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面对某些官员与非法集资企业的“大合唱”，我们实在很难说一定是后者将前者“拉下水”，很难说前者只是“无意间”沦为“活道具”而成了“从犯”。公安、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绝不能放过这些面目暧昧的“活道具官员”，只要他们参与了非法集资的“演出”，无论只是收取了出场费，还是接下来还有更进一步的运作，都必须为此承担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

根据《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银发[1999]289号）的相关规定，“非法集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发行有价证券、会员卡或债务凭证等形式吸收资金。

⊙比较常见的是：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委托投资、委托理财进行非法集资。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2)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高息集资。

⊙最新的变化是：通过出售其份额并承诺售后返租、售后回购、定期返利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3)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 最近的变化： 利用地下钱庄进行集资活动。

(4)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常见的是：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5)以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

(6)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7)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例如，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

（8）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9）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0）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近30亿原东华董事长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三大新特征

河北发生的涉嫌非法集资案件13起中，都是采用直接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形式，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四大类，具有三大新特征：

一是非法集资方式变化多样。犯罪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等旗号，由传统的种植、养殖向工程项目、科技开发、投资入股、消费返利等方式转化。

二是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犯罪分子将非法集资与传销、合同诈骗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采用传销手段首先对集资人员进行洗脑，许诺种种优惠条件和获利模式，然后再引诱集资，层层下套。一般在集资初期，犯罪分子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

三是非法集资宣传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如聘请明星代言，在一些媒体上刊登专访文章，利用报道宣传不法企业的“业绩”；将部分非法集资款投入公益事业或进行捐赠；雇佣业务员窜入社区散发传单，传播集资信息；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让参与人员先尝到甜头，为非法集资活动宣传“现身说法”。

小小蚂蚁如何套来30亿对进行非法集资活动的，除了依照《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管管理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缔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等行政处罚外，对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参与非法集资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而所形成的债务和风险，不得转嫁给未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任何单位。债权债务清理清退后，有剩余非法财物的，予以没收，就地上缴中央金库。在取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不能采取财政拨款的方式来弥补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相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2010年11月22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1月4日起施行。）

第一条，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第二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第三条，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5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人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第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五条，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1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第六条，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以转让股权等方式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或者向特定对象发行、变相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构成犯罪的，以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违反国家规定，未经依法核准擅自发行基金份额募集基金，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九条，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2007〕3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非法集资在我国许多地区重新抬头，并向多领域和职业化发展。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非法集资案件1999起，涉案总价值296亿元。2007年1至3月，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两类案件就立案342起，涉案总价值59.8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101.2%和482.3%。若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治理整顿，势必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性，坚决遏制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势头

非法集资涉及面广，危害极大。一是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非法集资活动以高回报为诱饵，以骗取资金为目的，破坏了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皖北非法集资案频发高额回报影响社会稳定。非法集资有很强的欺骗性，容易蔓延，犯罪分子骗取群众资金后，往往大肆挥霍或迅速转移、隐匿，使受害者（多数是下岗工人、离退休人员）损失惨重，极易引发群体事件，甚至危害社会稳定。三是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非法集资活动往往以“响应国家林业政策”、“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等为名，行违法犯罪之实，既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又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声誉和形象。 为切实做好依法惩处非法集资工作，国务院批准建立了由银监会牵头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务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共同做好工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上来，统一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上来，充分认识非法集资的危害性，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果断处置，有效遏制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势头。

二、当前非法集资的主要形式和特征

非法集资情况复杂，表现形式多样。有的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健康消费”等旗号，有的引用产权式返租、电子商务、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等新概念，手段隐蔽，欺骗性很强。从案发情况看，非法集资大致可划分为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四大类。2006年，以生产经营合作为名的非法集资涉案价值占全部非法集资案件涉案价值的60%以上，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非法集资的主要特征：一是未经有关监管部门依法批准，违规向社会（尤其是向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如未经批准吸收社会资金；未经批准公开、非公开发行股票、债券等。二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出资人货币、实物、股权等形式的投资回报。有的犯罪分子以提供种苗等形式吸收资金，承诺以收购或包销产品等方式支付回报；有的则以商品销售的方式吸收资金，以承诺返租、回购、转让等方式给予回报。三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目的。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受害者签订合同。

三、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依法惩处非法集资的责任，确保社会稳定

省级人民政府要把依法惩处非法集资列入重要工作议程，加快建立健全本地区依法惩处非法集资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做好相关工作。一是加强监测预警。要对本地区的非法集资问题保持高度警惕，进行全程监测，主动排查风险，做到早发现，早预警，防患于未然。二是及时调查取证。发现问题后，要组织当地银监、公安、工商等部门提前介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社会影响大、性质恶劣的非法集资案件，要采取适当预防措施，控制涉案人员和资产，保护证据，防止事态扩大和失控。同时，要制定风险处置预案，防止引发群体性事件。三是果断处置。对于事实清楚且可以定性的非法集资，要果断采取措施，依法妥善处置；难以定性的，要及时上报“联席会议”组织认定。涉及多个地区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做好相关工作。省级人民政府要及时总结经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参照各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制定本地区相关规章，为依法惩处非法集资工作提供法制保障。

四、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认真做好依法惩处非法集资工作

依法惩处非法集资工作政策性强，情况复杂，有关方面要加强协调，齐抓共管。有关部门要逐步建立健全反应灵敏、配合密切、应对有力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将防控本行业非法集资作为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建立日常信息沟通渠道和工作协调机制，认真做好非法集资情况的监测预警工作。一旦发现非法集资苗头，应及时商省级人民政府依法妥善处置，并通报“联席会议”。要抓紧制定和完善本行业防范、监控和处置非法集资的规章及行业标准。“联席会议”要加大工作力度，对非法集资案件进行深入分析，集中力量查处典型案件，严惩首恶，教育协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银监会作为“联席会议”的牵头部门，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加强沟通，切实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改善金融服务，逐步构建疏堵并举、防治结合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对来非法集资案件多发的行业，要主动开展风险排查，防止风险进一步积聚。有关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尽快公布举报电话、信箱和电子邮箱，通过有奖举报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在门户网站上开辟专门的投资者教育园地，探索建立风险提示和预警的长效机制。要加强对广告的监督管理，依法落实广告审查制度，加强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群众举报、媒体披露的线索要及时调查核实，对发布非法集资广告的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要严肃查处。

五、加强舆论引导和法制宣传，提高公众对非法集资的识别能力

银监会要牵头制订宣传教育规划，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媒手段，宣传依法惩处非法集资的法律法规，通报非法集资的新形式和新特点，提示风险，提高社会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引导其远离非法集资。要加大对典型案件的公开报道力度，以专栏文章、专题节目等方式揭露犯罪分子的惯用伎俩，震慑犯罪分子，形成对非法集资的强大舆论攻势。要在广大农村、城市街道、社区、车站等公共场所设置宣传栏，张贴宣传画，扩大覆盖面，强化宣传效果。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地方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加强舆论引导和法制宣传。

国务院办公厅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的集资；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越权限批准集资，即集资者不具备集资的主体资格

（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出资人还本付息。还本付息的形式除以货币形式为主外，也有实物形式和其他形式。

（三）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筹集资金。这里“不特定的对象”是指社会公众，而不是指特定少数人。

（四）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实质。为掩饰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与投资人（受害人）签订合同，伪装成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其骗取资金的最终目的。

（五）责任形式为故意，其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公众存款的，以集资诈骗罪或其他相应犯罪论处。

具体手段

非法集资波及的领域日渐广泛，商品营销、资源开发、种植养殖、投资担保等传统领域案件时有发生，借贷理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新兴领域已逐步成为非法集资犯罪的重灾区。特别是互联网上非法集资犯罪成为普遍模式，跨界特征更加突出，传染积聚速度更快。^[4]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低收入人群、农民群众、退休人员参与其中，有的案件中超过半数参与者为老年人，不少群众把“养老钱”、“救命钱”投入集资，几乎血本无归。^[4]

（1）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暴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不法分子为吸引更多的群众，往往许诺投资者以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开始是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是拆东墙补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现先前的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携款潜逃。

（2）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潭。不法分子以种植仙人掌、螺旋藻、芦荟、火龙果、冬虫夏草，养殖蚂蚁、黑豚鼠、梅花鹿、家禽再回收等名义，骗取群众资金；有的以开发所谓高新技术产品为名吸收公众存款；有的编造植树造林、集资建房等虚假项目，骗取群众“投资入股”；有的以商铺返租等方式，承诺高额固定收益，吸收公众存款。

（3）混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前失去判断。不法分子有的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的名词迷惑群众，假称为新投资工具或金融产品；有的利用专卖、代理、加盟连锁、消费增值返利、电子商务等新的经营方式，欺骗群众投资。

（4）装点门面，用合法的外衣或名人效应骗取群众的信任。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不法分子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以掩盖其非法目的，而无实际经营或投资项目。这些公司采取在豪华写字楼租赁办公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等加大宣传，骗取群众信任。

（5）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实施犯罪、逃避打击。不法分子租用境外服务器设立网站或设在异地，发展人头一般用代号或网名。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 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息，诱骗群众上当。一旦被查，便以下线不按规则操作等为名，迅速关闭网站，携款潜逃。在潜逃前还发布所谓通告，要下线人员记住自己的业绩，承诺日后重新返利，借此来稳住受骗群众。

（6）利用精神、人身强制或亲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许多非法集资参与者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低风险、高回报劝说下参与的。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以高额利息诱惑，非法获取资金。有些已经加入的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人身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有的连自己的父母、配偶和子女都不放过，造成亲情反目，导致人间悲剧。

主要手段

1、非法发行有价证券。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1998年7月29日）规定：“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形式进行有偿集资，必须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同时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突破发行计划，不得擅自设立或批准发行计划外券种。对违反规定的，要依照《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对上述《实施方案》进行严格解释，在现阶段我国住房抵押证券操作，在明确具体的规定出台之前，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涉嫌非法集资。再如，1998年10月6日证监会《关于对拟发行上市企业改制情况进行调查的通知》规定“先改制后发行”规则之后，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或类似股票的“股权卡”方式募集设立公司的行为同样涉嫌非法集资。

2、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行债权凭证。这是非法集资案件比较常见的案型，主要是非法集资者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债权凭证，承诺到期偿付高额回报方式进行集资。

皖北非法集资案频发高额回报3、非法发行会员卡、会员证。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立即停止利用发行会员证进行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发布之后，法律规定各种形式的会员证发行一律属于非法集资，直到1998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局发布《会员卡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会员卡发行和交易的批准程序之后，按照该《试行办法》办理批准程序的会员卡发行才不属于非法集资。4、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化，出售份额处置权。建设部《关于不得给一个平方米单位产权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通知》（（94）建房管字第09号）规定，房地产产权管理部门及房地产开发公司发放一平方米产权证书的行为，违反我国集资法律规定，属于非法集资。2001年《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12条明确规定：“商品住宅按套销售，不得分割拆零销售。”

5、利用民间会社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如未按法律规定批准设立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农村救灾扶贫储金会、“标会”等进行非法集资或变相吸收存款等，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作出了明确审批程序和业务许可范围等方面的规定。

6、以签订商品经销等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如河南百花集团以与社会公众签订“连锁营销协议书”形式非法集资，又如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商品房销售中的返本销售非法集资。

7、以发行私彩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国务院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1991年12月9日）规定：“发行彩票的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需发行彩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提前半年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发行计划及发行办法，经人民银行审查后，报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1999年1月25日）规定下属行为属于非法集资：“（一）以有奖销售为名，变相发行彩票的；（二）私人擅自发行与销售彩票的；（三）在境内发行境外彩票的；（四）以传销方式发行彩票的。”

皮包公司非法集资8、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国发[1998]10号）明确禁止企业采取传销经营方式，同时明文禁止如下变相传销方式：“（一）将传销由公开转入地下的；（二）以双赢制、电脑排网、框架营销等形式进行传销的； （三）假借专卖、代理、特许加盟经营、直销、连锁、网络销售等名义进行变相传销的；（四）采取会员卡、储蓄卡、彩票、职业培训等手段进行传销和变相传销骗取入会费、加盟费、许可费、培训费的；（五）其他传销和变相传销的行为。”国家工商局、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2000年2月17日发布《关于严厉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意见》又明确认定了数种变相传销行为为非法经营行为。9、利用果园或庄园开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1998年左右部分地区出现以开发“果园”、“庄园”的名义非法集资的现象，如某果园开发公司通过宣传“只要投入7800元，拥有50年私人果园，33株龙眼树”进行非法集资，针对上述违法现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国办发〔1999〕39号）明文禁止利用土地开发进行非法集资，并规定：“农林开发用地必须依法进行土地登记，明确规划要求和转让、转租的限定条件，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进行分割转让、转租。”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农林开发项目信贷管理，严禁利用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名义非法集资的通知》（银发〔1999〕254号）也有相关禁止性规定。

以上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等活动的通知》（银发（1999）289号）明文归纳的若干种非法集资案型。

11、教育储备金。前一阶段，各地民办学校大量采取教育储备金的教育收费方式，即要求学生（家庭）一次性缴纳一笔大额资金（10~30万），称为“教育储备金”，学校同时承诺学生在校期间毋须再交纳其它费用，并且在学生离校时可原数返还所缴“教育储备金”。随着番禺、湖南、武汉等地先后爆发巨额教育储备金无法返还学生家长的案件，各地政府向后出台政策禁止民办学校收取任何形式的教育储备金，如广东省教育厅粤教策（1999）2号文件等。在此之前，国家教委1991年5月3日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第9条规定：“集资办学应贯彻自愿、量力和群众受益的原则，按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中小学校不得自行向群众和社会硬性摊派费用，也不得向学生征收集资费。”《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7条规定：“民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对其他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备案并公示。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因此，民办学校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即向学生家长收取教育储备金的，应认定为非法集资。

12、地方政府发行或变相发行地方政府债权。《预算法》第28条明文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因此，《整顿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中明确禁止上述非法集资行为。13、以“招商”名义从事非法集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查处企业以招商等名义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工商企字[1998]第272号）规定坚决查处企业借“招商”名义非法集资，并且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要严格按规定核定企业经营范围，不得核定“招商”以及类似的不规范用语。”

非法证券

浙江丽水女老板非法集资7亿为揭露非法集资给社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引导群众增强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和识别能力，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 股票，是指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而擅自公开、变相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擅自公开发行股票是指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200人的行为。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是指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采用广告、公告、电话、信函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以及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转让股票的行为。如果是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经证监会批准，股票转让后，公司股东不得超过200人，违反这一法律规定的行为也是变相发行股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是指未经证监会批准的机构和个人从事的证券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 非法证券活动表现形式主要有：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或各类基金份额，谎称这些证券将在海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兜售所谓原始股或基金份额；以所谓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国外投资公司驻华代表处，甚至产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名义，未经证监会批准，非法向社会公众推销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证券投资为名，诈骗群众钱财。社会公众可从两方面来识别非法证券活动：一是从证券的发行方式识别，无论是股权（股票）、债券还是基金，其发行方式是不是采取了前面提到的公开发行的方式，如果采取了这种方式，就要看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批准，可以判别它是否是非法的行为。二是从发行证券的中介机构识别，看中介机构从事证券承销、代理买卖活动，是否取得了证监会批准，如果没获批准，就可判别是一种非法证券业务。根据《证券法》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那些所谓的“原始股”“将在海外上市的股票”及“金汇基金”“瑞士共同基金”“金手指基金”等完全是骗局，投资者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托管造林

“托管造林”是近两三年出现的现象，其基本运作方式一般是通过租赁、承包或其他方式获取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再转让给社会零散投资者，然后投资者再将林地和林木委托给公司经营。这种转让与托管为一体的经营模式，风险极大。已经暴露出一些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并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托管造林”公司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欺骗手段：

河南商丘人大代表吴振海非法集资6.1亿一是为公司披上合法外衣，一般极力宣传“托管造林”模式是响应中央9号文件精神，是国家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和投资的新模式，欺骗投资者。二是以林权证为幌子，博取投资者信任。“托管造林”公司许诺购买林木后将转交或帮助投资者办理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印制的林权证，使投资者相信林木是真实存在的、权益是有保障的，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三是夸大林木生长量及林业投资回报率。“托管造林”公司多数在宣传中许诺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或出材量，甚至宣传投资林业零风险。而实际上，林木生长受自然条件、品种选择、经营措施、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托管造林”公司在宣传中，向投资者隐瞒投资林业所要承担的风险。四是承诺有专业的管护队伍和机械设备，负责对投资者购买的林木进行精心管护。实际上，这种承诺是否履行很难监督，有些公司根本没有所谓的专业管护队伍，也没有实施正常的营林和管护措施，林木生长状况也很差。五是宣传林木采伐不受采伐限额指标的控制。这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严重不符。 《森林法》规定，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以外，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采伐方式等进行采伐。而一些“托管造林”公司以“谁造谁有”为借口，宣称当事人想采伐就可以采伐，实际上在欺骗投资者。六是装扮公司经营形象，赢得投资者的好感：在重要的商业地段租用高档写字楼作为公司的经营场所，打造具有经营实力的形象；宣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打造专业性；组建各种类型的监督委员会等，体现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权。而实际上，这正是骗局的一部分。《森林法》规定，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及其林地使用权，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除此之外，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不得转让。国家尚未制定具体的流转办法，有的省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可按照地方性法规进行流转。国家尊重森林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保障森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但在林木采伐上有具体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按照《森林法》的规定，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外，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按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采伐林木者，需向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交包括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申请文件，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按照法定的发证权限，在批准的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内审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

回报诱饵

非法集资千变万化诱饵都是“高额回报”，非法集资犯罪虽经司法机关屡次打击，但近年来发生的此类案件却不在少数，甚至在一些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势。记者在跟踪调查中发现，非法集资类犯罪正呈现出四个特点，亟须引起各方关注和防范。 部分地方的非法集资活动名目繁多。以辽宁为例，有种树、养蚂蚁、养鹅、代销食品的，还有投资港口建设、石油开发和投资啤酒生产线的，这些非法集资活动的共同点都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媒体广告宣传，利用亲友相互鼓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伪装性和欺骗性。该类违法犯罪活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伪装、欺骗性更强。非法集资犯罪的嫌疑人不但有合法注册的公司、法人代表的身份，而且处心积虑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振兴形势，巧妙伪装、加强炒作。有的还擅自成立有关国家办公机构，打着科研单位的招牌，“拉大旗、作虎皮”。

二是犯罪组织更为严密。当前，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与非法传销活动方式有融合趋势，主要策划者居于幕后，或者在外地遥控指挥，在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设立若干分公司，再临时雇用社会闲散人员进行宣传和发展“下线”。分公司负责人多为先期投资获利者。骨干成员的报酬根据集资额按比例提成。这样层层诈骗，又层层控制。

三是投资者成分不断扩展。集资诈骗案件的被害人多为城市下岗、买断工龄职工、较富裕地区的农民以及社会闲散人员。但仍有向高校学生、城市白领、个体企业老板等方面扩展的趋势。

四是异地作案突出。集资诈骗活动具有跨地区、甚至跨国作案的特点，资金流动和转移很快，产生的影响和损害很大，更不利于查处。

领导道具

领导干部为何沦为非法集资“活道具” ，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成立时，有的官员端坐在主席台上；企业周年纪念时，有的官员到会侃侃而谈。官员和企业老板的合影挂满了这些企业办公室的墙壁，官员视察的照片占据了企业宣传册最显要的位置。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些官员与非法集资的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同一般的利益关系。 新华社发表评论《领导干部谨防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认为“少数领导干部已经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和‘广告’，暴露出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的诸多问题”，“虽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但其巨大的广告效应正是这些骗子公司梦寐以求的，客观上起到极大的误导作用”。将这些与非法集资企业打得火热的官员称为“活道具”，可以说一点儿也没有诬陷和贬损他们。这样的“活道具”远非安徽所独有，在其他地方也时有所见，而且，有的官员并不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企业的“道具”———他们既然身为地方官员，无论就其地位、见识而言，还是从获取信息、动用资源的能力看，都不会是轻易上当受骗的“低能儿”，所以，他们不会平白无故赤膊上阵为这些企业呐喊鼓噪，对于自己能够为企业发挥的广告宣传作用，他们一定也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对群众和社会起到的极大的误导作用，往往也不只是客观的结果，而更可能含有主观的成分。

仔细分析起来，某些官员沦为非法集资企业的“活道具”，一般有三种表现形式。其一，官员只是出席企业的会议，参加企业的活动，此外没有更多更深的介入。只要官员在会议上亮了相，在活动中剪了彩，企业就有机会将官员的形象用来进行广告宣传；与此同时，某些官员亮相、剪彩也不会白忙一场，他们会收取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出场费”。这些官员的身价相较明星大腕或许并不高，但他们将自己的形象就这样“卖”给企业，却十足令人痛心。其二，某些官员不满足于默许非法集资企业将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招徕生意，而是身体力行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去，与非法集资者一起“坐庄”、“操盘”以牟取暴利。如辽宁省丹东市破获一起非法集资案，一个只有中专文化的护士非法吸纳公众存款1500多万元，警方发现，该案能够发展到如此规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数官员直接参与其中。比上述两种形式更胜一筹的是，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和政府部门不惜透支公权力的公信力，为非法集资的企业进行信誉担保。如安徽省太和县双阳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6.4亿元。该案之所以能持续近十年、涉及公众存款户6000余户，关键在于当地一批领导经常到双阳集团视察，为该集团及其负责人戴上一顶又一顶光彩照人的桂冠。在双阳集团资金链出现问题时，当地政府甚至动用财政资金给予资助，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欺骗性，使更多群众陷入到骗局之中。

传销印象非法集资的形式多样，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有关部门建议：

一、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

二、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

三、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四、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参与者投入非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如遇以下情形之一的“投资”、“理财”项目，务必警惕：

1.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2.以投资境外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3.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为幌子的；

4.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4]

5.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6.以“扶贫”、“慈善”、“互助”等为幌子的；

7.在街头、商超发放广告的；

8.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9.“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10.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4]

（一）关于非法集资的“非法性”认定依据问题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认定非法集资的“非法性”，应当以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对于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仅作原则性规定的，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并参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制定的部门规章或者国家有关金融管理的规定、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予以认定。

（二）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

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

个人为进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单位设立后，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对单位中组织、策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应当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判断单位是否以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应当根据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的次数、频度、持续时间、资金规模、资金流向、投入人力物力情况、单位进行正当经营的状况以及犯罪活动的影响、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认定。

（三）关于涉案下属单位的处理问题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全面查清涉案单位，包括上级单位（总公司、母公司）和下属单位（分公司、子公司）的主体资格、层级、关系、地位、作用、资金流向等，区分情况依法作出处理。

上级单位已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且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下属单位所有的，对该下属单位也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上级单位和下属单位构成共同犯罪的，应当根据犯罪单位的地位、作用，确定犯罪单位的刑事责任。

上级单位已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但全部或者大部分违法所得归上级单位所有的，对下属单位不单独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中涉嫌犯罪的人员，可以作为上级单位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级单位未被认定为单位犯罪，下属单位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对上级单位中组织、策划、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人员，一般可以与下属单位按照自然人与单位共同犯罪处理。

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均未被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一般以上级单位与下属单位中承担组织、领导、管理、协调职责的主管人员和发挥主要作用的人员作为主犯，以其他积极参加非法集资犯罪的人员作为从犯，按照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

（四）关于主观故意的认定问题

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故意，应当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任职情况、职业经历、专业背景、培训经历、本人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情况以及吸收资金方式、宣传推广、合同资料、业务流程等证据，结合其供述，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可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办案机关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注意收集运用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证据：是否使用虚假身份信息对外开展业务；是否虚假订立合同、协议；是否虚假宣传，明显超出经营范围或者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能力；是否吸收资金后隐匿、销毁合同、协议、账目；是否传授或者接受规避法律、逃避监管的方法，等等。

（五）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的资金应当与向不特定对象吸收的资金一并计入犯罪数额：

1、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2、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

3、向社会公开宣传，同时向不特定对象、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

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集资参与人收回本金或者获得回报后又重复投资的数额不予扣除，但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案例剖析：程某、俞某集资诈骗案

案例类型：人民司法案例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死刑复核

（一）案情介绍

2003年8月18日，被告人程某通过抽逃出资的方式成立了空壳公司——桐X公司（以下简称宏X公司）。在经营宏X公司期间，被告人程某拖欠了巨额债务。被告人程某采用高价购进、低价销售的方法经营汽车，陆续套取现金用于归还欠款，以应对债权人的催讨。随着“高进低出”销售方式的累积，被告人程某的到期债务不断增多。被告人程某单独或伙同被告人俞某虚构经营汽车需要周转资金的理由，采用支付高额利息等方式，先后向29人骗取人民币共计306.46万元。其中，被告人程某指使被告人俞某骗取人民币共计220.46万元。

（二）判决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程某单独或指使被告人俞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资金用途，采取用后笔集资款兑付前笔集资款部分本金和利息的方法，向不特定的人员骗取巨额集资款，其行为不仅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而且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程某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鉴于被告人程某认罪态度较好，尚不属于立即执行死刑的犯罪分子，对被告人程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被告人俞某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程某、俞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检察院没有抗诉，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核准原判。

（三）案件评析

作为诈骗犯罪的一种，集资诈骗犯罪有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集资诈骗犯罪不具有类似贷款诈骗犯罪那样的多发性，许多问题还没有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随着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以及金融机构防范能力的提高，针对强势群体的金融犯罪势必减少，而针对防范意识能力相对薄弱的公民个人的犯罪在逐渐增多，这种此消彼长的严峻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准确认定集资诈骗犯罪。现今，学界一般认为集资诈骗犯罪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之处，并不在于受骗者的多众性或不特定性，而在于前者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资本的运作过程，即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将社会公众的资金集中起来，使被害人成为形式上的投资者（股东、债权人）。所以，集资诈骗罪的形式表现为股权式集资与债权式集资。本文拟就债权式集资诈骗犯罪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结合以上案例作一探讨，以期使集资诈骗犯罪的相关问题在认识上得到统一。

第一、集资诈骗犯罪数额如何认定

这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数额：一是总数额，即行为人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的数额；二是实际损失数额，即总数额减去案发前行为人以本金或利息名义返还给被害人的数额；三是实际获利数额，即行为人使用诈骗手段非法集资后，除去返还本息、回报以及投资损失后，行为人实际非法获取的数额。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实际损失数额应是指：“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非法集资案发后，经司法机关追偿赃款最终实际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数额。”以上对于实际损失数额概念的两种界定的分水岭在于案发前后的时间性，前者将实际损失数额限制在案发前的损失，后者对于实际损失数额的认定则相对宽泛，但是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在通常情况下，案发后实际追赃的司法行为一般处于公安侦查阶段，但是既然将实际损失数额界定为最终损失，则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也不应被忽略，这样一来，就导致被害人最终的损失数额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无法准确认定。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在判决中认定的犯罪数额，反映了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通常是犯罪既遂的数额，而司法机关的追赃行为则是国家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主动行为，相对来说，被告人的被追赃后交出赃款则是被动的，以被告人的被动性上交赃款为由扣除其犯罪数额，于情于法均不妥。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指出：“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但应当将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上述准司法解释表明司法实践采取了实际损失数额的观点。行为人在实施金融诈骗活动中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被认定为行为人的投资损失或者作案成本，不能从行为人的犯罪数额中扣除，否则与通行的司法操作相违背。至于行为人在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虽然有的是以借款利息的形式出现，但是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以及在现行司法体制下，对被害人的间接损失不予保护的刑事政策下，对被告人在案发前归还的数额应从中扣除。

第二、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在金融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直是个难题。主观心理内容是不得而知的，只有通过外在行为才可以逆推出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但也不是绝对的。实践中一般认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如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在占有资金后，利用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都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罪，其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这里的非法活动即指赌博、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而挪用公款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可见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仅要对行为人占有资金后的使用资金行为进行评价，还要关注行为人占有资金是否通过诈骗手段。

用以上列举的七种情形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已经涵盖了现实生活中会出现的一般情况。仔细分析这些情形，除了第一种情形表述的是行为人的履约能力状况，其他六种情形都围绕资金的利用情况来展开。在债权式集资诈骗案件中，行为人通常编造虚假的借款理由，并且在取得借款后，将借款用于他途。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时，最难也是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就是通过行为人对于资金的利用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若行为人向债权人允诺高息，但能将借款用于事先约定的投资项目且努力履约，即使行为人在借款时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编造虚假理由并出现履约不能，我们也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行为人有否回报投资者的意图和行为就成为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个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十分复杂，也有许多分歧。一般来说，在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故意时，应考量以下两点：1.行为人本身的履约能力。这一点在审判实践中可以从行为人在借款时是否负债、行为人成立的公司是否“空壳”公司等方面来判定，且涉及到行为人取得资金的方式的正当性问题，往往只要能证实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没有资金并不意味着不能履约；相反而言，行为人有货源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犯罪意图。2.行为人对资金的利用状况。判断因素有：（1）资金分配比例与资金用途，例如行为人将少量资金用于投资或者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的，可以认定行为人的非法占有故意。行为人有时未按照约定的用途来使用资金，将资金转投他处，但若行为人具有令人信服的客观理由，且行为人使用资金系可回转，则不能轻率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货物销售方式。在市场行情稳定的形势下，“高进低出”的销售方式不能被允许，这时候行为人的犯罪故意非常明显。（3）用于赌博、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有学者认为，从事贩毒走私等活动，一旦集资款被用作这样的活动就会转变为犯罪款项，案发后会被国家没收也是行为人意料之中，故此也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及炒股等高风险活动，这种行为是否能盈利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不能说明行为人具有回报投资者的意图，但若行为人由于亏损而不能弥补损失，从维护被害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4）履约努力。行为人控制资金后，有能力履约而只是消极地部分履约或者怠于履约，或者故意使合同不履行，亦可推断出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

第三、如何理解集资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

座谈会纪要已经明确在认定金融诈骗犯罪数额时，应将行为人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扣除。客观上，这一规定促成了习惯性的司法操作的形成；在理论上，也表明行为人最初通过诈骗方法从而掌控的资金数额并不是最终被认定的犯罪既遂数额。即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而集资诈骗犯罪并没有既遂。这与传统的实行行为理论似乎存在悖逆，在当今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理论上亟待圆满成为本文探讨此问题的动力。如何理解集资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则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犯罪的实行行为，是指刑法分则中具体犯罪构成客观方面且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性的行为。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是传统刑法理论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持续而又深刻地引导和影响着刑事定罪与量刑，也为笔者在分析并解决集资诈骗犯罪的有关困惑上提供理论依据。在债权式集资诈骗犯罪中，行为人通过向不特定的对象实施诈骗行为从而获得资金，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行为人总是不断地借款、还款，直至案发（公安机关立案介入）。集资诈骗犯罪具有对象的复杂性的特点，这种对象的复杂性不仅仅是行为人作案的需要，也是行为人掩盖犯罪的需要。如前所述，这种犯罪常态决定了这些对象不必然为受害者，有可能成为受益者。对于这些受益者，我们不可能认定其为刑事审判中的被害人，因此行为人最初通过诈骗手段从这些受益者处获得资金的行为并不能成为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在诈骗伊始，我们不能确定谁会成为受益者，行为人将资金归还并回报高息存在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法益虽然具有被侵害的紧迫危险性，但是否最终受损不得而知，故在债权式集资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施完毕并不意味着实行行为实施完毕。只有诈骗行为与后续的还款行为相结合才能称得上集资诈骗犯罪的实行行为（诸如贷款诈骗犯罪也是如此）。将后续的还款行为认定为实行行为，在理论上似乎存在障碍，因为实行行为的本质应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行为人还款后则降低了被害人的损失，两者存在性质上的不相容。但是就集资诈骗犯罪来说，行为人的还款行为正是其继续进行诈骗的犯罪手段，虽降低了个别被害人的损失，却被行为人当作“幌子”欺骗更多的受害者，因此行为人的后续还款行为具备实行行为的真正特征。基于此，行为人将诈骗行为与后续的还款行为实施完毕之后，我们在进行刑事责任的评价及量刑时，认定的犯罪既遂数额已经扣除了归还的数额，在理论上也贯彻了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

顺带探讨的问题是，在集资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犯罪既遂数额通常受公安机关的立案时间限制。若行为人将一笔款项归还被害人，但此时公安机关已经掌握行为人的犯罪线索并立案，则此笔款项数额不能从行为人的犯罪既遂数额中扣除，而只能当作酌情从轻的量刑情节来考虑。对于行为人来讲，其还款行为是其实行行为，根据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原则，应将此笔款项数额从总数额中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