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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科学史(第4卷):18世纪科学》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
第一部分 科学和社会
2 “科学革命”的遗产:科学和启蒙运动
结论:在启蒙运动活力论与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之间
启蒙运动活力论通过对18世纪晚期的绝对方法和还原理性主义的怀疑论批评得以成长,并从这种批评中获得养分。像它的新机械论者对手一样,它建立在一种深信不疑的认识论的谨慎之上,这种谨慎愿意暂缓无条件的判断,而倾向于有条件的判断。只要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被看做是建设性的,而不是被看做既危险又无效,它就会欣欣向荣。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产生的紧张状态,那种认识论上的谨慎被获得绝对答案的愿望所粉碎。蔑视科学“陷入了感官反映的垃圾堆”,浪漫主义自然哲学致力于一种新的普遍的数理原理,即一种整体化的观点(考虑到数十年战争的压力、社会和情绪动荡的压力、对启蒙运动晚期信念丧失焦虑情绪的压力)使得年轻的男女渴求绝对答案,这种答案将世俗世界归类于偶发现象,并断言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本质。如果启蒙运动活力论试图限制机械论的规则,自然哲学则渴望摧毁它。像弗里德里希。谢林(1755~1854)所宣称的,对自然进行哲学探讨意味着“把羞怯的自然从僵死的机械论中分离出来,使之生气勃勃,也可以这么说,按自由的原则,使之上升到其自身的自由发展”。精神、自由和活力被视为同一种东西。“所有原始的(ursprtinglichen),即所有动态的、自然界的现象(Erscheinungen)都必须用力来解释,它们存在于物质中,甚至当物质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因为静中亦有动,这是动力学哲学的基本假设)。”
终于将这本《剑桥科学史》第四卷校改完毕。屈指一算,时光已飞逝七年。想起来都有点后怕。人生能有多少个七年?按理说,一件事情完成之后,当事者应有某种解脱感才对。可我却没有。非但没有,反倒陷入持续的不安之中。
主持翻译这本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史著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这本书涉及面非常之广,除了专门的学科史外,更多的是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既有欧洲主流的科学发展史,也有非西方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史。尽管正文是英语,但注释中涉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日语等现代、古代语言十多种。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每一章的译者至少有两位,有的甚至达五位之多。这是译稿经过反复修改的见证。老实说,在决定是否承担这个项目时,我是非常犹豫的。好心的同事特别反对我做这件事。他们认为把时间花在翻译上非常不值,况且也不能保证就没有错误。为何尽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如果没有厦门大学的乐爱国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李志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刘树勇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甄橙教授、中山大学已故的关洪教授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我的研究生崔家岭、程路明、徐国强、王跃、吴玉辉、阎夏的热情参与,我是不会答应的。乐爱国教授一人就包揽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刘树勇教授承担了前五章的翻译。由他们介绍,又有许多人参与进来。再加上自然科学史所的同事陈朝勇、郭金海和徐凤先的鼎力相助,郑京华的广泛联络,翻译队伍迅速壮大起来,成员除了上面提到的各位外,还有陈珂珂、陈昕晔、陈雪洁、池琴、方轻、黎那、李昂、李石、刘芳、刘燕、刘建军、楼彩云、孟彦文、谯伟、曲蓉、任密林、王秋涛、阎晓星、张丹、仲霞、周广刚和周志娟。
这让我非常感动。尽管初译稿交上来后,水平参差不齐,后来经过了反复的、痛苦的修改,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初译稿,我是没有勇气走下一步的。
接下来的“翻译之路”,我走得异常艰难。有时候真想甩手不干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大象出版社王卫副总编辑,尤其是刘东蓬编辑的大力支持。
1993年,亚历克斯·霍尔兹曼,剑桥大学出版社科学史前任编辑,请求我们提供一份关于编写一部科学史的计划书,这部科学史将列入近一个世纪以前从阿克顿勋爵出版十四卷本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1902~1912)开始的著名的剑桥史系列。因为深信有必要出版一部综合的科学史并相信时机良好,我们接受了这一请求。
虽然对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事业发展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直到完全进入20世纪,作为专门的学术领域的科学史学科才出现。1912年,一位比其他任何个人对科学史的制度化贡献都多的科学家、史学家——比利时的乔治·萨顿(1884~1956),开始出版《爱西斯》(Isis),这是一份有关科学史及其文化影响的国际评论杂志。12年后,他帮助创建了科学史学会,该学会在20世纪末已吸收了大约4000个个人和机构成员。1941年,威斯康星大学建立了科学史系,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众多类似计划中的第一个。
自萨顿时代以来,科学史学家已经写出了有一座小型图书馆规模的专论和文集丛书,但他们一般都回避撰写和编纂通史。在一定程度上受剑桥史系列的鼓舞,萨顿本人计划编写一部八卷本的科学史著作,但他仅完成了以基督教产生为结尾的前两卷(1952,1959)。他的三卷本的鸿篇巨著《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of the Histoty of Science,1927~1948)与其说是历史叙述,莫如说是参考书目的汇集,并且未超出中世纪的范围。距《剑桥科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最近的科学史著作,是由勒内·唐东编纂的三卷(四本)的《科学通史》(Histoire Gdndrale des 5ciences,1957~1964),其英译本标题为General Histor3,矿the Sciences(1963~1964)。由于该书编纂恰在20世纪末科学史繁荣期前,唐东的这套书很快就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