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行记

牛僧孺贞元年间举进士落第，归家乡宛叶，行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误入汉文帝母薄太后庙，与汉高祖戚夫人、薄夫人、王昭君、南齐潘淑妃、石崇爱妾绿珠、杨玉环等人相会饮酒作乐，昭君侍寝。天明分手后，旋失所在。

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最终以牛党获胜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余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归宛叶间。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将宿大安民舍。会暮，不至。更十余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闻有异香气；因趋进行。不知近远。见火明，意谓庄家。更前驱，至一大宅。门庭若富豪家。黄衣阍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应进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误道来此。直乞宿，无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责黄衣曰：“门外谁何？”黄衣曰：“有客。”黄衣入告。少时，出曰：“请郎君入。”余问谁氏宅。黄衣曰：“第进，无须问。”入十余门，至大殿。殿蔽以珠帘，有朱衣紫衣人百数，立阶陛间。左右曰：“拜殿下。”帘中语曰：“妾汉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庙，郎不当来，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将归，失道。恐死豺虎，敢乞托命。”太后遣轴帘，避席曰：“妾故汉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简敬，便上殿来见。”太后着练衣亡，状貌瑰伟，不甚年高。劳余曰：“行役无苦乎？”召坐。食顷间，殿内有笑声。太后曰：“今夜风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寻。况又遇嘉宾，不可不成一会。”呼左右：“屈两个娘子出见秀才。”良久，有女二人从中至，从者数百。前立者一人，狭腰长页，多发不妆，衣青衣，仅可二十余。太后曰：“高祖戚夫人大。”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隐身！”，貌舒态逸，光彩射远近，多服花绣，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嫱。”余拜如戚夫人，王嫱复拜。各就坐。

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迎杨家潘家来。”久之，空中见五色云下，闻笑语声渐近。太后曰：“杨潘至矣。”忽车音马迹相杂，罗绮焕耀，旁视不给。有二女子从云中下。余起立于侧。见前一人纤腰修眸，容甚丽，衣黄衣，冠玉冠，年三十来。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即伏谒，拜如臣礼。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谓肃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设此礼，岂不虚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视，小，质洁白，齿极卑，被宽博衣。太后曰：“齐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进馔。少时，馔至，芳洁万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尽如王者。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天宝中官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数幸华清宫，扈从不得至。”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

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太真视潘妃而对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说，懊恼东昏侯疏狂，终日出猎，故不得时谒耳。”太后问余：“今天子为谁？”余对曰：“今皇帝，先帝长子。”太真笑曰：“沈婆儿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对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无嫌，但言之。”余曰：“民间传圣武。”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进酒加乐，乐妓皆少女子。酒环行数周，乐亦遂辍。

太后请戚夫人鼓琴。夫人约指以玉环，光照于座。（《西京杂记》云：高祖与夫人环，照见指骨也。）引琴而鼓，声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逆旅到此，诸娘子又偶相访，今无以尽平生欢。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赋诗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与笺笔，逡巡诗成。

薄后诗曰：“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

王嫱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

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

太真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

潘妃诗曰：“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邺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

再三邀余作诗。余不得辞，遂应命作诗曰：“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

别有善笛女子，短发，丽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来。太后以接坐居之，时令吹笛，往往亦及酒。太后顾而问曰：“识此否？石家绿珠也。潘妃养作妹、故潘妃与俱来。”太后因曰：“绿珠岂能无诗乎？”

绿珠乃谢而作诗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

辞毕，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远来，今夕谁人为伴？”戚夫人先起辞曰：“如意成长，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辞曰：“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玉儿不拟负他。”绿珠辞曰：“石卫尉性严忌，今有死，不可及乱。”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贵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谓王嫱曰：“昭君始嫁呼韩单于，复为殊累若单于妇，固自用。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昭君幸无辞。”昭君不对，低然羞恨。俄各归休。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

会将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别。忽闻外有太后命，余遂出见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还。便别矣。幸无忘向来欢。”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妃绿珠皆泣下，竟辞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时始明矣。命就大安里，问其里人。里人云：“此十余里，有薄后庙。”余却回望庙，荒毁不可入，非向者所见矣。余衣上香，经十余日不歇，竟不知其何如。

我在真元年间，考进士没考上，回宛叶一带。走到伊阙南道的鸣皋山下，打算到大安百姓家中住宿。当时天已黑了，迷了路，没找到大安。又走了十多里，走上了一条很平坦的路。夜晚的月亮才出来，忽然闻到有异常的气味，像贵重的香料。立刻加快脚步向前赶，也不觉得远了。渐渐看到了有火的光亮，心想可能是村庄人家，更向前急走。不久，到了一座房前，看那门和院子像富贵人家。有个穿黄衣服的守门人问：“公子从什么地方来？”我答道：“我叫牛僧孺，考进士没考上，本来想到大安的百姓家借宿，走错了路来到了这里。只求住一宿，没有别的要求。”门里有个梳着小发髻的丫鬟出来了，问黄衣人：“在门外跟谁说话？”黄衣人说：“有客人，有客人。”黄衣人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说：“请公子进去。”我问是谁家的大房子？黄衣人说：“只管进去，用不着问。”走过十几道门，到了大殿。殿上有珠帘遮挡着，有穿着红衣黄衣的守门人好几百，站在台阶上。左右的人说：“拜见！”帘子里有人说道：“我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这是庙，公子不该来，为什么来这里？”我说：“臣的家在宛叶，要回去，走错了道，怕死在豺狼口中，斗胆请求保护性命。”说完，太后命人卷起帘子，自己离开坐位说：“我是原先汉朝的老母，您是唐朝的名士，不是君臣关系，希望不要多礼。就上殿来见面吧！”太后穿着白色的绢衣，姿态容貌美好，年龄不显得老。慰劳我说：“走路不辛苦吗？”招呼坐下。过了一顿饭的工夫，听到殿内传出笑声，太后说：“今天晚上风光月色都很好，偶尔有两个女伴要来找我，况且又碰上嘉客，不可不搞个聚会。”招呼左右的人委屈二位娘子出来见见秀才。过了好久，有两个女子从殿中走来，随从有好几百人。在前面站着的那个人，窄腰长脸，头发很厚，没有化妆，穿着青色的衣服，约二十多岁。太后说：“这是高祖的戚夫人。”我便下拜，夫人也还礼。另一个人，肌肉柔嫩，身姿稳重，面容舒展，姿态潇洒，光彩照映远近，穿着花花绿绿，上面刺绣着不少图案。年龄比太后要小些。太后说：“这是汉元帝的王嫱。”我又像对戚夫人那样下拜，王嫱也还拜。各坐到坐位上。

坐好后，太后让穿紫衣的宦官说：“去把杨家潘家迎来！”过了好久，看见空中落下了五色云彩，并听到说笑声越来越近。太后说：“杨家来了。”忽听到车马的嘈杂声音，又看见罗绮鲜明晃眼，眼睛都没工夫住旁边看；就看见有两位女子从云中走下来。我站起来，立在旁边，看见前面的一个人细腰长眼，面貌很美丽。穿着黄色衣服，戴着嵌玉的帽子，年龄三十岁左右。太后说：“这是唐代的太真妃子。”我就伏到地上拜见，就像臣子拜见妃子。太真说：“我得罪了先帝，（先帝指唐肃宗）所以朝廷不把我列在后妃行列中，使用这样的礼节，不是太不实在了吗？不敢接受。”退了几步做了答拜。还有一个，肌肉丰满，眼神灵活，身体小巧，皮肤洁白，年龄极小，穿着宽大的衣服。太后说：“这是南齐时代的潘淑妃。”我又像对待妃子那样拜见她。过了一会儿，太后命令摆上酒席。不一会儿酒菜就送来了，又香又干净，种类多得很，但都叫不出名来。我只想填饱肚子，还没等饱，又拿来了各种酒。那些吃喝的用具全都像当帝王的人家用的。太后对太真说：“你怎么很长时间不来看我？”太真表情很恭敬地回答说：“三郎（天宝年间，宫里的人都称玄宗为三郎）常去华清池，我跟着侍候，所以来不了。”太后又对潘妃说：“你也不来，怎么回事？”

潘妃掩着嘴笑得说不出话来。太真就看着潘妃回答说：“潘妃向我说，东昏侯放纵无忌，整天出去打猎她感到烦恼，所以不能时常来谒见。”太后又问我：“现在的天子是谁？”我回答说：“当今的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太真笑道：“沈婆的儿子做了天子了，太出奇了。”太后说：“是个什么样的君主？”我回答说：“小臣不可能了解国君的德行。”太后说：你不要有疑虑，只管说好了。”我说：“民间流传着圣武的说法。”太后点头三四下。太后又命上酒并演奏音乐。奏乐的艺人都是年轻女子。酒轮了几圈儿，乐队也随着停止了演奏。

太后请戚夫人弹琴，夫人在手指上戴上了玉环。它的光辉照到了四座。夫人拿过琴弹了起来，那琴声很哀怨。太后说：“牛秀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各位娘子又是偶尔来探望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尽情表达平生的高兴。牛秀才当然是有才的读书人，为什么不各自做诗来表达心意呢？这不是很好的事吗？”于是交给每人一支笔和一些纸，稍过了一会儿诗都做完了。

太后的诗写道：“月寝花宫得奉君，至今犹愧管夫人。汉家旧是笙歌处，烟草几经秋复春。”（大意思：月夜在佛寺中侍候君王睡觉，到现在觉得对不起管夫人，汉朝原来吹笙唱歌的地方，早已变为荒烟野草之地多年了。）

王嫱的诗是：“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大意是：雪地里的蒙古包那地方根本没有春天，我仍旧穿着汉朝的衣服，不断伤心流泪，现在最恨的就是毛延寿，故意用颜料把人画走样。）

戚夫人的诗写的是：“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大意是：自从离开汉朝宫殿再没跳楚地那种舞蹈，再不能梳妆打扮都怪君王，没有钱怎能请来商山四皓，吕氏哪里怕周勃他们呢？）

太真的诗是：“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大意为：金钗落到地上的时候，告别了唐玄宗，眼泪流满了御床，从马嵬兵变分开以后，骊山宫中现在没人跳《霓裳羽衣舞》了。）

潘妃的诗是：“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业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大意是：时间不断流逝，江山未改，旧宫已面目全非，东昏侯原来曾建金莲花地方，还曾空想穿上金线的衣服。）

太后再三邀请我作诗，我推辞不掉，便答应要求，作了一首诗：“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意为：香风把我引到了仙界，月光满地，云彩护阶，拜见洞天中的仙人，一起叙说人间伤心的事情，忘记了今晚上是哪一年。）

另有善于吹笛的一位女子，梳着短发，衣服很华丽，容貌也很美，而且很有魅力。是潘妃带来的，太后让她靠近自己坐着。不时让她吹笛子，也不断叫她喝酒。太后回过头来看着说：“认识这个人吗？这是石家的绿珠啊。潘妃当作妹妹养着，所以潘妃与她一起来。”太后接着说：“绿珠怎么能没有诗呢？”

绿珠于是表示了歉意，然后作了一首诗：“此日人非昔日人，笛声空怨赵王伦。红残翠碎花楼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大意为：今天的人已不是从前的那个人，笛声白白怨恨赵王伦。当年跳楼而死，使金谷园永远失去了春光。）

写完诗后，酒又拿来了。太后说：“牛秀才从远处来，今晚上谁人跟他作伴？”戚夫人首先站起来推辞说：“儿子如意已经长大，当然不能相陪，也确实不该这样做。”潘妃也推辞说：“东昏侯认为我玉儿身死去国，我玉儿不该辜负他。”绿珠推辞说：“石卫尉性格严厉，急躁，今天就是死，也不可涉及淫乱的事。”太后说：“太真是本朝先帝的贵妃，更没有可能。”于是回头看着王嫱说：“昭君开始嫁给呼韩单于，后又作了株累弟单于的媳妇，本来是按自己的心意，再说严寒地方的胡鬼又能做什么？希望昭君不要推辞。”昭君不回答，低眉羞涩怨恨。不一会各回去休息。我被左右的人送到昭君的房中。

当时天快要亮了，侍候的人告诉起床，昭君垂泪握手告别。忽听外面有太后的命令，我于是便出来见太后。太后说：“这儿不是郎君久留之地，应该赶快回去。马上就要分别了，希望不要忘了刚才的欢聚。”又要了酒，喝了两巡就停了。戚夫人、潘妃、绿珠都流下了眼泪，终于辞别而去。太后使朱衣人送我去大安，到达西道时，不久就找不到送行的人了。当时天才亮，我到了大安里。问那里人，那里人说：“距这十多里，有个薄后庙。我又返回去，看那庙宇，荒凉破败进不去人，不是昨晚所见到的景象了。可我衣服上的香味十多天也没散，我一直也不知道这到底怎会回事。

《周秦行记》虽然是陷害政敌的恶毒之作，但也表现出比较高的写作技巧，特别是作者对于这些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描写，各具特点。如同许多作者在传奇中逞示诗才一样，《周秦行记》中也杂有大量诗作，而且这些诗作都符合个人的身份。如戚夫人诗曰：「自别汉宫休楚舞，不能妆粉恨君王。无金岂得迎商叟，吕氏何曾畏木强。」王昭君诗曰：「雪里穹庐不见春，汉衣虽旧泪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寿，爱把丹青错画人。」杨贵妃诗曰：「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读罢《周秦行记》，人们不得不赞叹轻快笔调与阴谋动机的巧妙结合。^[1]

此篇作者﹐历来说法不一﹐而其写作意图实与中晚唐统治集团内部朋党斗争有关。世传牛僧孺政敌李德裕因此篇而作《周秦行纪论》﹐攻击僧孺"以身与帝王后妃冥遇﹐欲证其身非人臣相也﹐将有意於'狂颠'。及至戏德宗为'沈婆儿'﹐以代宗皇后为'沈婆'﹐令人骨战﹐可谓无礼於其君甚矣﹗"又刘轲《牛羊日历》(一说为皇甫松所作《续牛羊日历》)亦引用《周秦行纪》以诋毁牛僧孺。而北宋初贾黄中以为《周秦行纪》实非牛僧孺作﹐乃是李德裕门人韦瓘所撰。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云：《周秦行纪》 “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明·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亦云：“如牛僧孺《周秦行纪》道是僧孺落第时，遇着薄太后，见了许多异代本朝妃嫔美人，如戚夫人、齐潘妃、杨贵妃、昭君、绿珠，诗词唱和，又得昭君伴寝许多怪诞的话。却乃是李德裕与牛僧孺有不解之仇，教门客韦瓘作此记诬着他。只说是他自己做的，中怀不臣之心，妄言污蔑妃后，要坐他族灭之罪”。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称：“牛僧孺在朝，与李德裕各立门户，为党争，以其好作小说，李之门客韦瓘遂托僧孺名撰《周秦行纪》以诬之。” 其《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亦云：“僧孺性坚僻，与李德裕交恶，各立门户，终生不解。又好作志怪，有《玄怪录》十卷，今已佚，惟辑本一卷存。而《周秦行纪》则非真出僧孺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云： ‘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者也。 案是时有两韦瓘，皆尝为中书舍人。一年十九入关，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大中初任廉察桂林，寻除主客分司（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一字茂宏，京兆万年人，韦夏卿弟正卿之子也。‘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见《新唐书》（一六二）《夏卿传》，则为作《周秦行纪》者。”

至今，不少工具书及介绍唐传奇或唐代状元的论文与著作，如《中国人名大词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词典》（古二）、《唐人小说选》、周亚非《中国历代状元录》等在介绍韦 瓘时，一般都是沿袭这种说法。在互联网上随便浏览，谈李牛党争的、谈唐传奇的、谈文献资料辨识的提到韦瓘或《周秦行纪》时也往往沿袭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新唐书》卷一六二《韦瓘传》：“ 正卿子瓘，字茂弘，及进士第，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请无间也。李宗闵恶之，德裕罢，贬为明州长史。会昌末，累迁楚州刺史，终桂管观察使。”《全唐文》卷六九五《韦瓘小传》也基本上是照录这段文字。然而这个传记却大有问题。

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8页注28中在引用上述《新唐书》的内容后有长按语曰：

韦瓘《浯溪题名》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州，闻改此官。”《容斋随笔·八》评《新传》云：“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闵方罢相，瓘固可因宗闵而去，《新传》谓贬在德裕罢相后，许有错误。洪迈之意，无非坐实瓘为德裕党，固有此疑；然德裕柄国五年余，瓘未内召，位不过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势之后，改分司只因马植报复旧恨（见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瓘与德裕之关系，从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状头及第，榜下除左拾遗（同前《风土记》及《唐才子传·六》），行辈还在德裕先，《读书后志·二》竟谓瓘“李德裕门人，以此（《周秦行纪》——原注）诬牛僧孺”，所谓拾人牙慧不加深考者。

刘开荣既引证《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记》之一节，反作出瓘为明州长史“比在会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闵还未败的时候”（《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五二页——原注）之无关痛痒的猜测，凡读书不细看全文者，往往发此弊。《唐宋传奇集》将《桂林风土记》之韦瓘与《新书》一六二之韦瓘分作两人（三一三——四页，原注）实一时失察，《新书·韦瓘传》末明言其官终桂管观察，因与《桂林风土记》所叙无异。

其次，《传奇集》及《唐代小说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纪》为牛作（均同前引——原注），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纪》之作者，亦并非毫无疑问；一般外集所叙，往往渗入伪作，是常见之事。此论收入《李卫公外集》卷四，犹可疑者。论云：“须以太牢少长咸置于法，则刑罚中而社稷安，无患于二百四十年后。”按自武德元（618）至大中十一（857）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为牛辩，对德裕事迹却未细加审察，固难免乎一偏之见也。

概括起来，岑先生表明了如下观点：

一、《桂林风土记》中所载的韦瓘与《新唐书》卷一六二中所载的韦瓘实为同一人。

二、韦并非“终桂管观察使”。

三、所谓韦与李德裕有特别的关系，并随李的失势而被贬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反李德裕掌权时，韦一直被贬；李一失势，韦便得意升迁；韦为李德裕门人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韦在官场的行辈在李德裕之前。

四、治唐人小说者所谓韦伪托牛僧孺作《周秦纪行》之事亦不可靠。

笔者完全赞同岑先生的分析。综合各种有关韦瓘的资料，可得其生平事迹如次：

韦瓘（789－850？年），字茂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为京兆韦氏龙门公房后裔[1]。伯父韦夏卿，元和（806－820年）间官至太子少保；父亲韦正卿，大历二年（767年）与夏卿同登茂才异等科[2，3，4，5]。

韦瓘元和二年（807年）始进京参加进士试，其时19岁。四年（809年）以榜首中选，榜下授左拾遗[2，6]。当时名重缙绅，马植为长安令，二十八度候谒，不蒙一见[7，8]。八年或稍后撰《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9]。十五年（820年）以敢于进言迁右补阙，充史馆修撰[7，10]。累迁仓部员外郎、司勋郎中[7，11，12]、中书舍人。二十年二月撰《修汉太守马君庙记》[13]。大和七年（833年）贬为康州（治今广西德庆县）刺史（其时李德裕在相位，见前引），后再贬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长史。武宗会昌六年（846年）迁楚州刺史[14，15]。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二月（或云三月）迁桂管观察使[16]。三月①，马植以礼部尚书、盐铁转运使同平章事[17]，追寻旧事，十二月韦被改任太仆卿，分司东都[7，8，16]。以后事迹未见记载，大约不久即卒于此任②。

韦瓘当时以文学知名，后世亦视为文学家，可惜作品多佚，仅《全唐诗》录存其诗1首、《全唐诗续拾》补收其诗两句、《全唐文》录存其文3篇[13，14，15]。

我们先证实岑先生说的韦瓘的行辈在李德裕之前。

《旧唐书·李德裕传》载：“德裕……不喜科试，年才及冠志业大成。贞元中以父谴蛮方随侍左右，不求仕进。元和初以父再柄国钧，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诸府从事。十一年，张弘靖罢相镇太原，辟为掌书记，由大理评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罢从弘靖入朝，真拜监察御史。”《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263页云：“贾餗《赞皇公李德裕德政碑》：‘释褐，诏授校书郎，累迁至监察御史，元和十五年，以本官召充翰林学士。’”

据《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二年正月“己卯……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同年“十二月甲寅，宰相李吉甫封赞皇侯”；三年二月“丙申，宰相李吉甫进封赵国公”；同年“九月……戊戌，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吉甫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六年春正月……庚申，以淮南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国公李吉甫复知政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九年春正月……李吉甫累表辞相位，不许……十月……丙午，金紫光录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卒”。可见李吉甫自元和二年正月到去世，当宰相近5年、使相3年。

将他们父子的生平事迹结合起来看，李德裕在其父生前“避嫌不仕”时间较长，直到李吉甫去世后的元和十一年才当了张弘靖的掌书记，其起点官阶是“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为正九品上③、弘文馆校书郎为从九品上）。张国刚认为：“李德裕以荫补校书郎，末仕即被辟为河东掌书记”是属于“获得做官资格的有出身人”“入幕”一类[18]。十五年，他被提拔为翰林学士了，其本官还是“监察御史”（正八品下）。而韦瓘元和四年中状元，“榜下即授左拾遗”（从八品上），到十五年升为右补阙（从七品上）。可见，韦瓘不仅比李德裕出仕早7年，而且直到元和十五年职位也较高，韦为李德裕门人之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李德裕后来居上，我们再看他当权时是否提拔过韦瓘。综合《新唐书》《文宗纪》、《 武宗纪》、《宣宗纪》等可以得知：

1、大和 七年“二月丙戌，兵部尚书李德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乙亥，李宗闵罢。”这年韦瓘贬官康州。

2、“八年……十月……庚寅，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甲午，李德裕罢。”这年未见关于韦瓘的职位变动。

3、“开成五年……九月丁丑，淮南节度副大使李德裕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这次任职时间颇 长，且荣衔不断提升：会昌二年正月“己亥，李德裕为司空”；三年六月“辛酉，李德裕为司徒”；四年八月“戊申，李德裕为太尉”，这些年未见韦瓘被提拔，相反由“谪宦康州”进一步贬谪为明州长史当正在此期。

4、“会昌六年 …… 四月……丙子，李德裕罢”，这年韦瓘由明州长史升任楚州刺史。

5、“大中元年……十二月戊午，贬太子少保李德裕为潮州司马。”次年二月（或三月）韦瓘迁桂管观察使。

韦瓘的官职升降跟李德裕掌权与否几乎恰恰相反。

上引《浯溪题记》已表明，韦瓘无论是官职还是生命均非“终桂管观察使”，无需多言。

《桂林风土记》云：“韦舍人瓘年十九应进士举，二十一进士状头，榜下除左拾遗。于时名重缙绅，指期直上。马相为长安令，二十八度候谒，不蒙一见。大中初任廉察桂林，才半岁而马相执大政，追寻旧事，非时除宾客分司。”[7]与前引韦瓘所撰《浯溪题名》相合，也与《新唐书》卷一六二中所载的韦瓘同时、同名、同姓，也都是进士出身（《新唐书》卷一六二未提是否“状头”），这种巧合抑或有之，但任职经历也相同，这种可能性就极小了。特别是，不同文籍所载韦瓘都任过“桂管观察使”一职，而《唐方镇年表》只载有一个韦瓘“大中二年三月任，十二月降宾客分司”[8]；《新唐书·韦瓘传》和《浯溪题名》都提到韦瓘曾任“楚州刺史”，郁贤皓只考证出一个“会昌——大中二年（?一848）”任该职的韦瓘[19]；古今研究唐代郎官石柱题名的劳格、赵钺、岑仲勉也只发现一个韦瓘[7，11，12]，显然就是同一人。

既然韦瓘为李德裕门人之说不成立，他也不是李德裕保护而李宗闵“恶之”之人，往往李宗闵一派当权他还能得到提拔，也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伪托牛僧孺作《周秦行纪》而陷之。古人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既不合情理，也缺乏事实依据，今人应当明察。

韦瓘（789－850？年），字茂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为京兆韦氏龙门公房后裔。伯父韦夏卿，元和（806－820年）间官至太子少保；父亲韦正卿，大历二年（767年）与夏卿同登茂才异等科。

韦瓘元和二年（807年）始进京参加进士试，其时19岁。四年（809年）以榜首中选，榜下授左拾遗。当时名重缙绅，马植为长安令，二十八度候谒，不蒙一见。八年或稍后撰《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十五年（820年）以敢于进言迁右补阙，充史馆修撰。累迁仓部员外郎、司勋郎中、中书舍人。二十年二月撰《修汉太守马君庙记》。大和七年（833年）贬为康州（治今广西德庆县）刺史（其时李德裕在相位，见前引），后再贬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长史。武宗会昌六年（846年）迁楚州刺史。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二月（或云三月）迁桂管观察使。三月，马植以礼部尚书、盐铁转运使同平章事，追寻旧事，十二月韦被改任太仆卿，分司东都。以后事迹未见记载，大约不久即卒于此任。

韦瓘当时以文学知名，后世亦视为文学家，可惜作品多佚，仅《全唐诗》录存其诗1首、《全唐诗续拾》补收其诗两句、《全唐文》录存其文3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