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名

　　杨伟名，12岁入村私塾读书，15岁父丧辍学，边耕田，边自学，借邻里亲友书籍，读完中学课程。1940年，18岁的杨伟名，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在外当兵三年，后逃跑回家，继续务农。因家贫地薄，他虽终年在田里劳作，但仍然交付不起各类的苛捐杂税，常受官府和富豪欺压。在中共户县地下组织的教育帮助下，他认识到穷人要翻身只有闹革命的道理，逐渐关心天下大事，并开始写一些时评、杂感类的小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大打内战，搞得城乡鸡犬不宁。渴望能过上安稳日子的杨伟名把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1946年7月，他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先生因支持学生争民主、反内战活动而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在昆明的消息，立即向西安的报社投稿，谴责国民党特务的卑劣罪行。1949年2月，经穆向林介绍，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户县解放，被县人民政府派往罗什乡担任副乡长，积极投入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是年冬，组织调他到咸阳分区干部学校学习，因家庭缺少劳力、经济拮据，遂未去干校报到，自行离职脱党，回家劳动。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经历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农业互助合作等运动，亲身感受到农民翻身作主人的光荣，亲身感受到农业增产、物价稳定，再不为吃饭穿衣发愁的快乐，更加坚定地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将中国引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957年，他重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得到批准后，担任他家所在的北街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文书兼会计。1958年夏成立人民公社，北街村高级社成了城关人民公社的一个大队，并改名为“七一”生产大队，他被社员选为大队会计，对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生产大队的财务会计制度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陕西省农业厅的表彰。

《当前形势怀感》手稿

　　杨伟名幼年丧父，被拉过三年壮丁，1949年入党后不久，因家庭方面原因自动脱党，1953年妻子病故留下三个待哺的孩子… …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杨伟名30岁以前的主要生活经历，这一连串不幸事件考验了他的血性，也磨砺了他整个人生的品格。1957年，杨伟名第二次入党，几乎在同时，他与河南女人刘淑贞结了婚。杨新民说，“俺爸哪点都好，性情温和，讲理，从没发过火打我们；就是在屋里啥事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并兼调解主任后，这一点暴露得更突出。

　　七一大队有9个生产队，两千多人。杨伟名只读了三年私塾，但人们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杨伟名的邻居谢志安说：“别看杨伟名没正式上过几年学，但可以说，我是什么学历，他就是什么学历。”当过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从国民小学一直读到了师范，他学过的课本杨伟名都借去看过。

　　1959年到1961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我国城乡发生了严重困难。陕西农村更是“人困、马乏、地薄”，人民生活很苦，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上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作为生产大队会计的杨伟名，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的生产生活打交道，最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对农村各种实际问题也最有发言权。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同生产大队干部交换了意见，先后撰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意见和建议，最后经过深思，又写了题为《当前形势怀感》的万言书，由杨伟名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个共产党员署名，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中共户县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

　　这份向党的领导机关如实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当前形势怀感》，主要观点是：

　　(一)提出“初期社会主义”论点。“有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的答复是否定的。”如果“要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可以的”，但只能是“初期的”。“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二)提出用“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给“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国民经济“解带松腰”，“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在发展非计划经济中，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是“兴大利中的小弊”，或者“利居其百，害仅其一也”。

　　(三)提出在“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分田到户”，实行“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这是“赋予生产队以‘家’的概念，调动社员爱社如家的积极性”，这个‘家’是蕴藏着社员幸福生活和充满美好未来的‘家’，是有广阔前途的”，“家富了，自己就富了”，“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实是一回事”。

　　50年代末，河南、四川等地的逃荒农民开始大量流入关中地区，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时有所闻。眼见自家也吃了上顿没下顿，平日善于从实际入手学习和思考的杨伟名愈加关心国家时事，独立思考一些问题。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

　　杨家隔壁住着邮递员鲁和，他每天上午从县邮局取邮件，中午带回家，下午才分送各单位。杨伟名几乎天天中午到鲁家翻阅报纸杂志。1961年，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并没有像报纸杂志上说的那样出现在眼前，庄稼歉收，黑市粮价狂涨，市场供应紧张，社员口粮每月平均不到30斤，而且一再递减。政府却迟迟不能出台解决农民燃眉之急的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杨伟名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理应为国分忧。如何为国分忧？深思熟虑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对基层实际情况的思考写成文章，反映给上级领导。

　　白天，没空，大队的一大摊子事叫他根本无法脱身。只有晚上写。在家写不成，刘淑贞嫌费电，杨伟名只好躲到大队办公室写。一篇文章常常是一个月才能完成，甚至更长时间。翻看当年的中国历史，不难发现杨伟名的举动是多么“天真”多么“不识时务”。今天清理他的生命遗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怦然心动，他的逆潮流而动是多么令人可敬；他能够冷静地将自己的真心话说出写出，该需要多大的胆识和魄力！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61年，杨伟名接连写出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的建议》、《关于自愿参加食堂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四篇文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他认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都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比如他认为：“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全，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除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 ”比如谈一类物资开放问题时，他做了如下阐述：“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四篇文章中的两篇寄出不久便分别受到陕西省委办公厅的重视和咸阳专署的肯定。尽管生活依然贫穷，思想上的认同却给了杨伟名巨大的精神满足，他受到了巨大鼓舞。

　　县以上各级党委收到三个中共党员署名的《当前形势怀感》 后，曾给予积极的评价。6月21日和28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分别在他们主办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上，以《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和《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意见》为题，详细摘要发表。7月28日，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又刊登了对三个共产党员的简史调查，称赞杨伟名爱学习，有一定文化水平。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中共西安市委和咸阳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去信或接见杨伟名，认为“来信提到许多重要问题，均有研究价值”，中央西北局还打算调杨到西北局研究室工作。然而，8月以后，由于毛泽东的批评，这封来信和信的作者，均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同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户县三个党员来信。针对信中“一叶知秋，异地皆然”的一句话语，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赵伯平一直认为“包产到户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因而对毛泽东的批评始终没有表态。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的一次讲话中问：“对户县三个党员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10月，结合贯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咸阳行署和中共户县县委的负责同志，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来信的“错误观点”；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将《三个共产党员来信》，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在全省展开批判。杨伟名在被迫作检查时，仍然坚持：“说我提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是不能同意的。”这种唯实不唯上的铮铮铁骨，难能可贵。

　　1962年的政治氛围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宽松的，杨伟名因《当前形势怀感》“获罪” ，有关部门出于保护没有给他任何行政处分，他的大队会计和调解主任的职务也没有被马上撤掉，在大队、公社乃至户县县城，他仍然是个活跃的中心人物。但从这以后，杨伟名涉及的话题多是“三国”、“水浒”、“红楼”、 “聊斋”中的故事，跟从前已经大不一样。

　　杨新民证实，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时刻关注天下大事的杨伟名明显少言寡语了，“ 他常很长时间一个人出神。”杨家生活还是不好过，可家庭气氛越来越好了。刘淑贞是个识大体的女人，小事上有时糊涂，大事上却从不糊涂；她反对杨伟名再写文章，“农民么，种好地就行了，招事惹非干啥？”等到杨伟名成了批斗对象，她更是站在杨伟名这一边。

　　杨伟名人生最后岁月思想发展的重要见证人名叫刘景华，当年他曾直接进入杨伟名痛苦的精神世界。刘景华是那场大浩劫中的幸存者，出狱后去了海南。仝德普最早接触杨伟名事件，发现这一线索，设法打听到他的下落。仝德普一度与他保持过联系。

　　比杨伟名几乎小20岁的刘景华时为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学生，在所谓的“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下属的“刘澜涛专案调查团”，他看到了《当前形势怀感》，认识了杨伟名。

　　1967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刘景华走进杨家慕名拜访杨伟名。“当时俺爸一脸惊讶，他想不到西安会有这样的学生。那天晚上，刘景华没走，和俺爸一直谈到了天亮。”杨新民对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印象很深。

　　后来的事实表明：杨、刘确实是很快视对方为知己的。在随后的几个月，他们通过书信坦诚地交流了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中共中央文件，开头要印上‘毛主席已圈阅’，是毛主席大，还是中共中央大？”“一个党没有章法，这个党怎么样领导它的成员？还怎么能够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也是人，他也是农民出身。”交流愈深，刘景华愈为杨伟名的思想所折服。终于，他挺身而出了。

　　一夜之间，刘景华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表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一夜之间，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抄刘景华家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杨伟名的反动“信件” ，认定“大鱼露头了”。

　　1968年5月，户县城内开始贴满揭批 “杨、刘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当前形势怀感》作为“黑材料”再次广为人知，杨伟名连续几天被批，受到非人凌辱；此间他听到了刘景华被判死刑的传言，所以断定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5月5日，杨伟名拖着疲惫的身体冒雨从批斗会场回到家里。“以前开批斗会回来，即使再累，他也总是说一说批斗会上的情况。那天他没有，晚饭也只吃了一碗。”晚上，雨还是下个不停，杨新民和两个姐姐迷迷糊糊听见上楼的声音，“我取点东西。”刘淑贞说。到了下半夜，他们又听见刘淑贞拉风箱的声音， “你爸要洗脚，我烧点水。”又不知过了多久，从杨伟名、刘淑贞的屋里传出了呻吟声。杨新民和两个姐姐破门而入，屋里此时已被一股浓烈的剧毒农药气味弥漫。

　　杨伟名、刘淑贞双双洗净了身体，双双换上了干净衣服，在那个风雨之夜，双双服毒自杀了。“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5月6日的送葬队里，这样的大标语触目皆是。这天，老天仍在哭泣。

　　1962年12月1日，中共户县县委监察委员会鉴于杨伟名等三名党员“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经县委同意“党内不给纪律处分”。1963年1月，中共咸阳地委监察委员会和中共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先后同意户县县委监察委员会“不给纪律处分”的决定，但又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此后，杨、贾、赵三人均不再担任大队领导职务，杨回家参加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诬篾杨伟名“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杨无休止地轮番批斗。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8年5月6日与妻子刘淑贞一起含冤身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1979年4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昭雪。新编《户县志》和《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都辑入了杨伟名等三个共产党员署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为了弘扬杨伟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精神，2002年，户县成立杨伟名思想研究会，编印了《杨伟名文存》，省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论文，盛赞杨对我国城乡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远见卓识。

　　2002年7月，户县图书馆更名为杨伟名图书馆。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仝德普正在炕上说话。这是1998年11月20日，肃寒的天气已不能叫人舒坦地呆在地上，他们朝前平伸的腿上盖了一条棉被。仝德普在户县总工会工作，早在十几年前，他便开始搜集、整理有关杨伟名的资料，据此，1995年他写出了长文《乡村哲人》。“俺爸死那年，俺才16岁，俺爸的事，仝叔比俺知道的都多。”杨新民说。

　　不错，1998年距杨伟名自杀的1968年整整30年。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的杨家业已渐渐殷实。写出让毛泽东动怒的《当前形势怀感》一文的杨伟名如果健在，应该是个满75岁的幸福老人；1962年，他写《当前形势怀感》，才39岁。“恢复单干 ”、“开放市场”……他在文章里面陈述的许多思想观念与中国近20年的社会实践和发展何其相符，使得后人无法不叹服他的智慧和远见卓识。

　　“太可惜了！”一位在1962年曾收到《当前形势怀感》的老先生，听到杨伟名早已自杀的消息后说，“作为一个农民，杨伟名能够提出一套自己的想法和建议，而且比较合乎实际，系统化，理论化，的确了不起。这个人值得叫更多的人知道。”

　　1998年11月20日上午，我们有幸坐在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杨家的炕上，用笔、眼睛和心灵追记那段还不太遥远的人和事。对面是杨伟名46岁的儿子杨新民，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让他几次都哽咽住了。“杨伟名自杀时，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旁边的仝德普说，“在中国的问题上，杨伟名比我们至少早觉20年。”

　　应该说，杨伟名是满怀希望跨入1962年的，他希望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希望自身价值得到更大的承认。年初，他原打算写一篇题为《目前农村工作十谈》的文章，提纲都拟好了，可只谈了三个方面，他就中断了此文的写作，在这篇未完成之作里，杨伟名疾呼：“只要不属于剥削，富者可让其富，只要不属于天灾人祸，穷者可让其穷。”

　　杨伟名之所以暂时搁置下这篇文章，是因为他要投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的写作，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果不其然。该文即《当前形势怀感》。

　　《当前形势怀感》是杨伟名的传世作，也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杨伟名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具体过程已经不可能有人说清，能够说清的是文章写于1962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才闭幕不久；文章分12节，思维缜密，论说诤诤有声。

　　在文中，杨伟名概述当时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经济形势时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并质疑：“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他指出，“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 ’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 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1962年5月10日，在大队办公室，杨伟名把文章读给支委们听，支部书记贾生才和大队长赵根离表示同意文中的观点，跟着杨伟名在文章的最后签了名。

　　文章分别寄给了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不久，杨伟名接到了时任西安市市长刘庚和咸阳专署副专员王世俊等人不无嘉许之意的回信。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也特意派人探望以示关心。杨伟名随之被聘为《西北建设》通讯员和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杨伟名为领导的理解和关怀而感动，他如沐春风，怎么也想不到很快会挨批。“信之不复，对群众建议之口，复之潦草，冷人民热爱集体之心，何言密切党群关系，对此之作岂可得乎？”“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乎？”他甚至用这样的反问语式表达他对文章寄出后不被理睬的担心。对自己挨批，杨伟名也不是没有做过准备，他这样表白自己：“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者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性’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然而，最终他还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杨伟名没想到也想不通。

　　命运突然来了一个九十度的急转弯，杨伟名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他又焉能知道他文中提及的“单干”之说是当时毛泽东最忌讳的呢？

　　1957年和1959年，中国曾有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结果被视为搞资本主义，遭到禁止。1960年，安徽等地又实行此法，毛泽东仍持保留意见。到了1962年，毛泽东开始把它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几乎成了同义词，杨伟名公开提倡“单干”，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毛泽东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了解了《当前形势怀感》的主要内容。8月6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 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接下来，陕西省委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

　　9月，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四级工作组进驻七一大队。9月17日，杨伟名被迫写出了他名之为“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的书面检查。

　　“现在写俺爸，晚了。”杨新民叹口气，说，“假如早20年写，那就不一样啦。”

　　1979年6月2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下发《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内称：“《当前形势怀感》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否定三大改造，否定合作化运动，把整个形势说成漆黑一团等，都是不客观的。作为共产党员向各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正当的，但向一些人乱发材料是不对的。1962年7、8月份县委对杨伟名的帮助教育是正确的。”“1968年初，杨伟名与刘景华确有书信来往多次，且交谈的多是对当前的形势、方针政策等国家大事的看法，其观点有对的方面，亦有错误的方面，但均属认识上的片面性。”平反昭雪大会开过后，杨家领到了发给的埋葬费和“适当解决生活”的补助费，之后再没听到“下文”。杨新民对此至今心存芥蒂，“什么叫‘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结论下得不痛快，俺听了心里也不痛快。”

　　1985年，户县人编撰《户县志》，限于有资格入选的个人只能是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杨伟名被摒弃于外，只把他的《当前形势怀感》附录于后。这无疑是个遗憾。对于户县历史，陕西历史，杨伟名都是个思想的亮点，精神的亮点，人们最终记住的是杨伟名。

　　杨新民说，“俺爸的坟早平了，可他的名气在哩。”真是这样。杨伟名的坟址如今被一家企业围在了院墙里。寒食，杨新民去烧纸，看院墙门的人不认识他，不让进，“烧纸咋哩？”听说杨新民的爸是杨伟名，马上就改了口，“那人俺知道，好人哩。”看门人唏嘘着，放进了杨新民。 ^[1]

　　1962年最流行的成语是“一叶知秋”。

　　典故本来出自《淮南子·说山训》：“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到了宋代，有一本《文录》，其中说：“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

　　与别年不同，1962年的“一叶知秋”另有独一无二的“典故”——这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了这样一段讲话：“（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自此，“一叶知秋”成了陕西户县村民杨伟名和他那封写给中央的《当前形势怀感》的代名词。

　　历史学者雷颐在其文章《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当前形势怀感》）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观止。”

　　对一个农民而言，这样的赞美是不是过誉？最好的答案，当然是重读那些尘封、沉默的文献。

　　 《当前形势怀感》摘录

　　……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1 、克服困难需要政策上大胆“后退”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犊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2 、“工商业改造”本身存在问题，导致市场供应紧张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1954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商品有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的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年消耗然（这与在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然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逐年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日渐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3 、“分田到户”

　　“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入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4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雏形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5 、如何正确理解“民主集中制”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从字面上讲，他们倒像没有说错，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即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结合，或折衷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1 、物资供应困难源自“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的矛盾

　　……目前的“物资供应困难”尤其生活日用品的供应困难，主要是“农业歉收”的结果，造成“农业歉收”的原因，除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外，“人为因素”也是一个主要方面，而所谓“人为因素”，除去冬整风整社运动中所及的“五风”而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情况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生活日用品的按人定量供应，与农业方面采取的“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之间存在着矛盾问题。我们目前农村的口粮供应方法，是“大平均”的方法，也就是一个公社乃至一个县或数个县几乎一个口粮标准的方法，除口粮标准采取“大平均”供应外，其他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必需品也都相继采取了按人定量的方法，……那就等于“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全部生活资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既有“矛盾”的存在，那么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也就很成问题了。

　　……怎样消除这个矛盾呢?这里不是要取消“定量供应”的方法，更不是要变更“多劳多得”的原则，而是将现行“定量供应”的方法予以合理的调整。所谓 “调整”，也不是将“定量供应”的方法全部调整，仅是限于农村的“口粮定量供应”，以及蔬菜、豆腐、粉条、猪肉、羊肉、鸡、鸭、鲜蛋等副食品供应。凡是来自工业方面的日用必需品，仍可继续采取现行的“定量供应”方法。这是因为:工人是固定工资制，轻工业原料主要来自农村，只要农业生产水平不断地提高，能够及时地向轻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这样随着工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日用必需品的产量亦将与日俱增，更随着生产量的不断上升，供应定量的不断提高，自到完全一可以满足群众日用必需品的最大需要，到了那时，“定量供应”与“多劳多得”之间存在的矛盾，将会归于自然消失。（摘自《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成文时间约为1961年3月中旬）

　　 2 、 供给制对促进走向共产主义起了反效果

　　……我们说:“供给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因素”，这是对的，从形式上看也符合共产主义的人道精神，但从促进走向共产主义的效果看却又是另一回事情，供给制在我县是1959年实行的，一开始在分配部分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后又逐次降低，近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曾有“也可以采取高级社时对老弱疾苦者予以适当照顾”的规定。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目前还是适合“老弱照顾”的办法。供给制实行以来，老弱疾苦虽受实惠，但对生产不产生什么效果，有的在生活方面对供给制产生依赖思想，生产反而情绪消极，而另一方面，劳力硬的，因供给制而极为显著地降低劳动情绪。农业生产力要靠劳力，更要靠硬劳力，应该说，硬劳力是农业战线上的主力军，主力军的情绪如略有挫伤，其对生产关系之大，是至为明显的！

　　从多年来经验看，群众的劳动情绪与劳动的价值则表现为同升同降，两者之间，是“一份价值、一份情绪”。举例说，提过供给部分，劳动价值为1元，不提则为1.6元(如按20%提，则为1.4元)，这个1元与1.6元之差，反映在劳动情绪方面情况是极为一致的。供给制的实行除在生产方面引起的效果，已如上所述外，在供给制的计算手续上也是极为繁复的。（摘自《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成文时间约为1961年4月。共写三份，分别送省委、县委、公社党委各一份）

　　 3 、赋予生产队以“家”的形态

　　几年前，我们曾提出“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其含义为:“致富”之道，惟“劳动”;“发家”之窍，在“生产”。这和目前“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者，过去的“致富”，系一家一户的“致富”，“发家”者，系发“一家一户”之家。如果我们赋予这两句话以新的含义，使之适用于目前农业战线上的情况，那就应该说成“致富者，致生产队之富;发家者，发生产队之家”。从而“生产队”这一概念我们目前应理解为，这是新的“家”的概念。

　　关于生产队的所谓家的形态，大体应该是:(1)生产队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可以多打多吃，籽种、饲料等自行安排，如有剩余，可以出售给国家(自愿的)。(2)生产队不许买卖土地、出租土地、剥削雇佣、高利盘剥、投机倒把以及(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尽量服从国家计划等，在生产管理、生活安排等方面应有独立的自主权，大队除帮助、建议和进行指导外，不得擅自做主。

　　一个十分关心集体利益的社员，我们会赠给他“爱社如家”的赞词，这一则说明爱社如家的行为是社员集体观念的具体体现，再则“如家”二字实在意味着每个社员对于家，原来是十分爱的，那么，社员对于家，何以如此之爱呢?这很明显，每个社员都深刻意识到，家富了，自己就富了，家穷了，自己就穷了。家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实在是一回事。这是每个社员都十分爱家的由来。如果我们进而提出，如何把社员务自留地的那股“积极主动，千方百计”的干劲导向生产队这方面来?直接恰当的回答应该是，要让社员懂得生产队的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样也是“一回事”。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惟一的方法是赋予生产队以“家”的形态，让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只要不属于剥削，富者可让其富;只要不属于天灾人祸，穷者可让其穷。在贫富明显的环境中，教育广大社员群众认识，生产队的利益就是自已的利益，生产队富了自己就富了;生产队穷了，自己就穷了。这样一来，才能使社员群众的心态由原来的狭隘的“爱家”扩大为“爱队”，才能把务自留地的冲天干劲来务队里的庄稼。（摘自《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这是一篇未完稿，仅完成前言及一、二、三小节，写作时间约为1962年初）

　　 4 、挑战中央文件《农业六十条》

　　按《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中所提“三级所有制”是以大队为“基础”的，但从同一《草案》中有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职权范围暨“所有权”的具体划分看，毋宁说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因为:

　　①大队的生产计划，是以生产队的生产计划为基础；

　　②生产安排，劳力调配，评工记分等，尽归生产队全权运用；

　　③大队除了政策上的掌握和坚持外，多属督促、检查、建议、协助……

　　④牲口农具如归生产队所有，劳力固定在生产队使用，所剩土地一项虽归大队所有，实际等于一个苹果归“甲”所有，但吃苹果的权属“乙”，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有实无名。“三包”超产部分，可以“全奖”，“三包”以外的收人，可以自行分配……

　　……目前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如何把社员们务自留地的积极情绪导向生产队集体这方面来，如何把社员们爱家的思想，提高到爱生产队集体的台阶上来，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行之有效之方法，莫过于赋予“生产队”以“家”之形态，这个家是在原来“一家一户”的基础上，加以适当扩大，在性质上也比原来优越，这个家蕴藏着社员们无穷的幸福生活，并会立即在社员们的面前，展现出光辉的前景，它应该成为构成人民公社的惟一基础。（摘自《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文章写于1961年10月20日，由杨伟名起草，以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名义发出）

　　 结语：对许多未经历过人民公社时代者而言，或许杨伟名的这些文章读起来会相当隔膜。但历史对此没有隔膜，因为之后的历史进程，与杨伟名当年的建言不谋而合——彼时，这位仅上过三年私塾的农民已经和妻子双双服毒自尽，连一个坟头都没有留下。

　　 ^[2]

　　今年9月上旬，户县。本报记者采访了杨伟名的同窗、户县图书馆原馆长谢志安老先生，杨伟名研究者、户县文化局创研室副主任刘高明先生，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先生。

　　记者：在你心中，杨伟名是个什么样的人？

　　谢志安：杨伟名人很正直，主持公道。他的出发点是一心替农民着想。对穷人的事，他敢舍得，哪怕把命丢了，都要直言相谏。杨伟名是个硬汉。我常常想起他。

　　刘高明：细读杨伟名现存于世的10篇文字（另有一篇“检查”），没有高深的理论名词，写的都是底层的社会生活，群众的一粒米、一株菜，只有手抓两把泥的人最清楚。他的思考是通过生活经验的鲜明对比之后得出的。我看他最后是从容赴死，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符合实际。

　　几年前，省上一个老领导评价杨伟名说，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

　　杨新民：我看我大的那些文章，只是明白个皮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都能理解一二。我只是觉得他死得可怜。我大写这个东西，体现他本人的胆识，还体现了民间就是有高人、能人。有句话是伯乐常在，何愁没有千里马。问题是千里马多得很，看你有没有识千里马的慧眼。叫我思量，我大要是活着，还会写新的“当前形势怀感”。“怀感”时时有，才能推动社会前进。 ^[3]

　　毛泽东所说的“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指的是1962年又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执笔起草、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杨伟名三人联合署名的那篇《当前形势怀感》。文章出炉的背景，是“三年经济困难”。

　　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共产党人》1997年第2期刊登了雷敬轩、王一士撰写的《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文章撰写于1992年）一文。文章如此交待“三个共产党员”的历史出身与现状：

　　“三个共产党员，都是农村不脱产的基层干部。他们的历史情况是:

　　“ 杨伟名，中农成份，1962年39岁。曾在私塾读过三年书，平时爱看书看报，善于动脑子、想问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解放前曾被拉去当过三年兵，1949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5月户县解放后曾任副乡长，当年冬因组织调他到咸阳地委干校学习未去，自行回家而脱党，1957年重新入党。从合作化时起，一直担任社队会计，业务熟悉，工作主动，并善于钻研农村工作中的问题，曾写过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放生产队、征购粮包干、生产队会计制度等数十份材料，有的还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1962年因写信受到批判后，再未担任会计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又因写信问题受整，于1968年5月含冤身亡。1979年6月19日中共户县县委发出《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由城关公社党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给杨伟名平反。

　　“ 贾生财，贫农成份，不识字，1962年49岁。曾讨过饭，拉过长工，当过店员。1944年后一直在家务农，土改中分地4亩，后又买地7亩。195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土改时为村农会主任。1953年组织互助组，任组长，初级社时任主任。高级社和公社化以后，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积极认真。1962年因写信受批判后，再未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在生产队当过几年队长。现瘫痪在家。

　　“ 赵振离，贫农成份，1962年27岁，小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1959年人党后担任大队长，工作积极，劳动好。1962年因写信被指出其错误后，及时做了检查认识，于1963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系“当权派”，并联系1962年联名写信一事，受到冲击，以后再未担任大队干部，现在家务农。”

　　《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刊登的《杨伟名：30年前的先觉与死命》一文，对信件的起草者和执笔人杨伟名的个人形象作了一些补充。譬如其好学与不理家务：

　　“杨伟名幼年丧父，被拉过三年壮丁，1949年入党后不久，因家庭方面原因自动脱党，1953年妻子病故留下三个待哺的孩子… …这是今天能够得知的杨伟名30岁以前的主要生活经历，……1957年，杨伟名第二次入党，几乎在同时，他与河南女人刘淑贞结了婚。杨新民说，‘俺爸哪点都好，性情温和，讲理，从没发过火打我们；就是在屋里啥事不管，油瓶倒了都不扶。’杨伟名担任了大队会计并兼调解主任后，这一点暴露得更突出。

　　“杨伟名只读了三年私塾，但人们公认他肚子里最有学问，信任他。杨伟名的邻居谢志安说：‘别看杨伟名没正式上过几年学，但可以说，我是什么学历，他就是什么学历。’当过户县文化馆馆长的谢志安从国民小学一直读到了师范，他学过的课本杨伟名都借去看过。”

　　杨伟名对时事有着强烈的兴趣。“1960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谈谈小麦播种量问题》，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他提出了理性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他把文章送给县上和公社上的领导，希望对他们的工作能起到参考作用。”“杨家隔壁住着邮递员鲁和，他每天上午从县邮局取邮件，中午带回家，下午才分送各单位。杨伟名几乎天天中午到鲁家翻阅报纸杂志。”

　　但很显然，在那个年代，杨从报纸上读到的和自己亲眼目睹的，无法获得统一。如何解决冲突？——“深思熟虑后，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对基层实际情况的思考写成文章，反映给上级领导。”“白天，没空，大队的一大摊子事叫他根本无法脱身。只有晚上写。在家写不成，刘淑贞嫌费电，杨伟名只好躲到大队办公室写。一篇文章常常是一个月才能完成，甚至更长时间。”

　　一路写下来的结果，是文章被毛泽东看到了，并作了定性批示。

杨伟名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