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考古发现,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早期古人(马坝人)。广东英德出土1.4万年前稻作遗存,农业文明或起源于岭南。 [1]
先秦古籍对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称之为百越、诸越等 ,包括吴越(苏南、浙北)、“闽越”(福建)、“扬越”(江淮)、“南越”(广东)、“西瓯”(广西北部)、“雒越”(越南北部、海南岛和广西南部)等[2] 。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便与中原有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历史上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国语·楚语上》也有“抚征南海”的记载,可见当时岭南与楚国有军事、政治关系。[3]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岭南地区已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并不是落后的原始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考古发掘的深入,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文物证据揭开并还原历史。
春秋时期,广东东江流域内曾出现过一个“缚娄古国”,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缚娄古国遗址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出土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水晶等文物 ,实证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中的汉文明发源地之一。[4]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分五路,一路攻取东瓯和闽越(浙江、福建),两路攻南粤(广东),其余两路攻西瓯(广西)。据《淮南子》记载:“一军塞镡城之岭(今越城岭一带),一军守九疑之塞(今九嶷山一带),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广州),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部),一军结馀干之水(今江西余干县一带)”。50万秦军分五路,平均一路10万,其中“一军结馀干之水”与岭南地区无涉,可见用于岭南越地的秦军数目是40万。
秦人南伐岭南之初即占领番禺一带的广东地区并留军驻守,另外30万秦军西赴广西地区与当地的越人作战,虽然击毙西瓯部落首领“译吁宋”,然而持续三年的征战却失败,连主将屠睢也在战争中被杀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重新任命任嚣为主将和赵佗再次进攻广西地区的西瓯、雒越各部落,同年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整个岭南由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
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4个县(据《汉书》记载),郡治番禺。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属象郡,粤西有一部分属桂林郡,粤北部分地区属长沙郡。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划分行政区。
赵佗 秦将赵佗任龙川县令后,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五十万的居民至岭南 [5]。从中原迁来的50万人,除了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既惩治“商人”,又渗透了岭南,朝廷认为一举两得。因此,岭南北方移民的经商血统确实是有根有据的。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为了稳定军心,解决战后驻留士兵的配偶问题,南海郡向朝廷申请加派3万单身女性来岭南,其理由十分含蓄:“为来自北方士兵补衣服”。秦朝最终批准这个申请,但是在数额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妇和未婚女子浩浩荡荡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
秦末,南海郡尉任嚣病危,委任龙川县令赵佗代职。任嚣死后,赵佗即起兵隔绝五岭通中原的道路。秦亡之际,赵佗武力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4年至公元前112年),自称“南越武王”。当时,广东除今连州及乐昌北境属长沙郡管辖外,都属南越国地盘。南越国实行郡县制。[6]
公元前209年,山东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并因此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起义,四面楚歌的秦王朝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此时的南海郡正是兵强马的时候,郡尉为任嚣,看到秦朝庭无力南顾,便起了割据的野心,对于秦朝庭的征召,采取拖延观望的态度;对于其它起义军,则是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势。但是,此时的任嚣,已经是病入膏肓之躯,而他自己的儿子们实在不成器,周围的心腹又没有堪当大任、可以委托之人,所以整天吁叹,总觉得如此良机,不能为我所用,心中实在不甘心;某日忽然想到旧时的部将——龙川县令赵佗,想想觉得还是他是个可托大任之材,便派人日夜赶赴偏远的龙川县,把他招来,然后驱散旁人,在病榻上向他面授机宜,之便后向全郡公开发下文书,文书指定赵佗为自己死后的继承人,并马上让他代理郡尉,行使尉权 。
公元前208年,任嚣去世 ,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后,按照任嚣生前面授的策略,立即命人封锁了五岭上所有的交通要道,控制横浦、阳山、湟谿三座关隘以断绝与岭北地区的一切联系,同时把郡内那些忠于秦朝庭的军政官员杀的杀,撤的撤,全部换上自己的心腹 ,处理好自己郡内的问题后,在得到秦朝灭亡的消息后,即于公元前206年举兵西向 ,开始了为时数年的艰苦征战,先后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雒越,即瓯雒国)。
公元前204年 ,赵佗正式公开建国称王 ,自封为“南越武王”,这样,一个南到越南中部及海南岛、北达五岭、东临大海、西至滇黔桂交界处的南越国就诞生了,国都设于番禺(今广州)。
南越国宫署遗址 公元前204年,赵佗正式建立南越国,南越建国的第一年,赵佗为自号“南越武王”。南越武王赵佗元年。
公元前202年初,汉高祖不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反而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封给长沙王吴芮 。
公元前196年夏季 ,汉高祖正式承认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为赵佗所有,遣陆贾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受汉高祖所赐南越王印绶,臣服汉朝,南越国遂成汉朝的藩属国。
公元前181年,因吕后打算停止与南越国贸易关系,南越国不满,于是发兵攻打汉朝长沙国数县而去,吕后闻讯遣周灶将兵攻南越国。
公元前180年,吕后崩,汉朝命周灶罢兵归。南越国因抗击汉朝成功而声威大振,乘机对东边的闽越国用经济手段施加影响,而对西边的西瓯、雒越等部落(即瓯雒国故地)加强控制。南越武王赵佗因此而自称“南越武帝”。
南越国万岁文字瓦当
公元前179年,吕后死,汉文帝刘恒即位,派人重修赵佗先人墓,置守墓人按时祭祀,并给赵佗的堂兄弟们赏赐了官职和财物。又经丞相陈平推荐,命高祖时多次使南越的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赵佗再次接受了陆贾的劝说,除帝号复归汉朝,但在南越国内,仍然继续用着皇帝的名号,而赵佗始终都向汉朝称臣,每年在春秋派人到长安朝觐。
公元前138年,东瓯国因受闽越国侵略的困扰,决定全国人民迁往汉朝江淮地区生活。东瓯国故地由闽越国接收。
公元前137年,南越武王赵佗崩,其孙赵胡继位。
越南陈朝时,赵佗被追封为开天体道圣武神哲皇帝。赵佗死后,由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安排殡葬,下葬时制造了大量假象,以至赵佗的陵墓无迹可寻。
南越文王墓 公元前136年,南越王赵胡元年。
公元前135年,闽越国在吞并了东瓯国故地后版图大增,闽越王驺郢发兵南侵南越国,在南越文王赵胡的请求下,汉武帝行围魏救赵之计,发兵,命王恢从西边、韩安国从北边攻打闽越国,在外部军事压力之下,闽越国以王弟驺馀善为首的权贵杀闽越王驺郢以求和,东南地区一场战祸就此避免;汉武帝想赵胡入朝,然而赵胡以称病为词不入朝,仅遣太子赵婴齐入朝长安宿衞。
公元前125年,南越文王赵胡重疾,赵婴齐因而归国,不久,赵胡崩,太子赵婴齐归国登极。
南越明王时期陶胡人俑座灯 公元前124年,南越王赵婴齐元年。同年,赵婴齐立其子赵兴为太子、赵兴之母樛氏为王后。赵婴齐遣其子赵次公入朝长安宿衞。
公元前121年,赵婴齐向汉武帝贡献经受训练的大象和鹦鹉。
公元前113年,南越明王赵婴齐崩,其子赵兴继位,樛氏为太后。
公元前113年,南越明王十二年。南越王赵兴即位不久,汉武帝派遣安国少季劝说南越王及南越太后入朝长安,并使路博德兵驻桂阳;太后樛氏因图内属汉朝而与南越国相吕嘉有隙,吕嘉不愿南越国归附汉朝,汉武帝闻讯遣韩千秋与南越太后樛氏之弟樛乐率2000人往南越。
公元前112年夏季,南越王赵兴元年,太后与吕嘉的不和很快演变成公开冲突,当韩千秋等人一入南越国,吕嘉即攻杀南越王赵兴、南越太后樛氏及汉朝使者安国少季等人,吕嘉在向南越全国各地及苍梧秦王赵光说明后,另立南越明王赵婴齐之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同时,吕嘉派兵消灭韩千秋等2000人并调动军队防守国境要害处。同年,汉武帝在得知韩千秋兵败及吕嘉弑王叛汉的消息后,决定遣兵十万南伐南越王国。
公元前112年夏季,南越王赵建德元年。赵建德即位不久,汉朝与南越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同年秋季,汉武帝所遣的十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南越王国,一路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率领,从桂阳溯耒水而上,跨越骑田岭入连江;一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溯赣江而上,跨越大庾岭入浈江;一路由戈船将军郑严及下厉将军田甲率领,由零陵出发后,沿漓江而下至苍梧;一路由驰义侯何遗发巴蜀兵及夜郎国兵,沿北盘江而下。计划最终四路大军在南越国首都番禺会师。
公元前112年冬季,路博德一军与杨仆一军先行会合,两军一同围攻番禺,后番禺降于伏波将军路博德,术阳侯及吕嘉出海西逃时被路博德捕获,南越国灭亡,时为汉武帝元鼎六年,整个南越王朝历五王,凡九十三年。
赵佗统治南越国广大地域六十七年,深具独创性并取得成功:政治上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军事上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制度,又分为步兵、舟步和骑兵;经济上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废“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大量发展水稻、水果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冶铁业,以及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文化上首先是推行使用汉文,《粤记》说“广东之文始尉佗”。凡此种种,使岭南社会跨入汉朝主流社会的有序发展。
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南越国时期更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广州成为中国与古罗马帝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中原商贾缔造财富传奇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说:“粤地处近海,中国(即中原,笔者注)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晋书》说:“广州包出大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
在汉朝,整个故南越国地区,即南越、西瓯、雒越在分野中都归属于汉地(九州)中的扬州。西汉时期,岭南地区属汉地九州之中的扬州;东汉时期一度将南越地分属荆州、益州(梁州);到了晋朝重新将南越地属于汉地中的扬州。此后南越地区都属於扬州州域 。
南越建国初期疆域图 南越国是在秦朝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立国之后,赵佗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在郡的设置上,赵佗保留了南海郡和桂林郡,并把象郡拆分为交趾郡和九真郡。
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中国岭南,南至越南中北部,“东西万余里”,实力称雄。北部边界一直到南岭一带,包括现代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兴安、恭城、贺州,广东北部的连山、阳山、乐昌、南雄、连平、和平、梅州,蕉岭一线,大部分地区与长沙国交界;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交界;南部疆域包括整个香港、澳门及海南岛在内,边界一直向南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的地区;西部边界到达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毋敛、句町等国。
南越王国的疆域相当于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之地。西元前82年,汉朝将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公元前46年,汉朝罢弃珠崖郡,所以日后马援又将南越国故地称为“七郡”。
西汉岭南九郡 南海郡大体包括了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区域,秦时设有番禺、龙川、博罗、四会、揭阳五县,南越国建立之后,赵佗又在此基础上增设浈阳、含洭两县。其中番禺县是南海郡的郡治,也是南越国的都城,位于现代的广州市越秀区内。1983年,在广州市越秀区发掘出了南越文王赵眜的陵墓,1995年和2000年,又先后在此发掘出南越国宫署御花园遗址和宫殿遗址,证实了南越国都城的确切位置。
桂林郡包括了今广西的大部分区域,下设的县可考者只有布山一县,布山县是桂林郡的郡治,位于今广西桂平西南(有待考证),1976年,在贵港发掘出土了罗泊湾一号墓,该墓的主人被考古学家认为是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桂林郡监"居翁",而"居翁"是一个称号而非一个人,"居翁"是西瓯、骆越族的首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苍梧秦王)。
交趾郡、九真郡包括了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下设的县可考者只有象林县。西于王被赵佗赐封为最高官吏。
南越国境内的百越部落又分成南越、西瓯、雒越等支系部落。岭南地区的百越部落是当今汉族及少数民族的祖先之一。南越部落聚居于今广东和广西东部一带;西瓯部落聚居于今广西西江的中游以及桂江流域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区域;雒越部落聚居于今广西左江、右江流域,越南红河三角洲及贵州的西南部[7]。
南海郡:1万9613户,9万4253人。
郁林郡:1万2415户,7万1162人。
苍梧郡:2万4379户,14万6160人。
交趾郡:9万2440户,74万6237人。
合浦郡:1万5398户,7万8980人。
九真郡:3万5743户,16万6013人。
日南郡:1万5460户,6万9485人。
南越国故地共有越人人口137万2290,其中南越部落故地(南海、苍梧二郡全境及郁林、合浦二郡部份地区)的人口约30万多;而西瓯部落及雒越部落故地(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全境及郁林、合浦二郡部份地区)的人口就有约106万多。
儋耳郡于西元前82年被并入珠崖郡,而珠崖郡于公元前46年被汉朝放弃,故此二郡总计共“二万三千馀”户的人口不在统计之列。
南越时期的乐器 南越国除了从中原迁移过来的数十万华夏部落使用古汉语外,本地的南越部落、西瓯部落、雒越部落等土著居民大部分使用古越语,分布在中国广东、广西两地的粤语则就被认为保留了很多古越语的成分。南越国由于其创立者赵佗和大部分官员均来源于中原,因此汉字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在南越王墓和广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一些铭刻有文字的印章、铜器、银器和陶器等,大部分文字为秦汉隶书。而本地的南越、西瓯、骆越等土著部落一般相信只停留在刻符记事的阶段。
南越国的人民能歌善舞,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的乐器,其中打击乐器有钟、磬、勾鑃、铙、铜鼓等,弓弦乐器有琴、瑟等,吹奏乐器有笛等。在这些乐器中,铜鼓是最有特色的土著乐器之一,它除了作为乐器使用之外,还是古越人地方首领们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南越国墓葬的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不少描绘南越舞蹈的图绘,据考古学家分析,这些舞蹈主要分为越式舞和楚式舞,越式舞种类繁多,有翔鹭舞、羽舞、武舞、芦竹舞等,楚式舞只有一种,即长袖舞。
南越王墓出土陶器据考古专家的研究,珠江流域的早期陶器有近万年的历史,而其中几何形印纹陶更被认为是珠江流域先民的创造。先秦时期在中国南部出现了这个陶系,其特点是在陶器的表面装饰有各种几何图形的花纹图案。印纹陶最早的考古发现是在1914年~1915年广东南海发现的实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环珠江口的香港多个岛屿及粤东海丰一带的沙丘遗址发现了种类繁多的印纹陶,它们的分布不限于珠江流域,与福建、江西、浙江连成一片,还流传到中原地区。
南越国的南越、西瓯、雒越等部落和其他百越部落一样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9]。他们和中原华夏部落的风俗不同,他们当中的大部人很有现代潮流感,喜欢把头发剪得很短,喜欢在身上刺上各种颜色和花纹的文身,即中原史籍所记载的“断发文身”,这也是东南沿海地区及越南地区所有百越部落的习俗。
《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 [8]。由于南越国南面临海,境内河网众多,所以很多的越人水性很好,他们擅于利用船来进行渔猎,喜欢食用各种鱼类和贝类,在一些出土的铜鼓上还描绘有他们竞赛龙舟的习俗。
在中国各地多个发现有早期水稻遗存的重要遗址中,广东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是广东发现有水稻遗存最早的遗址。发现水稻硅质体,将水稻驯化年代前推至最早1.4万年前,并据此推断广东英德牛栏洞很可能是世界稻作发祥地。[1]
古越人的房子多为“干栏式房屋”,这类“干栏式建筑”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湿热多雨的地区,是一种底部栽以竖立的木桩使得居住面高离地面的木构建筑,上层住人,纳凉、防潮、可避毒虫禽兽,下层或圈养牲畜。居住形式与各地域生活的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而南方百越部落则住干栏式房屋。
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房屋”遗址,这大概是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制干栏式房子模型。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群,说明夏商周时期干栏式建筑和住居习俗尚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流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