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

公知图册(3)公知原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公共知识分子，顾名思义就是经常就公共议题发声的知识分子。自从有公共媒体以来，就有公知的存在。民国年间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是早期的公知。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文革中被普遍打压的知识分子阶层重新凝聚起来，公共知识分子也在重新形成。虽然当时不使用公知一词，然而如北岛等人，也被后来的人们认为是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大范围使用始于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但在如今的网络社会，一些人有目的性地污化“公知”，诽谤公知崇洋媚外、水平不高、居高临下。

经济学家：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宁尚彬、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冯玮、袁腾飞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罗大佑、侯孝贤、韩寒、王子群、孙海英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有人将知识分子的目标定得太高，似乎他们应该抱负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神圣信念，似乎他们是人间最稀缺的品种。^[1]

以圣人标准来苛求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一点没有人比苏珊·桑塔格认识得更清楚，在1997年接受法国某杂志的一项名为《知识分子及其角色》的国际调查时，这位享誉国际的美国女作家的回答打破了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这样的表述究竟会让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宽慰还是感到羞愧呢？尽管如此，桑塔格却并未降低知识分子的标准，她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概念总是抽象的。好在历史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他们的缺点不比大多数人的缺点多，他们的美德和贡献却超过了大多数人。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一方面著书立说，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比如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冒天下之大不韪，揭穿民族英雄圣女贞德的神话，“我们的史学家们大都对美化历史比对真实更爱好。他们都说贞德英勇就义。但是根据当时的记事和史学家维拉雷所述，她接到判决书时声泪俱下。”——一方面又对社会上众多的冤屈事件发出抗议，为之申诉直至受冤屈者终获昭雪；

哲学家罗素和科学家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呼吁废止战争的宣言，并将其副本分送给美、苏、中、英、法、加6国首脑，“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说，现在能制造出的核弹，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大2500倍。……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88岁时，罗素参加了核裁军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与“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通过电视进行越洋对话；去世前两天，他还在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埃及的轰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称为“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9·11”之后，她批评美国政府及各大媒体的片面报道和煽动反伊斯兰情绪；2001年5月9日，她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

眼前便有一些鼓舞人心的例子。

2000年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

2000年11月3日，秦晖教授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结合当时农村税费改革的现状，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

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再次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加速了中国政府废除旧有的强制收容制度的步伐。

如今，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不多，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公知”的人更少，因为，许多人把公共知识分子浓缩为“公知”，实际上就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一个贬义的标签--臭、假、恶、丑。

25年前，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有专业素养，有世界视野，有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行动，有担当社会引路人的勇气。这“5个有”，从正面意义上勾画了公共知识分子画像的基本轮廓，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以神圣的期待。然而，让雅各比没有想到的是，这种期待到了中国竟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演变。

起初，用这个概念衡量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他们都是教学、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如经济学界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张曙光，社会学界的郑也夫、李强、李银河，法学界的朱苏力、贺卫方、冯象、季卫东，文史哲学界的汪晖、秦晖、钱理群、徐友渔、雷颐、甘阳，政治学界的刘军宁、俞可平等人，这些人都具备了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专业训练，能够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上向公众传达出个人独立而真实的意见，且带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获得公众和媒体的大力推崇，占据了“意见市场”的多数份额。

到了2004年，公共知识分子的名气在《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评选活动中达到了新的高点。在媒体和学界的携手努力下，公共知识分子终于大大方方地走向了中国历史的前台，这是知识分子争取市场话语权的一次重要博弈成果。在知识分子欢呼的同时，掌控意识形态的人士却拉响了刺耳的警笛。同年底，《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理论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其实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价值中立的批判精神，“其实质是要通过宣扬所谓的知识自主性来与我们党和国家争夺'话语权'，不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甚至还有人评论这次评选是“学术选美与无盐当选”。由此可见，在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登台演戏的难度有多大。

在“意见市场”博弈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不光在嘴巴上说，其实也在行动，而且获得了一些令人欢喜的成果。在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吴市场”、“厉股份”等新词语让民众对市场经济多了一份亲近和期待。1997年，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在艰难的审查、修改中出版了，该书立足于“将人文科学的道义评价与社会科学的理性判断结合起来”，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2001年，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让民众透过历史表象，清晰地看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2003年，三位法学博士俞江、腾彪、许志永在“孙志刚事件”的制度修改上收获了善果，让违宪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戛然而止。同年，许纪霖主编的《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多层面地探讨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演化历程。2006年，俞可平的一篇名叫《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民主问题的再次热切关注。2008年，洪振快的《亚财政——非正式财政和中国历史博弈》出版，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让民众再次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亚财政”制度，这是一种亚生育国家正式财政制度而又不被国家正式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像潜规则一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2009年，北大五名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直接促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同年，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出版，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让民众切实了解了美国民主的真正含义。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出版，让民众再次认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坚守理想的人文情怀。2011年春节前后，于建嵘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发了民众的“微博打拐”热潮。同年，年过80岁的资中筠先生出版了《资中筠自选集》，让民众了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志于道的精神，以及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2012年韦森的一篇题目叫《预算法修订怎能“静悄悄”？》的文章引发了民众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修订过程的关注和批评。像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他们用贴近民众需要的专业知识，用冷峻的批判精神指出社会运行中的弊端，向民众传递符合历史潮流的思想和理想信念，并在道义的追寻中推动法治政府的建造和修缮。借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他们应该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有时，公共知识分子的缺点确实有些让人不可饶恕的意味。例如，十多年来被方舟子打假的知名人士就有清华大学常智杰副教授捏造假履历表事件，原清华大学教授刘辉学术造假事件，唐骏学历造假事件，“国学天才”孙见坤剽窃作品事件，乐嘉的学位造假和色彩理论剽窃事件，韩寒作品被怀疑造假事件。在方舟子打假的同时，方舟子的妻子刘菊花的硕士论文也被指出抄袭，引发百人联名上书中国社科院，要求调查刘菊花论文抄袭一事。此外，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学术论文抄袭被证实，舆论哗然。还有人质疑著名学者汪辉的论文抄袭，引发全国上百位高校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对汪辉是否造假给予公开、明确的定性。还有人质疑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的博士论文涉嫌造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泥沙俱下，难分真假，直接让一些情绪过激的民众给公共知识分子贴上了“公知”的标签，因为在他们心里，空穴来风必有缘由，既然有质疑，直接与“假”字划等号就行了。由这种潜意识中抗“假”心理到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也就一步之遥。

放大公共知识分子缺点的还有媒体因素。在媒体的聚焦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缺点、低级错误很容易被放大，让民众在心理上难以接受，有时甚至让民众感觉到不可饶恕。再加上一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在媒体上招摇撞骗，貌似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以各种科学、专业的名义进行利益代言，有时还由于学艺不精、随意跨界发表粗浅言论被人揭穿，让他们很容易遭受民众的鄙夷和唾骂，以至于连那些真正有独立学术立场的人也被捎带着污名化了。

客观地看待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多年来呕心沥血所取得的理性成果，以及他们身上存在的各种缺点的原因，才算公平。片面地送他们一顶“公知”的帽子，不加任何客观分析，对其污名化，肯定对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转不利。

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群体的变化，能够像知识分子的变化那样隐喻“社会”的结构裂变。如今，“公知”一词迅速贬值，甚至成为了被公众戏谑的对象。然而真正为知识人所痛心的，却是这泥沙俱下众声喧哗之中，无法被清晰辨认的操守与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然而，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著名评论人曹宗国在《公知与士节》的文章中说，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在文中，曹宗国详细论述了几千年来中国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肉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报》2004年6月19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正如学者许纪霖（微博）所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这一类观点往往强词夺理而又外强中干，一旦脱离了其话语特权的保护层，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地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这种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现在网络口水战里。

纵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士”到“公知”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曹宗国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却“公”不起来，“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正直人格，缺乏“士节”。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