亦表示其妹愿并嫁一夫。石池斋中进士入翰林，致书由毕临莺假名之钱公子，求代聘梅凌春。及石生至淮后，知钱公子已与凌舂成婚，大为不满。后见花婆，始知钱即毕临莺，她不便代为石池斋求婚，故假为己求，而娶梅小姐。于是石生并娶二女。^[2]

毕临莺

淮安府人，本地富户毕监生之独女。生得面如花朵，且聪慧多才，喜赋诗填词，年方十七，不愿其父代为择婿，而要自选才貌中意者。偶至苏州赏梅，见石池斋诗，闻他少年饱学，欣慕不止。石误认她是所想往的梅凌春，专程来淮寻访。而毕则感其志诚，赠玉箫为表记，结百年之好。毕父因贪贿待罪任上，将她寄于好友钱知府处，她恐人议婚，有负前约，改男装，冒钱义子之名，与再度来访的石生相会。得知石生的意中人原是梅凌着，心甚感伤。但石生心中有凌春，亦不忍舍毕临莺，她亦以钱公子身分表示，其妹甘愿并居。后石生中探花入翰林，恰梅凌春父女来淮，石生求“钱公子”代聘，于是便以钱公子的身份娶临莺，以同嫁石池斋。^[2]

田又玄

苏州府秀才，字又玄，不知其名（晚出的飨秀爹藏本称姓詹名漱，字笠雪，人赠玄田山房玉印，又自号玄田居士）。他三十余岁，并无才学，却强作斯文，会诗之时，剽窃抄袭他人之作，还奢谈“如行云流水，不加思索，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自不知出自何所。”偶尔也杜撰些“一朵扭来堪插髻，连根拔起可烧锅”之类文理不通大煞风景的句子，自诩“有些老杜气味”。他得知扬州梅雠林聘力于石斋为西席，因贪其馆金丰厚，与人合谋，将石骗到淮安，自己置名前往。后石生推荐其友人携原关书赴梅家就馆，他跪着乞求“暂全今日体面”，连夜逃走，转投徐州另一假才子铁不锋。道逢石池斋，遂与铁不锋串通，诬石为盗。当石衣锦还乡时，又低身下气，讨好新贵。^[2]

《春柳莺》主要描写才子石池斋在爱情、婚姻上的坎坷经历， 关注的是“个人的普通的生活”。小说家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婚姻模式。同时，书中又描写了“日进贿金千两的钱知府， 一言不合便诬良为盗的毕通判， 招摇撞骗的田又玄， 趋名附势的铁不锋，以及科场徇私的梅翰林”。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揭露批判表达出小说家对当时官场科场、人情世态的厌恶以及对理想政治、社会的憧憬。

思想内涵上，才子佳人小说主张彼此平等、互相尊重、思想相通、坚贞不渝的爱情，但他们却不反对当时社会上的一夫多妻制。《春柳莺》的作者，就将这种结局当做了人生的理想境界，却忽视了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妇女在一夫多妻这种制度下的复杂心态，将妇女变为作者笔下没有血肉的产物，从而抹杀了妇女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对社会的发展没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春柳莺》在人物塑造上，塑造了一位以“情”为价值主导的才子。石生虽然“诗词歌赋，诸子百家，无所不通”，但却不渴求扬名官场。只把求得“才色兼有”的佳偶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后来考取科举也只是为了洗清冤屈，最后为官几载，便辞官归家了。石生这种以“情”为基础，以“才”为条件，不注重门第观念，便形成了一种新的爱情婚姻标准。而两位小姐亦是重情惜才的，作者赋予凌春小姐的，主要是其才情，而毕临莺小姐主要是才智，他们最终历尽万难，终于结为夫妻。作者是通过他们坎坷的婚姻道路，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的，也侧面的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中的爱情婚姻模式。同时，作者又塑造了田又玄、铁不锋两个反面角色。二人学识浅薄，喜欢卖弄文采，欺骗陷害石生，导致石生被官府捉拿，作者一方面是用此二人反衬石生视钱财功名如无物，不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另一方面是借此二人来揭露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弊端——“一切向钱看”。而梅翰林和毕监生是一对互为对照的人物，毕监生是毕小姐的父亲，当他知道没权没钱的石生想寻毕小姐婚配时，便怒不可遏，同铁不锋合谋陷害石生。梅翰林是一个以才取人的官员，他鄙薄不知书味的“膏粱子弟”，“识英雄于困苦中”，对石生的才华横溢甚为钦佩。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清高的官员，在做主考官时，也要徇私点石生为魁，最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系列也反映出作者对科场舞弊的嘲讽。

故事情节上，《春柳莺》作为才子佳人小说，自然没有跳出一定的固定模式：（1）一见钟情。男女主人公偶遇时惊羡对方的才貌，暗生情愫；（2）私定终身。相遇之后，男女主人公以诗词为媒，传达爱慕，私定终身。（3）拨乱离散。私定终身之后，或者是由于小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或者是由于一方父母坚决反对，或是一方的家庭遭遇重大变故，使得男女主人公从此天各一方，饱尝艰辛。（4）及第团圆。即使处于困顿潦倒的生活中，男主人公依然努力寻求功名，最终金榜题名，或者奉旨完婚，或者取得双方父母认可，结局皆大欢喜。石生虽是历尽艰险，险些丧命，但最终还是以大团圆结局。虽然《春柳莺》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然而其中不免有新奇之处，石生作为探花，在得知田又玄欺骗自己后，竟然装鬼吓他，令人发笑。其间还穿插了柳姑（书童柏儿所扮）男扮女装的故事，增加了喜剧效果。同时情节中出现苏小小的灵魂显灵，又降低了真实性。

文学创作方面，《梅花诗》是据《春柳莺》改编而来的传奇剧，同为康熙初年作品。戏剧对小说在情节、人物、主题上进行了艺术再创造，使得传奇比原著呈现出更加鲜明的进步色彩，影响很大。虽从整体上看《春柳莺》没有《梅花诗》引起的反响大，但正是由于《春柳莺》已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开来，才会进而被改编为戏剧。因此《春柳莺》对后来的文学作品创作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