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阿剌

萧阿剌，字阿里懒，北院枢密使孝穆之子也。幼养宫中，兴宗尤爱之。重熙六年，为弘义宫使。累迁同知北院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东京留守。二十一年，拜西北路招讨使，封西平郡王。寻尚秦晋国王公主，拜驸马都尉。清宁元年，遗诏拜北府宰相，兼南院枢密使，进王韩。明年，改北院枢密使，徙王陈，与 萧革同掌国政。革谄谀不法，阿剌争之不得，告归。上由此恶之，除东京留守。会行瑟瑟礼，入朝陈时政得失。革以事中伤，帝怒，缢杀之。皇太后营救不及，大恸曰：“阿剌何罪而遽见杀？”帝乃优加赙赠，葬乾陵之赤山。阿剌性忠果，晓世务，有经济才。议者以谓阿剌若在，无重元、乙辛之乱。

在唐末五代时，藩镇骄横，兵乱频仍，当时社会几乎大家都当兵，读书人要没有了。开头军队还像样，以后都变成了老弱残兵。军队不能上阵打仗，便把来像罪犯般当劳役用。其时凡当兵的，都要面上刺花字，称为配军，防他逃跑。如《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一类人，脸上刺了字，送到某地方军营中当兵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这是远从五代起，直到宋朝，没有能彻底改。这样的军队，当然没有用。

其实这些军队，在汉是更役，在唐则是庸。而宋代之所谓役，在汉代却是地方自治之代表。此种转变，极不合理。只因积重难返，宋太祖也只能在这种军队中挑选一批精壮的另外编队，就叫禁军。禁军的挑选，身长体重都有规定，因此禁军比较像样；不合这标准的，留在地方作厢军。厢是城厢之义，厢军是指驻在各地方城厢的。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

萧阿剌(5)照理，宋代开国第一件该做的事，便是裁兵复员。而宋代却只照上面所说的这样裁，至于复员则始终复不了。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他们的大敌辽国，已经先宋立国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所谓燕云十六州，早被石敬瑭割赠辽人。当时内蒙大部、辽宁乃及山西、河北的一部分疆土，都在辽人手里。北方藩篱尽撤，而宋代又建都开封，开封是一片平地，豁露在黄河边。太行山以东尽是个大平原，骑兵从北南下，三几天就可到黄河边。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时没有国防的。

倘使能建都洛阳，敌人从北平下来，渡了河，由现在的陇海线向西，还需越过郑州一带所谓京索之山，勉强还有险可守；若从山西边塞南下，五台山雁门关是那里的内险，可算得第二道国防线，要一气冲到黄河边，还不容易。所以建都洛阳还比较好。若能恢复汉唐规模，更向西建都西安，那当然更好。

但宋太祖为何不建都洛阳西安，而偏要建都开封呢？这也有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国防线早经残破，燕云失地未复，他不得不养兵。养兵要粮食，而当时的军粮，也已经要全靠长江流域给养。古代所谓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残破不堪，经济全赖南方支持。由扬州往北有一条运河，这不是元以后的运河，而是从扬州往北沿今陇海线西达开封的，这是隋炀帝以来的所谓通济渠。米粮到了开封，若要再往洛阳运，那时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更艰难，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般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

在当时本有两个国策，一是先打黄河北岸，把北汉及辽打平了，长江流域就可不打自下。这个政策是积极进取的，不过也很危险。假使打了败仗，连退路都没有。一个是先平长江流域，统一了南方，再打北方，这个政策比较持重稳健。宋太祖采了第二策，先平南方，却留着艰难的事给后人做。所以宋太祖临死，听他母亲话，传位他弟弟赵匡义，这是宋太宗。太宗即位，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一次是在今北平西直门外去西山颐和园的那条高粱河边上交战。这一仗打败，他自己中了箭，回来因创死了。在历史上，这种事是隐讳不讲的。

只因宋代开国形势如此，以后就不能裁兵、不能复员，而同时也不敢和辽国再打仗。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在这种情形下，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这也未可厚非，宋代就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在宋人只想把这些兵队来抵御外患，一面提倡文治，重文轻武，好渐渐裁抑军人跋扈，不再蹈唐末五代覆辙。因此上养兵而愈不得兵之用，以后就愈养愈多。《水浒传》说林冲是八十三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有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五万。

所以王荆公变法行新政，便要着手裁兵。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除养兵之费。

论到募兵制，本来也非全要不得。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东晋的北府兵便是募兵，也曾建了奇功。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加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1]

“一国两制”在当今中国社会可谓家喻户晓。殊不知在一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早就已有了“一国两制”。公元10世纪下半叶宋辽金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创世纪地实施“一国两制”，统治多民族的辽国并与中原抗衡达二百多年之久。

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兴起于唐代并活跃在中国的北方。“安史之乱”之时，唐朝驻边军中便已有很多契丹人。随着唐朝后期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势力的争夺，契丹民族就趁机更大量地进入中原地区。唐朝覆灭时，契丹人的力量已相当强大，甚至随后的五代政权，都要依靠契丹人，向契丹臣服。例如，石敬瑭就是在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后才取得了契丹的军事支持从而得以建立后晋。契丹人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历史机遇，建立起了间跨塞外草原和中原汉地的辽国。

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从后晋接收了燕云十六州。随着辽的疆域不断扩展，各民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契丹人的游牧文明与中原汉人的农耕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寻求一个并存不悖的制度困扰着辽的统治者，也给辽中央的统治带来艰巨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太宗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因俗而治”，并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卷四《太宗纪上》）。这就是辽朝“一国两制”的由来。那么，辽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这种独特的制度？辽的“一国两制”又有哪些具体的特点？辽的“一国两制”对今天的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启发？本文将略加梳理，以飨读者。

汉文化对契丹的冲击和影响

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的时期，正当中原处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在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正是在这个缺乏强大中央政权的历史空档期，契丹民族凭借武力迅速在北方崛起。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被选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到916年（神册元年），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正式宣布登基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是为辽太祖。从此辽称雄北国，威震四方，形成拥有“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广阔领土的强大政权，同之后的中原北宋王朝南北对峙，历时二百余年。

阿保机建国前后，由于汉文化的逐渐影响与渗透，契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阿保机在建立契丹国之前，便在连年的对外征战中俘掳了不少汉人。此时的中原大地上，后晋、后唐战火不休，南方的割据政权之间也是烽烟四起，民不堪命。于是有大批汉人离开故土，逃往相对安定的北方契丹地区。在所俘尤其是逃亡迁入的汉人中，有相当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之后都受到阿保机的重用。这些汉人知识分子“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国土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也从经济领域慢慢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循序渐进地推进了契丹社会和文化发展。譬如当阿保机为与日俱增的汉人而苦恼时，他的重要谋士汉人韩延徽建议他对汉人实行异于契丹人的统治措施，即按照唐代的规制另置州县城郭令其居业，让汉人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与制度，这就是头下军州《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

头下军州设置在农耕和游牧的结合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初入辽地之汉人的生活，同时也开拓了农业和手工业在辽的持久发展。久而久之，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引起了辽统治者的重视，如史载阿保机“平诸弟之机，弭兵轻赋，专意于农”（《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这些头下军州的建立和其中汉人的增多促使着契丹经济开始摆脱单一的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向半牧半农的经济转化。手工业在契丹建国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契丹经济中也没有特别的地位。大量汉人的迁入带来了中原较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促使辽代手工业开始向专门化和多样化进步。近年来出土的众多精美的辽代金银器和瓷器证明了这点。

阿保机对汉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汉文化的主动借鉴和吸收，推动了契丹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化的政治进程，为以后辽太宗时辽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在意识形态上为“一国两制”的最终确立做了铺垫。^[2]

金兵灭辽后，随即南下侵掠。辽朝西北地区的各游牧部落，并无战事。耶律大石领兵至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召集西北地区十八个部落，征兵万人，设置官员，重新组成统治机构。延庆七年(1130)，耶律大石率部经回鹘西行，至叶密立(今新疆塔城一带)，征服突厥各部落。耶律大石建号称帝，号天佑皇帝，又号古儿汗，耶律大石仍用辽国号，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黑契丹)。康国元年(1134)，耶律大石在楚河南岸八刺沙衮建都，号为虎思斡鲁朵。

耶律大石建都后，出兵东征喀什噶尔，进至和阗。向西征服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康国十年，病死，依汉制立庙号德宗。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死后，由皇后塔不烟执政七年，以后传子耶律夷列(仁宗)。崇福元年，西辽仁宗死，妹普速完摄政，号承天皇太后。普速完与夫弟萧朴古只私通，谋杀夫萧朵鲁不。萧朵鲁不父萧斡里剌为西辽元帅，领兵杀普速完及萧朴古只。天禧元年(1178)，西辽仁宗子耶律直鲁古继帝位。

天禧二十七年，蒙古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乃蛮部长太阳汗败死，子屈出律西逃。年初，屈出律逃奔西辽。耶律直鲁古将女儿嫁给屈出律。屈出律又离西辽东去收集乃蛮残部，与花剌子模相约，夹攻西辽。三十四年，耶律直鲁古被迫退位。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王位，奉耶律直鲁古为太上皇，两年后死。1218年，蒙古军灭其国，屈出律被捕处死。

政治制度

辽太宗时期，统治地区西至流沙，东至黑龙江流域及原属渤海的地区，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部包括燕云十六州地。建都在潢河流域的上京。以上京为中心的契丹旧地和西北各游牧部落居地，实行奴隶制的统治。东部地区灭渤海后仍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南部燕云十六州地，则继续实行汉人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由此形成为西部、东部以及南部三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三个区域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统一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因而其统治制度具有许多特点。辽朝制度在太祖、太宗和世宗时逐步建立。辽圣宗时都中京，各项制度也有所改革。

斡鲁朵制斡鲁朵原义为帐幕。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的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帝后斡鲁朵有著帐局，以契丹族和奚族奴隶为著帐户，为皇族宫帐服役。斡鲁朵还领有“瓦里”，奴役契丹奴隶，从事狩猎和手工业生产。一批自西北游牧部落俘降的奴隶也隶属于斡鲁朵宫帐。辽圣宗时，大批解放奴隶成为部民和独立的部族。辽朝皇帝设契丹、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分掌各斡鲁朵所属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和渤海人等事务。

头下制帝后以下的贵族俘掳的汉人、渤海人奴隶，在契丹本土建立州县寨堡，从事农业生产，称为“头下”或“投下”(见头下军州)。皇室(诸王、公主)和后族(国舅)所领有的头下，许创立州城。其他贵族不得建立城郭，但也领有自己的头下。头下军州的属户，多数是称为部曲的依附农民和依附牧民，少数是奴隶。

捺钵辽朝在建立城市后，皇族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在四季出外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各有固定地点，形成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捕鹅，又在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钩鱼。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放鹰。秋捺钵在庆州(今辽宁林西县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猎虎。皇帝出猎时，朝中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皇帝即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捺钵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枢密院辽太祖时，自领兵马作战，次子耶律德光(辽太宗)综理军务，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灭后晋，沿晋制设枢密使管领汉人兵马。辽世宗夺得皇位，囚禁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因采汉人制度，设契丹枢密使，以统领契丹兵马。契丹枢密院又称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北、南枢密使参预国政，听决狱讼。辽圣宗时，韩德让兼领北、南两枢密使，综理军政，成为皇帝以下最高的执政者。此后，汉人官员可任北院枢密使，契丹官员也可任南院枢密使。北南枢密院于枢密使以下，设有知枢密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等官职。

中央官制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帝宫帐座西向东，官员分列宫帐两侧，因此官职都分称北、南。辽朝中枢官制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制仍保存着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某些痕迹。职名多源于突厥、回纥，建国后又采用汉人官制的某些职名。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官职称“于越”。建国后仍保留这一称谓，但不实际任事，成为皇帝以下最为显贵的尊称。辽世宗以后，北院枢密使是最高的军事行政官员。契丹遥辇氏八部原以迭剌、乙室两兄弟部落最强大。建国后，将八部居民分别编组为以迭剌、乙室两部为核心的两大集团，分设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管理政务。两府宰相分别由后族和皇族充任。皇族从出的迭剌部，辽太祖时分设为五院、六院两部，首领称“大王”。北、南院大王成为仅次于北、南府宰相的重要官员。乙室部也称大王，与北、南院大王并立。皇族事务专设大惕隐司管领，官员称“惕隐”。后族事务设大国舅司管理，官员称“常衮”(敞稳)。皇帝有自己的侍卫亲军，又有宿卫和宿直官，例由贵族大臣轮番担任。北面朝官中有大林牙院掌理契丹文翰诏令。官员有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契丹语：文士)。

南面官制，《辽史》记载极为疏略。辽太祖时曾任韩知古“总汉儿司事”，总管汉人事务，依唐制加号中书令。辽世宗时，建“政事省”，主管汉人事务。辽兴宗时，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南枢密院是综理汉人军政的最高官衙。中书省只是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行政事务，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辽代一些加号尚书、中书、门下的官称，多只是附加的尊称或封赠的虚衔。南面官中没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官员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名目。契丹人任职者称为南面林牙。

地方官制契丹族征服奚族后建国，在契丹族、奚族及北方游牧族居地建立起统治制度。灭渤海后，基本保持渤海原有的官制。得燕云十六州汉人地区，则沿用后唐的旧制。因此，辽国境内的地方官制形成三个系统。契丹族和北方诸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大小部族一般各有居地，但地域统治取代了血缘组织，居民或不限本部族血统。奚族被征服后，仍保持五部或六部组织。奚族首领称奚王。辽朝设契丹北、南院大王府、乙室王府与奚王府并列，四大王府各领一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辽太宗时，仿汉制于奚王以下设宰相二员、常衮二员。辽太祖时又将俘降的边地各族分编为八部，分属北、南两府。辽圣宗时扩建为二十八部，一度撤销奚王府，奚六部改属北府统领。合共三十四部。三十四个小部族按民族成分包括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等各族。各小部族首领原称夷离堇，后改令稳，辽圣宗时一律设节度使统辖。头下州县由帝、后斡鲁朵和诸王公主贵族派遣官员管理，节度使仍由朝廷任命。辽太宗时号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辽圣宗时在奚族居地建中京大定府。上京、中京的长官称留守。在渤海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东丹王，成为特殊的政区。东丹国沿渤海旧制下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等官，由契丹人与渤海人担任。辽太宗时废东丹国，称中台省。迁渤海人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又改称东京辽阳府。世宗时，恢复东丹国，仍设中台省，官制仍设左右大相、次相等职。辽圣宗时废中台省。东京设留守司及统军司统辖所属州县。州设节度使，县设县令。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称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地方官制基本上沿袭后唐制度设州、县。州有刺史州、节度州之分。县设县令。辽兴宗在大同军设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下辖州县，官制略同于南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的最高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重臣任职。汉人、渤海人等聚居区地方统治体制相近，为州县制，属辽南面官系统；而契丹人、奚人等地方统治体制为部族制，属辽北面官系统。

后。相信天地都有神只。出兵作战前用白马、青牛祭祀天地。用白羊骨炙卜。巫和太巫执行占卜和各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仍由巫师赞祝行礼。契丹崇拜太阳，故以东向为尚。

辽太祖、太宗时，佛教从渤海和燕云两个地区传入辽国的中心。阿保机建国前，俘获汉人，据说已在潢河上游的龙化州建开教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国后，渤海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上京，建天雄寺传教。辽太宗得燕云后，河北汉人僧尼也陆续来到上京。辽圣宗以后，佛教更为发展。各地区建造佛寺甚多，并通过贵族信徒的施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头下户被施给寺院后，将原来交纳给领主的赋税转交给寺院。同时仍向国家交租，称为寺院二税户(见二税户)。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最盛。佛教圣地五台山在辽朝境内，由西京管辖，是华严宗的教学中心。上京开龙寺僧也专攻华严。辽道宗并曾亲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密宗也在辽朝传播。五台山和南京都有究习密宗的高僧，并翻译密典多部。密宗的经咒也在契丹社会中流行。

辽圣宗以后，对佛教典籍的刊校，作出两大业绩。一是石经的刊刻，一是雕印大藏。隋代僧人静琬在涿州(今河北涿县)大房山，开凿石室，用石板刊刻佛经收藏。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后经战乱中断，云居寺被毁。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辽圣宗命僧人可玄继续刊刻经板。经辽兴宗、道宗两朝，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经石六百块。合原存《涅盘经》、《华严经》石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石经的刊刻也是对佛经的一次校勘整理。兴宗时开始校印佛经的总集《大藏经》。佛经以木板雕印，全用汉文，并经僧人详为校勘。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在此以前，971年宋太宗曾在成都雕印大藏经，号称“宋藏”。辽代印本通称“丹藏”。(参见彩图插页第64页)

辽朝僧人的著述，主要有《续一切经音义》和《龙龛手镜》两书流传，都完成于辽圣宗时代。南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体例，对唐开元以后的佛经，续作音注，成《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此书广泛参阅了有关训诂和音韵文字的古代著述，详征博引，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僧人行均(汉人，俗姓于)在五台山金河寺著《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依平、上、去、入四声分编四卷，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释十六万三千多字。行均收录当时实际读音和通用字体，并多收民间通行的俗字，是一部有独创性的字书。此书曾传入宋朝，在浙西雕板，因避讳改名《龙龛手鉴》。

辽朝的佛教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是三层重叠的木构建筑，继承了唐代建筑的框架法。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地区。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和山西应县的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为前代所未有。这种新形制为金代所继承，形成独特风格的辽金塔。内蒙古赤峰市林西(上京路)的白砖塔，八角七层，但内部中空可以直登，近似唐塔。(参见彩图插页第59页)

辽朝创造了契丹文字，但由于汉文化的传布，见于记载的辽代文学作品，仍多用汉文。最早的诗篇是辽太祖皇子耶律倍的五言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辽圣宗以后，契丹贵族多学作汉诗。辽圣宗时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流传的圣宗佚诗有“乐天诗集是吾师”句。传说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但并未流传。北宋苏轼诗曾传到辽朝，在南京书肆刻印，很有影响。辽道宗和宣懿后，辽天祚帝的文妃(渤海人)都能作汉诗。道宗所作诗赋曾编为《清宁集》，已失传。辽朝贵族文人也有一些诗集，都未能传留后世，可能也都是汉诗。近年不断有契丹文物出土，但由于契丹语文尚不能通解，契丹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还有待于研究发掘。

辽太祖皇子耶律倍醉心于汉文明，不但能诗，也能作画。宋朝藏有耶律倍的绘画十五幅。有“猎骑图”一幅，到元代仍受到珍视。辽兴宗曾画鹿赠给宋仁宗赵祯。辽朝的庆陵和近年在吉林库伦旗发现的辽墓，都有大幅壁画，当是受到唐壁画墓的影响。(参见彩图插页第58页)

辽圣宗时，依仿汉人的修史传统，撰修辽朝的历史。室昉、邢抱朴等曾撰实录二十卷。辽兴宗时，又编录遥辇可汗以来的事迹共二十卷。辽道宗时，撰修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辽天祚帝时，耶律俨(汉人)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是元人所修《辽史》的主要依据。辽道宗时，汉人王鼎撰《焚椒录》一书，记述宣懿皇后被诬案始末，是辽朝仅存的一部私人的历史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