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历险记

《鲁滨逊历险记》是一篇好看的故事，一部具有丰富思想价值的教科书，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提供着启迪和营养。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它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本书翻译无论是准确性还是真实性都较以前的译本有了较大的提升，在语言风格上更贴近原书。此次的精装版本更是值得名著爱好者们收藏。

作者简介：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小册子作者。英国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被誉为“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译者简介：朱宾忠，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有《少年维特之烦恼》、《彼得·潘》、《生活的艺术》、《我自静默向纷华》等书。

近年来，经典重译成为译界一道抢眼的风景，几乎没有哪个出版社不推出几本重译的经典。重译本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人对此情况表示担忧。我觉得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经典重译是译者对原作的再创造，是一种文学活动，重译的经典如果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达不到其应有的文学水平，自将为读者所抛弃，就像拙劣的文学创作一样，在文学的长河里被时间和读者的选择淘洗掉。认为低劣的创作或者译作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是夸大了文学的作用，把文学当流行病或者军火看待了。同时，经典重译也是一种商业活动。既然是商业活动，则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期待分一杯羹。至于是否能分得一杯羹，那要看产品质量。质量低劣，读者不买账，出版社无钱可赚，无利可图，吆喝一阵，自然退出，而不负责任的译者也将失去炮制伪劣产品的机会。译品质量好，受到读者的肯定或者欢迎，出版社有利可图，自会加大投入，越做越好；优秀的、负责任的译者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既可获得经济回报，又可成名成家，而读者也从更好的文化产品中获得教益和愉悦，一举三得，岂不美哉！



还有人担心译本太多，彼此质量不相上下，岂不造成浪费？窃以为，文化产品就该具有多样性，不同的译本妍媸各异，正可以让人瑕瑜互见，增加智识和乐趣。这样的译本对文化产品，是丰富，而不是浪费。另一方面，水平大致相同的译本多了，就有可能让更有实力和才气的译者博采众长，生产出质量更高的译品来。其实，从艺术史上看，任何优秀的艺术品，也都是以一大批平庸的作品的存在为前提的。有了众多平庸作品的绿叶，才会有优秀作品的红花。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水平一般的译本都有存在的理由，应该得到容忍，甚至鼓励。



经典重译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许多国家对经典重译都是鼓励和欢迎的。以英国为例，迄今为止，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已经有65个现代英文译本，而最受推崇，评价最高的是著名学者、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2000年的译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在他之前的那么多译本，恐怕也就产生不了他那广受赞誉的杰作。再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为例，从1616年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推出第一个译本到2004年爱德华·迈克柯罗瑞（Edward McCrorie）推出最近的一个译本为止, 300多年间有重大影响的译本就有24个，其中不少都是出自文学大家或者著名翻译家的手笔，如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威廉·卡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1871）、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87）和罗伯特·菲兹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成例，足堪借鉴。如果我们以包容和鼓励的心态去对待经典重译，相信更多更好的译本将涌现出来。当然，如果我们能像国外那样培养一批严肃、负责的翻译批评家，来对翻译作品，尤其是重译的经典作品的不同译本，就各自的优劣得失进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评，而不是如当前翻译研究界某些从业者那样对翻译作品因人论事，要么大肆吹捧，要么诋毁贬低，那么有理由期待我们的经典重译会取得更为令人满意的成就。



本书的译名改为《鲁滨逊历险记》，而不是通常的《鲁滨逊漂流记》，理由有三。第一，这本书在1902年和1905年分别由开明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组织人员翻译出版时，中国尚处在新文化运动前夕，白话文尚未成为主流语体，“漂流”这个词有“飘零、流浪”的意思，故开明书店沈祖芬的译本《绝岛漂流记》，商务印书馆林纾、曾宗巩的译本《鲁滨逊漂流记》，都用“漂流”一语，暗示飘零与流浪，同时表示与海洋生活有关，这对于当时的读者是恰当的。然而在当下语境里，“漂流”则指一种专门的水上运动，不复有“飘零、流浪”之意了。继续沿用“漂流”一语，显然与语言的时代性脱节。其二，小说原文的标题“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中“Adventure”一词强调的是冒险或者历险，在英美文化传统中，这是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强调的是有所作为，而中国文化中，“（四海）飘零”是无目的的被动行为，强调的是生活无着；就内容而言，鲁滨逊一生中最主要的经历是在孤岛上度过的28年，同海上漂流无关，小说的最后两章写他回英国的旅程，是穿越西班牙经巴黎回国，主要是在欧洲大陆的山地行走，更是与海洋不沾边，所以用“漂流”来译“Adventure”无论在文字层面，还是在内容层面，都是对原文的不忠实。第三，包含“Adventure”一词的文学作品标题一般都译为“历险记”，比如马克·吐温的Adventures of Tom Sawyer，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分别译作《汤姆·索耶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所以，改为《鲁滨逊历险记》符合一般翻译通例。



《鲁滨逊历险记》1719年出版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短时间内多次重印，之后多年畅销不衰，陆续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系列剧和电子游戏。这是与小说本身具有强烈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分不开的。小说尽管人物单一，但是情节起伏，充满悬念与变化，细节动人，情感真挚，异域风情十足，令人浮想联翩。有惊涛骇浪中的出生入死，有食人生番手下的死里逃生，有与不知名凶兽的搏杀，有与凶残嗜杀的海盗们的生死较量，有耕耘与收获的喜悦，有劳而无功的烦恼，有身陷绝境的苦苦挣扎和灰心丧气，也有化险为夷或者战斗胜利的如释重负和欣喜若狂。对儿童，它是一部激动人心的异域历险记；对成人，它是一段战斗与征服的勇士传奇；对商人而言，这是一个时来运转发财致富的好故事；在冒险家看来，这是无畏者探索世界、征服世界的终极回报。总之，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部作品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获得阅读的快感。



毋庸置疑，一部好的作品，绝不仅仅是有趣的，它还必须是有用的，能对人有所启迪，有所教益。《鲁滨逊历险记》给人最明显的教益有三个方面：知识和理性的重要性，宗教与信念的重要性以及善良和博爱的重要性，以下分述之。



鲁滨逊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文明人，正如小说第一章里所说的那样：他“接受了足够的教育”。他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一个头脑被现代理性和文明知识所武装的人。他一上岸，立刻查看地形，爬上一棵树过夜，以免遭遇猛兽突袭。第二天，看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流落荒岛，并没有悲天悯人，自怨自艾，而是平静地面对逆境，立即开展自救行为——从尚未完全沉没的大船里尽可能抢救一些物品。有些物品，看上去毫无用处，比如打湿的火药桶、缆绳和铁器，但是以他的知识，他意识到这些东西具有潜在的价值，而把它们运上岸。后来，这些东西都逐渐被派上了用场。他在岛上选择住所，再一次运用了一个文明人的知识和理性，他决定住所必须满足几个条件：“要有利健康，有淡水；其次，要能躲避炽烈的阳光；再次；要安全，以免被猛兽或者野人吃掉；最后，要能看到海，因为假如上帝派条船来，我得看得见，不至于错失得救的机会。”（见第四章）这是一个“野人”或者教育不足的现代人所想不到的。在岛上的二十多年间，他多次遭遇困难，比如无法制造陶器，还遭遇到野人和海盗来袭的两次大的危机，都靠了知识和理性得以解决，化险为夷。鲁滨逊的荒岛生存，其实并不是一个人面对蛮荒的世界，他一刻也没有离开现代文明社会，时刻依靠着现代文明所生产的知识和培育的理性来面对蛮荒的世界，来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为自己的生存赢得机会，并最后把一个荒岛改造成人间乐园。



在一个没有同伴，没有语言交流的世界，即使有充足的食物，如果没有某种精神的力量支撑，人恐怕依然难以存活，即使活下去，恐怕也只能是动物似的生存了。鲁滨逊在荒岛将近三十年，不仅活得很好，而且心智和精神都正常；不仅正常，而且还越来越成熟、坚定、高尚，成为一个比他流落荒岛之前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完美的人。他的精神支撑是他随身携带的一本《圣经》。请看《圣经》如何给他精神的力量：





一天清早，我躺在床上，满脑子想着野人到来的危险，感到极为不安。这时候，《圣经》上的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困难的时候向我祈祷，我将会拯救你，而你就会赞美我。”想到这里，我满心欢喜地下了床，心中不仅感到安慰，还感到受到了指引和鼓舞，我认真地祈祷上帝来拯救我：我祈祷过后，拿起《圣经》，翻开来阅读，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是：“侍奉上帝，要满心欢喜，他会使你意志坚强。侍奉，我说，上帝。” 倘要描述这句话给我带来的安慰，简直是不可能的。作为回应，我心存感恩，放下《圣经》，不再沮丧，至少当时如此（见第十一章）。





在他陷入疾病、恐惧、绝望之时，读着《圣经》，他会获得指引，得到安慰和激励，同时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认真地忏悔，而在忏悔中，他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使他坚定了生存和得救的信念。可以说，让他肉体得救的是他的知识和理性，让他心灵得救的是他的基督教信仰。



18世纪是启蒙主义思想逐渐成为西方主流思想的时期。启蒙主义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人道主义观念。这些观念，尤其是博爱观，在鲁滨逊这个人物身上有明确的反映。博爱的最根本要求是善待他人，不论同族还是异族，同类还是异类，只要是有生命之物，都以悲悯之情去对待。《鲁滨逊历险记》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鲁滨逊为了生存，猎杀了一只山羊。书中写道：“我第一次朝这些羊开枪，就打中了一只母羊，当时她正给身旁的小羊喂奶，这让我心里很难过。老羊倒下后，小羊还呆呆地站在她身边，直到我走过去，把老羊提了起来。不仅如此，当我把老羊扛在肩上往回走的时候，小羊还紧紧地跟着我一直到了栅栏前。于是我把老羊放下，把小羊抱起来，带着它翻进栅栏，想把它驯养大。可是，它什么都不吃，我只好把它杀了吃掉。”（见第四章）这个细节显示鲁滨逊既不是一个假惺惺的伪善者（宁愿等着小羊饿死也不杀它），也不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嗜杀者（杀死母羊后也立即杀死小羊），他只是为了求生才不得已杀生，能不杀，尽量不杀，显示了对其他生命的爱惜。这样的行为，才符合我们对于一个有博爱意识的文明人的预期。另外，在对待野人的态度上，他也并没有以白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把他们视为低劣的可以尽情屠杀的异类，而是反复思考杀死野人在道义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与野人的交战中，他尽量避免过多伤人，显示了可贵的博爱意识。这也让鲁滨逊这个人物在读者的心中更为亲切和可爱。



一句话，《鲁滨逊历险记》是一篇好看的故事，一部具有丰富思想价值的教科书，为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提供着启迪和营养。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它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



对于经典作品的每一次重译，都是译者站在前人肩膀上，站在时代的跑道上，向原作的一次趋近的努力。在翻译这部作品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前译本的疏漏和错讹，尤其是关于鲁滨逊宗教思考的文字以及关于岛上生活细节的描述，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某种程度上使译作向原作更靠近了一点。但是，总体上我的译作离原作的距离还有多远，还有赖读者诸君以及译界同仁的评判与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