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嗣

赵良嗣（？—1126年）^[1]，即马植，辽燕（今河北北部）人。仕辽至光禄卿。 徽宗政和初，童贯使辽，因献结好女真伐辽取燕之策，随贯归，易姓名李良嗣，被荐于朝，徽宗召见，进联金灭辽之议，赐姓赵，任秘书丞。宣和二年（1120）多次使金（女真），与完颜阿骨打谈判联兵攻辽事，颇尽心力。进龙图阁直学士。宋攻克辽燕山府后，官至光禄大夫。后因力谏勿纳张觉，夺职。累贬郴州（今湖南永兴南）。靖康初，以结边患，于贬所处死。后金人败盟，于钦宗靖康元年戮死于郴州。有《燕云奉使录》，已佚。事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一一，《宋史》卷四七二有传。今录诗二首。

宋政和元年(1111年)，童贯作为宋朝使节出访辽国。童贯当时是西北宣抚使，被称为西陲将军，深得宋徽宗信赖，宋徽宗认为他是北部边患专家，其实他只是个不懂军事、不会打仗的“常败将军”。

童贯在辽国官员的陪同下在卢沟桥附近的驿馆里下榻。这期间，因买马结识了一个叫马植的人。马植曾任辽国的光禄卿(三品)，就是专管祭祀、朝会和皇帝生活用品的官儿，后来辞官做起了马贩子。此人是燕京人，做事干练，虽然身在辽国，却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归宋朝，可谓身在辽国心在宋。马植说自己身为汉人，祖居燕山，想到契丹人占着燕山心感愧疚。现辽帝天祚荒于女色，大权旁落于大舅哥萧奉先手中，辽国已是外强中干，人心涣散，灭亡是迟早的。他向童贯献计说：现在在辽国东北面有一支女真人，他们对辽国通鹰路、打女真的做法非常不满，正在酝酿一场大的反抗。宋朝应当以买马为名，暗中遣使渡海，与女真人联合图辽，南北夹击，燕云十六州何愁收不回呢？童贯是个聪明人，连呼好计。

1115年，听说大金国成立，马植向宋朝的雄州投了蜡丸书密信，在雄州刺史的协助下回到宋朝，隐藏在童贯家中。早在童贯与马植初次见面时，童贯就想到马植早晚要回到宋朝，为隐瞒身份，就赐马植改名为李良嗣。此时，童贯也向宋徽宗献上了联金灭辽之策，并向宋徽宗推荐了马植。宋徽宗听后连连点头，念李良嗣一片忠心，赐予皇姓，即称赵良嗣。宋徽宗说：“辽国不灭，燕云不收，北部边陲久不安宁。今所献良策，或可解除朕心头之病。”

关于是否应该与女真人结盟夹击攻辽，宋朝的大臣们在廷议时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但经过童贯的运作，还是没能阻止宋徽宗做出与女真联合攻辽的决定。《三朝北盟会编》对“海上之盟”的评价是：“国家祸变自是而始”。

作战的金军

谈判经过--几经波折多次使金

联合女真攻辽之策虽然定下来了，但是由于宋朝跟西夏打了一次败仗，随后西北又发生了一次地震，所以结盟之事暂时搁置。

政和七年(1117年)，童贯调到枢密院主管北方防务，这时金已经建国并且占领了辽东，打过了辽河，童贯便准备实施马植之策。八月，宋朝非正式地派了一个辽降宋、懂金文的药师去探女真虚实，结果此人因为没带正式的文书，到了金州被女真兵抓住，直到政和八年才回到山东，无功而返。

宋朝总结了第一次派人的教训，决定正式派使节使金。于是挑选了有胆识、文武双全且有勇有谋的登州防御史马政做正使，平海军卒呼延庆为副使。经过一番准备，政和八年八月，使团从蓬莱出发渡海，九月到了辽东金州，又走了20多天到了金上京。阿骨打在皇帝寨接见了马政一行，听闻宋金联合攻辽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动议，十分意外。阿骨打与吴乞买、撒改、斜也、斡鲁、粘罕、完颜希尹等商议了两天，决定同意这个策略，并派渤海人李善庆等人与马政同回宋朝商量具体事宜。

李善庆一行十月起程，十二月抵达了汴京。宋徽宗并没有接见李善庆等金国使节，只是派了蔡京、童贯与金使谈判。童贯首先提出攻辽成功后燕云十六州自然归宋，李善庆以临行时太祖未授分配燕云权力为由，含糊其辞。

政和九年三月底，宋朝派赵有开为使，呼延庆为副再次使金，李善庆等金使跟随回到金国。不料走到登州，没等上船渡海，赵有开就死了。这时宋朝听到辽国册封阿骨打为东怀国王、辽和女真讲和的消息，就取消了再派使节的打算，让呼延庆只带登州的文书与李善庆回金国，六月初到了金上京，呼延庆被扣留。金国粘罕问呼延庆，宋朝为何中止谈判，并对宋朝此前再三的傲慢无礼表示不满。呼延庆回答：我朝听说贵国已受辽封为东怀国，与辽修好，故未遣使。粘罕说：与金修好是辽单方面的意思，辽册封金为东怀国，是对大金的侮辱，并没有接受。如果宋朝想继续联金攻辽，请拿国书来。因宋徽宗没见金使，这次阿骨打也没见呼延庆。宋朝滞留了李善庆8个多月，金国又扣留了呼延庆几个月，才放回大宋。

宋金结盟--金变被动为主动

宋政和十年三月，赵良嗣带着宋徽宗的亲笔信再次使金。此时恰巧阿骨打带兵在外攻打辽上京，二国政吴乞买接待了赵良嗣。吴乞买建议与宋朝的结盟叫金宋联盟。赵良嗣一听金在前，觉得很不舒服，但把宋放前边，金朝又不会同意。于是脑筋一转，就说：此盟是从渡海开始的，不如就叫海上之盟。吴乞买表示同意。

赵良嗣未等阿骨打回来，昼夜兼程，在辽上京附近追上了阿骨打，进行了金宋结盟的谈判。赵良嗣首先拿出了宋徽宗的亲笔信，这信除了礼节性的话之外，主要就是双方联合攻辽成功后，请许宋燕京一带旧汉地。这个条约定的本来就很不明确。实际当时契丹占的长城以南的地方共分成燕、云、平三部分：燕是北京周边(包括北京)的9个州县；云是大同周边(包括大同)的7个州县，加起来十六州。但是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平州，就是秦皇岛周边的滦、昌、乐等州县。宋对是否要西京大同说的含糊其辞，对(平州)秦皇岛地区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么糊涂的朝廷，谈判中怎么能占到便宜呢？经过辩论，双方达成如下条款：

一、宋金南北出兵夹攻契丹。两国军队均不许越过长城。这期间双方不许单方与辽讲和。

二、宋朝作为代价，将每年贡给辽国的岁币，按旧数转贡金国。金国出兵，宋朝给予一定的粮饷军费补贴。

三、战后(如果胜利)，金原则上同意将燕云十六州交给宋朝。

四、双方不许招降纳叛。

五、双方共同遵守盟约，若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

六、平州不属燕京旧汉地，也不属辽太宗受贿之地，与燕京为两路，不在归还之列。此外，金军为捉拿天祚帝暂住西京(云中)。

赵良嗣回到汴京后，由于出色地完成了“海上之盟”的签订，宋徽宗和童贯都非常高兴，赵良嗣也变成了朝野中无人不知的名人。宋金之间经过两年时间派使节“五来二去”的周折，终于签署了“海上之盟”。

大宋：惨不忍睹的“胜利”

盟约签订后，阿骨打率领金军很快攻下了辽中京，同时派粘罕出兵占领了西京大同。这时，阿骨打在关外把军队安顿下来，等待宋朝出兵攻燕京的消息。宋朝却迟迟没有出兵。原来宋朝“后院起火”，方腊在南方的起义让宋徽宗焦头烂额，宋朝只好先派兵镇压方腊起义。方腊平了之后，童贯才率大军挥师北上攻打燕京，虽然晚了很长时间(三年零八个月，如果从金建国算已经晚8年了)，可毕竟是出兵了。然而童贯所率大军连连溃败，始终攻不下燕京，只好求助阿骨打。阿骨打非常气愤，同时也对宋军产生了一种蔑视。于是挥师南下直指居庸关，守关的辽兵听说阿骨打率领金军要攻关，放下武器打开关门让金军通过。就这样，金军一路顺利进入燕京城。燕京城的文武百官都集合在鞠球场上受降，连炮衣都没有掀开，说明面对金军辽军根本就没想反抗。金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燕京城。

最后大宋不得不与金国达成如下协议：金同意将太行山以东燕、蓟、檀、景、顺、涿、易七州交还于宋；宋每年向金纳岁币(进贡)银绢各20万两匹，另输代税钱100万缗；平滦营不是五代时契丹的受贿之地，不在归还之列。西京暂不还，另议；宋同意金带走燕地人口。

对宋来说，这是个相当苛刻的协议。但是宋徽宋急于庆祝所谓的“胜利”，并没有计较，就急着答应了。金军满载金银财宝、图书典籍，押解着几万燕京的各类工匠、年轻女子、青壮劳力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去了，给宋朝留下了一座空的燕京城和周边几座几乎空了的县城。尽管如此，宋徽宗仍然非常兴奋，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历代老祖宗都没有完成的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伟业，值得庆祝。于是先是把收复燕地有功人员晋官封爵，封童贯为豫国公，封赵良嗣为近康殿学士(二品)等，又宣诏全国大赦，同庆三天。最可笑的是，他觉得这些还不够，最后在万岁山刻了一块石碑，让自己的功绩永垂青史^[4]。

“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

赵良嗣思辩不俗，还有一副好口舌，仅凭三言两语，就哄得宋徽宗龙颜大悦。其实早在仁宗和神宗时期，朝廷就制订过联合高丽对抗辽国的战略规划，并得以部分实现。作为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徽宗马上想到的就是效仿皇父的做法，眼下除了高丽这层老关系外，还多了女真反辽的天赐良机，若是把握住机会，没准能彻底除掉辽国这个横亘在北方的心头大患。赵良嗣的情报，勾起了徽宗的念想，每一句话都说到了艺术家皇帝的心缝里。于是，在大内朝堂上，徽宗授予无尺寸之功、且不知根不知底的赵良嗣“朝请大夫、秘书丞、为秘阁待诏、备皇帝顾问”这么一大串头衔，让他由一个大辽的叛逃者，骤然变身为大宋的宠贵。

　　但是，赵良嗣给北宋带去的，只不过是某种宽泛的构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步骤。他此前甚至连女真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如何联金？选择哪种形式和途径？这些涉及具体落实的问题，只能统统交给北宋方面去想办法。而北宋对辽、金双方的战争形势缺乏及时可靠的情报渠道，辽东半岛又属于辽国的东京道，辽人不可能允许大宋的海船靠岸，不加阻拦地放任宋使北上联络金国。正基于此，北宋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友好邻邦——高丽。

于是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在赵良嗣到宋国一年零三个月之后，徽宗高调地超规格款待了李资谅，他希望能通过高丽的协助，与金国取得联络。政治嗅觉敏锐的李资谅听到宋徽宗的密谕，马上就明白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了。然而，对于十年前刚刚被女真人放了一次血的高丽而言，这分明是逼着他们去摸高压线^[5]。

靖康之难，一个极其富强的宋王朝，突然崩盘，绝大多数人尚未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迅速跌落至谷底。这其中既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靖康之难到底是谁造成的祸害，这个话题在南宋以后一直都很热门。

靖康之耻(5)汉式帝国结构发展到宋代日趋完善，组织能力更加强大，所以宋朝创造出汉唐都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文明高峰，但仍有其缺陷，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抗大风险能力。封建领主制民族将主权分散到许多个层叠的领主单元，所以组织能力很差，但其中一个甚至几个领主的损毁都不会造成全盘崩溃。而庞大的汉式帝国虽然组织能力奇强，但是高度统一的主权形式也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了一个篮子里，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整个国家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前代的汉唐面临的敌人很弱，做不出来这样的事，但时代发展到宋代，辽、金甚至西夏、蒙古的出现就有了将这种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而由于缺乏长城的稳定防御以及蒙古草原的现代化，宋帝国的国土安全远逊于前代甚至后代的明朝。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用无数儿郎的血肉组成新的长城，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的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像百余年前的潘美、李继隆那样抗击彪悍的女真铁骑了。而本来更加强大的陕西军，被牵制在广袤的西夏边境上，又突然失去了童贯这个主心骨，虽然也派出了一些部队救援中原，但始终没有对金军形成有效攻势，甚至被濒死的西夏人咸鱼翻身，战线东移了不少。

顺便说一句，有些人说宋朝“守内虚外”，为了维护封建独裁统治，不信任边将，把兵力都集中在都城，所以边防军战斗力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宋初的精兵集中在河北，后来在陕西，东京只有一些内卫、仪仗部队，靖康之难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正是都城守御虚弱，边防精锐来不及救援造成的。“守内虚外”的说法有，但恰恰是错误的。

当然，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类似情况发生在罗马、波斯、大明身上的时候，都是这些帝国自身走入弱势，实难支撑的时刻。而宋帝国却是在经济、军事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主动崩盘，则不得不认为人为因素更多于客观因素。

靖康祸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童贯，这位宦官王确实在陕西战场立下大功，但他为了立更大的功，挑唆艺术家皇帝违背祖宗家训，挑开宋辽战端，自己创造了无数令人瞠目的纪录，也将文明葬送在了巅峰。而他的同伙蔡京、王黼、赵良嗣包括宋徽宗也都是主要责任人。

当然，这些人是直接责任人，但这一群思维方式奇特的人是怎么掌握国家大权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现在有些人把祸首认定为宋太祖、宋太宗，认为是他们阉割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造成了靖康之祸。甚至有人把责任扣在孔夫子头上，认为是儒学造成了汉民族的“文弱”。我还遇到过有人说是朱熹的理学造成的(注：朱熹在靖康之难三年后才出生)。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

对，您没有看错，靖康之难的祸首正是“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清楚，靖康之难的原因既不是什么“文弱”，也不是什么“守内虚外”，而是灭辽这个近乎弱智的决策。世界上有弱智存在很正常，但是弱智们掌握朝政就很可怕了，宋徽宗、蔡京、童贯、王黼这些人为何能够身居高位并且沆瀣一气，破坏宋帝国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党。

熙宁变法我们前面一直没有说清，因为现在才是说清的时候。熙宁变法的具体内容完全正确，大多进入宏观经济学的经典教材，也是现代国家具体采用的经济政策，王安石的奇才堪与沈括、牛顿比肩。但是他试验这些工具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王安石除了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外，还拥有极高的人格，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好东西。曾布、吕惠卿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改革家，而是企图打着改革的名义攉取政治利益的投机分子。《宋史奸臣列传》中共有21人，其中14人在北宋，这其中又有12人都是新党人士。大家注意，“新党”、“旧党”这样的词汇并非所谓旧党人士发明，而是新党人士在朝廷内部人为划分出的阵营，政治投机商们便通过这样的阵营打击异己，提拔自身。宋神宗年轻时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支持者，后期非常后悔，转而支持旧党。而其后执政的皇帝、太后在新党和旧党之间反复切换，将党争的风气推向了高潮，而最令人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新党：宋徽宗。

虽然最后的新党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不理智的强推新法，但他们的政治风气却已经形成。众所周知，权力的制约和内部平衡是一个权力主体生存的保障。按照宋朝的权力制约设计，皇帝、台谏、文官形成三足鼎立的制约态势，相当稳固。但是新党人士为了自身利益，无原则的和皇帝合作，压倒了反对势力，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按照宋廷的决策机制，做出一项战略决策需要通过很多环节，接受很多监督，并非某些人头脑一热就能通过。伐辽这种智力不正常的战略明显是某些人的好大喜功，在正常的朝政下是不可能通过的，也只有皇帝、首相、总司令沆瀣一气的时候才能通过。

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