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1883-1946）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5]，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非自愿失业，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优势部门的和平，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故凯恩斯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

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 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就业的影响。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利率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 ，"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含有入学真下成分。"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仅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照片集(3)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乘数原理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追加新投资获得新收入，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

而一国的总投资既包括国内投资（它决定于国内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国外投资（它决定于贸易顺差额），"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强调贸易顺差本身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亦犹如投资。认为出口是对该国产品的需求，如同投资，是一种"注入"（Injection），能使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口则是对舶来品消费的增加，如同储蓄，是一种泄露，会减弱投资乘数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减少。

因此，凯恩斯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并提出应尽力扩大出口，同时藉助保护关税和鼓励"购买英国货物"以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上述凯恩斯关于乘数理论及贸易顺差的分析，后经英国学者哈罗德和美国学者马赫洛普等人的论证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除《通论》外，凯恩斯另外两部重要的经济理论著作是《论货币改革》（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和《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1930）。这两部著作是其研究货币理论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脱出古典货币数量论的窠臼。^[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7]因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资本主义的救世主”。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 College）主修数学，曾获托姆林奖金（Tomline Prize）。

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师从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1906年以第二名成绩通过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为其第一部经济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1913）作了大量研究准备工作。1908年辞去印度事务部职务，回剑桥任经济学讲师至1915年。

其间1909年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另以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亚当斯密奖。^[8]概率论论文后稍经补充，于1921年以《概率论》（A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为书名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即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外汇管制、美国贷款[1]等对外财务工作。1919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同年6月，因对赔偿委员会有关德国战败赔偿及其疆界方面的建议愤然不平，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不久表明其对德国赔偿问题所持看法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1919）一书出版，引起欧洲、英国及美国各界人士的大争论，使其一时成为欧洲经济复兴问题的核心人物。

在任教同时，不仅撰写了大量经济学文章。1921~1938年任"全国互助人寿保险公司"（National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董事长期间，其对股东的年度报告一直为金融界人士必读而且是抢先收听的新闻。1940年出任财政部顾问，参与战时各项财政金融问题的决策，并在他倡仪下，英国政府开始编制国民收入统计，使国家经济政策拟订有了必要的工具。1944年7月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英国理事，在1946年3月召开的这两个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 为世界银行第一任总裁。

返回英国不久，因心脏病突发于1946年4月21日在索塞克斯（Sussex）家中逝世。因其深厚学术造诣，曾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42年晋封为勋爵，1946年剑桥大学授予其科学博士学位。

1925年，凯恩斯与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波科娃（Lydia Lopokowa，1892—1981）结婚，婚后的两人美满幸福，但没有子嗣。^[9]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品(3)凯恩斯的主要著作有：《凡尔塞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劝说集》（1932）、《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论概率》（1921）等。

师承关系

凯恩斯在经济学上成就显著、名盛一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在逻辑学上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的父亲J·N·凯恩斯就是一位经济学兼逻辑学家，执教于剑桥大学，并与著名的逻辑学家文恩、约翰生（W·E·Johnson）等同事。而小凯恩斯的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生。他在归纳逻辑方面的不少思想也来自于他的老师。约翰生毕生执教于剑桥大学，在逻辑特别是归纳逻辑领域有重要影响。

《论概率》

凯恩斯的归纳逻辑理论系统的表述在他的《论概率》（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1921年）一书中。这本书早在1911年就已完稿。1912年罗素在其《哲学问题》（The Problem of Philosophy）中就曾提到过。此后又几经修改，一直到1921年才出版。

一

货币轮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也为地名，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港城市。位于大陆东北部太平洋沿岸，濒特里尼蒂湾。在布里斯班西北1，380公里。

我对1914年（邦尼说是1915年，但我的记忆告诉我要比这早一些）与……劳伦斯的会见记忆犹新。他后来也在一封信中记述了这次见面，这正是俱乐部上次集会时邦尼所引用的内容。不过不幸的是，我对当时的谈话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依稀记得一些感受。

二

那是一次早餐聚会，在内维尔大院伯蒂·罗素（伯蒂在此是伯特兰的昵称）的房间里举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在我来之前，劳伦斯大概一直与伯蒂呆在一起，他们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一次集会，席间，劳伦斯遇到的都是剑桥的人士，而他并不喜欢这个集会。我记得，从我们谈话的开始，劳伦斯就神情抑郁、沉默寡言，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反对的话。整个早晨都是如此。谈话主要是在我和伯蒂之间进行的。至于当时谈了些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如果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我们是不会这样谈话的。这次谈话是专为劳伦斯安排的，我们希望他能参与进来，但看来我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了。我们围坐在火炉边的沙发里。劳伦斯坐在右首，他差不多是在蹲着，还低垂着脑袋。伯蒂时不时地在火炉旁站起来，当我思考时我也站起来。你知道，在与来访者的聚会中，两位老朋友之间谈话的那种情景。我以前没有见过劳伦斯，后来也再没有见到他。多年之后，他的通信集出版了，在一封信中他说，我是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唯一支持他的成员，因为我订购了他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我所记得的就是这些了。不过邦尼对劳伦斯的生平作过记述，从中我可以作出一些推断。我想，劳伦斯的一生受到两方面的情感纠缠的影响。其一是集中在奥特兰身上。奥特兰始终都不仅属于一个社交圈子。除了伯蒂以外，剑桥和布卢姆斯伯里也正准备接纳她。劳伦斯、格特勒、卡林顿是她裙子上不同的几道褶边。劳伦斯对其他几位心存妒嫉。当时，剑桥的唯理主义和犬儒主义正处于鼎盛时期，这使他产生了抵触心理。我想，伯蒂使他形成了对剑桥的第一印象。这压倒了他，吸引着他也拒斥着他——这就是他另外一种情绪上的纷乱。这显然是一种教养，也显然是他感到不适的和无法企及的——这既极大地拒斥着他，也极大地吸引着他。邦尼走入了他的生活，既不是通过奥特兰也不是通过剑桥或布卢姆斯伯里。他显然很喜欢邦尼，当他看到邦尼为剑桥所吸引时，他就妒心更盛了，正像他对奥特兰倾向于剑桥而心有不满一样。除了嫉妒之外，劳伦斯与战前剑桥的对立情绪也严重得无以复加。

虽然如此，那么劳伦斯的感受中是否有一些可取之处呢？一般说来是有的。他的反应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我说过我已忘记了谈话内容，但可以想见得劳伦斯的态度是很容易被击破的——虽然不像弗兰克的态度那样完全站不住脚。因此，对于他的谈话的表面价值，认可它或估价它都是愚不可及的，但在其表面价值背后，他对生活的态度中有没有重要之处呢？劳伦斯忽略了生活中那些本来具有价值的东西，他对生活简单粗暴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邦尼所写的传记使我又重新回顾了战前十多年中我们的心灵史。如果这不会令俱乐部过于震惊，那么我将在这篇投给会刊的稿件中回顾一下我们在智力上和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历程，以此来说明一个空白的头脑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这些印记又从何而来，以及一个人是否应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信仰。

三

我是在1902年的朱迦勒节来到剑桥的。当年年底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了。这一代似乎很少有人去读它，虽然它显然对我们影响至深。这种影响以及围绕它进行的种种讨论曾经统辖过一切，也许至今仍然统辖着一切。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人的信仰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这也正是年轻人的特性，在成年人那里往往就会淡化。那时我们所形成的独特的情感至今未改。正是这些独特的情感影响了我们大多数人，使我们汇集成这个俱乐部，而又与其他人分开。尽管我们这些人物各不相同，但这种影响对我们来说是共同的——摩尔本人是个清教徒；斯特雷奇（这就是他当时的名字），是个伏尔泰主义者；伍尔夫是位拉比；我自己是个非国教教徒；谢泼德是个国教教徒和（成为）牧师；克莱夫是个整天乐乐呵呵的家伙；悉尼-特纳是个寂静教教徒；霍特里是个教条主义者。而在那些刚刚参加进来的人中，麦卡锡和安斯沃思与摩尔有私人情谊，因而受摩尔的影响就更深。福斯特我们那时候见得不多，他那时已经成了离群之马了。只是对我们这些在1903年很活跃的人来说，摩尔的影响完全取代了麦克塔格特、迪金森和罗素。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压倒性的，而且是与斯特雷奇常说的“令人沮丧”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这一切都多么令人兴奋啊，这是又一次文艺复兴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人间天堂，我们正是这新的天命的预言者，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因而即使在我们最为落魄失意的时候，我们仍然富有活力。这是如今的年轻一代所不具备的，他们只是对某些人物稍加效仿，然而非但不能超越他们，就连他们在心中的幻象都逐渐淡化了。

我们从摩尔那里获得的并不是他所给予的。他的一只脚已经跨入了新的天堂的门槛，然而另一只脚却仍然深陷于西奇威克和边泌的功利主义计算以及正统行为的一般准则中。《伦理学》原理中，有一章我们是不屑一顾的。可以说，我们接受了摩尔的信仰，又拒斥了他的道德信条。实际上，在我看来，他的信仰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道德信条成为不必要的东西——“信仰”指向人本身以及终极目标，而“道德”不过指向外物与中介。下面我将会说明，一个人如果怀有信仰，而抛掉道德准则，那将会怎样。

四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即使俱乐部的新成员们知道信仰为何物（他们真的知道吗？），在这里回顾一下它的大致轮廓也是有益而无害的。除了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当然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之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这种精神状态与行动、与成就、与结果无关，它超越时间，它就是思索和交流，它不必有“先”有“后”。按照有机统一性的原理，它的价值存在于事物的整体状态之中，对各部分一一加以分析是毫无用处的。例如，一个人处于爱的精神状态之中，那么这种精神状态的价值不仅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感情的性质，还要取决于其对象的价值、对象的感情的性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它不取决于，或者不十分取决于一年之后发生了什么或者双方的感受如何，这在我看来才是一种理智的态度，尽管我本人始终提倡在时间过程中的有机一致性。富于激情的思索与交流，它的适宜的对象是被爱的个人、美和真，生活的首要目标就是爱，就是审美经历的创造和体验，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在这三者之中，爱又首当其冲。不过，在摩尔影响下的早些时候，公众对爱的看法以及与爱相关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和柏拉图式的，我们有人会说，肉体的快乐会破坏并减损精神状态的整体性。然而后来，斯特雷奇指出，使用那些关于性的专门的拉丁词语是无可厚非的，相反，有意避开它们则是个严重的错误，含混地使用是脆弱的表现，而使用它们的同义词则纯属粗鄙。我不记得斯特雷奇发布他的这一敕令的确切日期了，但可以肯定这是后来的事，在1903年，这些词语甚至还并未作为专用的术语出现在一般的论述当中。

五

我们的信仰紧紧追随着英国的清教传统，它主要与我们的灵魂得救相关。神性只存在于很小的范围之中。在“善心”与“善果”之间并无紧密的联系。我们也往往感觉到，在实践中，存在后者干扰前者的危险。然而，一种适宜的宗教，它不同于现代旨在提供“社会服务”的伪宗教，因为它正具有那样的特性。大概，足以弥补的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完全超脱世俗的——它对财富、权力、声名与成功不屑一顾，视之如粪土。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哪种精神状态是好的？这是个直接省察的问题，是个不可分析的直觉问题，对此进行论证是徒劳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发生意见分歧时如何确定孰是孰非呢？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双方讨论的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双方的直觉指向的不是同一对象，依据有机整体性的原理，对象上的失之毫厘就可能造成结果上的差以千里。另一种解释是，有些人的判断力更加敏锐，正如有些人能分辨出某种葡萄酒而其他人不能一样。就我所知，基本上是这种解释更为盛行。实际上，观点论争的胜利者总是属于那个表达清晰有力、对自己充满自信，而又能巧妙地运用语音语调的人。当时，摩尔正是这方面的大师——每当听到别人的发言，他总露出怀疑的神情——“你真的这样想吗？”他的表情就仿佛是听到了什么愚不可及的事情，他的嘴大张着，脑袋使劲地摇晃着，头发剧烈地颤动着，“什么！”他大喊一声，然后对你侧目而视，这让你感到，如果不是你自己疯了，那就是他疯了，而此时你根本无言以对。斯特雷奇另有一套办法。他总是不动声色，就宛如他的观点根本不容质疑，也无需多说，这种保持沉默的办法也很有效果，对那些他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可以应付裕如。伍尔夫善于表达否定，但他最擅长的莫过于让你感到，与其与他争论不如说服自己。迪金森知道如何耸耸肩膀，然后不服气地走开，不过他总是悻悻地走开。至于谢泼德和我，我们就像是摆脱不定的可怜虫，但我们最终总能被驱赶到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可见，可怜虫起码具有摇摆的权力。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细枝末节上的差别。总而言之，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良好的精神状态，也都知道它正存在于与爱、美与真的对象的交流之中。

我曾称这种信念为一种宗教，而它也确实与新柏拉图主义存在某种关联。但在当时，我们对这一想法是颇为愤怒的，因为我们把这一切看作是完全理性的和具有科学性的。像其他任何科学分支一样，它无非是逻辑与理性分析对感觉数据材料的应用。我们对于“善”的理解正如我们对“绿”理解那样明白无误，并且用适于后者的逻辑与分析方法来对待前者。的确，我们将一种关于经验性质的教条态度与过于学究气的处理方法结合了起来。罗素的《数学原理》与《伦理学原理》是同年问世的。在精神方面，前者为处理后者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法。让我给你列出几个我们以前经常讨论的诸如此类的例子。

六

假设爱上了，并认为也同样爱他，而实际上并不爱他而是爱，显然，如果的判断正确，那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既然如此，是让发现自己的错误更好呢，还是一直蒙在鼓里更好呢？是让继续这样盲目地爱着好呢，还是他根本就不爱更好呢？既然的眼力不足以识别出的真面目但却爱着她，那么这是不是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了的精神状态呢？假如时光倒流，我们的生活历程顺序颠倒过来，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精神状态的价值呢？如果把我们每个人享有的精神状态汇集起来然后重新分配，这又会不会影响精神状态的价值呢？在有坏的结果的好的精神状态与有好的结果的坏的精神状态之间应当怎样进行比较呢？在评价这些后果时，是按照它们的最终的真实价值呢，还是按照它们当时可能存在的价值呢？如果是按照当时的价值来评价，那么又当如何估价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呢？关于美，是否存在独立的客观评判标准呢？美，从它的定义来说，就是看起来好的东西吗？是否真的存在“美”这样一种客观的属性，正如“绿”或“好”那样呢？知识，同样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对每件事实的研究与思索都同样有益呢？——比如说，数清一堆沙子的颗粒数是否有意义呢？我们极力否认这样的观点，即有用的知识比无用的知识更可取。然而我们又不无轻率地认为，存在一种是否“有趣”的内在品质——这可能与“绿”、“善”和“美”这几个概念不相干——而探索那些有趣的知识比探索那些无趣的知识更有意义。假定“重要”与“有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重要”就成为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修饰语。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最爱谈论的话题上来，是短暂而热烈的爱更美好呢，还是持久而平淡的爱更美好呢？我们也许倾向于前者。然而，在作了这么多的质疑之后，我们已然清楚的是：衡量这一切是何其困难。

这都是受了摩尔的方法的影响。根据这种方法，你可以通过使用精确的语言和提出准确的问题使基本上模糊的观念变得清晰。这是借助于完善的语法工具和清楚的语汇来发现问题的一种方法。“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一句话。在反复的询问下，如果你没能确切地表达出任何事情，那么你就会被指斥为言之无物。这是辩证法中的一种严格的训练，但实际上这又是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人格的力量远比思维的精细有价值得多。在他的巨著的序言中，透过许许多多的斜体字，那些了解他的读者们就会听到他那激烈的措词，这一点就像是维多利亚女王。摩尔一开篇就指出，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急于回答问题，而不事先想想你到底想问什么问题……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两个问题的确切含义，我想，回答问题的种种理由也就变得简单而明白了。”所以，让我们先来花时间搞清楚我们所问的问题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只要我们是在确切地提问，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摩尔正是这样做的。在有关“理想”的那著名的一章中，他写道：“实际上，一旦对问题的含义有了清晰的理解，那么其概略的答案就会显而易见了，从而似乎有成为陈辞滥调的危险。我们所知或所能想象的极有价值的事物，就是一定的意识状态；可以简单地将其称为人类交流的快乐和欣赏美的客体的快乐。任何一个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的人，也许绝不会怀疑：对个人的爱和对艺术品或自然美的欣赏就其本身而言是善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哪些事物是单单因其本身的缘故就值得拥有，那么任何人似乎也不可能认为：除了包括在这两大项目之内的事物，其他事物也几乎具有同样巨大的价值。”

接下来就是快乐问题。当时间渐渐指向20世纪初，我想我们对快乐问题有点犹豫不决了。然而，在我们的全盛时期，快乐根本不成其为问题。我以为，如果两个人的精神状态在其他方面都相同，而只不过是一个人快乐而一个人痛苦，那么关于前者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而，有机整体性的原则却不允许我这样做。当时的普遍观点是（虽然不完全是来自于《伦理学原理》），快乐与要讨论的问题无关，而且总的说来，快乐的精神状态总让人怀疑是否缺乏深沉的感情。

七

那时候，还没有对女人产生兴趣，伍尔夫也还没有喜欢恶作剧，他们还都不像今天这样快快乐乐。他们两人总是呆在黑黢黢的屋里，面对面坐在火炉旁的柳条椅里，一言不发，不抽烟斗的时候，就喃喃自语：良好的精神状态总是极其痛苦的，而痛苦的精神状态则是无比幸福的。斯特雷奇也支持他们——他在自己的第二个童年里才开始享受快乐——尽管他并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总是郁郁寡欢而只是时时感到忧伤。而谢泼德和我则总是沉溺于欢乐之中，为此我们颇受羞辱。一天晚上，我们变得不服管教，鲁莽地坚持认为，快乐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可厚非的。结果他们作出结论：与三一学院的肃穆相反，这种低级趣味正是皇家学院独有的特点。这可真是个可怕的晚上。

苏格拉底曾奉劝普罗塔库斯说，纯粹的享乐是荒谬的。摩尔则把快乐仅仅看作是其他美好事物的点缀。但摩尔痛恨罪恶，他在自己的信仰中设下了不可宽恕的惩罚。“快乐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毫无益处的，而且会招致罪恶……对一个精神状态恶劣的人，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那么就应该使其经受痛苦而不是宽恕他。至于这会不会产生好的结果，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请注意“只要痛苦不是过于沉重”这一限定条件。我们的理想是拥有一个仁慈的上帝。

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柏拉图的本质上的善；胜过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加尔文教派的远离快乐和名利；并且压制了像维特一样的种种忧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常带欢声笑语，我们非常自信，富有优越感，鄙视群氓。但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个成年人的良知所能始终维持下去的。当麦卡锡来度周末的时候，他就会温情脉脉地微笑着邀请摩尔到钢琴边来演唱他的德国浪漫曲，我们一起感受这美好的精神状态。或者鼓动鲍勃·特里维作一次蹩脚的演说，来滑稽而狂乱地模仿一些人物，其中的乐趣在于，你无法确定哪些是鲍勃自己的表演，哪些是他在模仿别人。

回首往事之时，看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成长的。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不再算计和衡量、不再问自己的所知所感，但我仍然认为我们的信仰更接近于真理，它把那些无关的问题抛在一边，它也不包含任何的羞耻心理。它所带来的纯净而美妙的氛围远远胜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因而，它仍然是我内心的信仰。上个星期，我又重读了摩尔关于“理想”的那著名一章。他试图确定生活中的行为品质和生活的总体模式，而这些都被人们大大淡忘了。他沉浸于一种无限的喜悦之中。他把自己的独特情感转化为抽象语言的方式是多么富有魅力、多么令人惊喜啊。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段落呢？如果一个人更注重精神品质，那么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是否应该看重美貌呢？他的结论是，美貌要略胜于“精神品质”一筹。这个段落如此曼妙，我且毕恭毕敬地引述于下：我认为，可以承认：在这种热爱最有价值的场合，对各个精神品质的鉴赏必定构成其中的一大部分；而这部分的出现使得整体的价值远远超过没有这部分时的情形。但是，这种鉴赏本身所能具有的价值，是否同这样一个整体，即这种鉴赏和对上述各个精神品质的恰当的有形表现之鉴赏结合而成的整体所具有的价值相等，这似乎是大大值得怀疑的。毫无疑问，就有价值的热爱之一切实例而言，品性之有形表现，无论见之于仪表，或见之于言词，或见之于行为，确实都构成所热爱的客体之部分；而整个状态包含这些表现这一事实，显然使其价值有所提高。实际上，很难想象对各个单纯的，不伴随任何有形表现的精神品质到底是什么；而且，就我们能作出这种抽象而言，所考虑的整体无疑似乎会具有较小的价值。因此，我的结论是：对于可赞美的各种精神品质的赞美是重要的，这主要在于这种赞美所属的整体胜过一个不具有这种赞美的整体，而不在于这种赞美本身具有任何巨大的内在价值。这种赞美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是否同对单纯有形的美的鉴赏所具有的价值一样大，那就是说，对具有巨大内在价值的东西的鉴赏，是否同单纯对美的东西的鉴赏同等有价值，这似乎是颇可怀疑的。

“而且，如果我们根据值得赞美的各个精神品质本身来考虑其本性，那么，很明显，对其正当的鉴赏包含对单纯物质美的另一种关系。值得赞美的各种精神品质基本上确实在于对各个美客体的有感情的鉴赏，如果我们上述结论是正确的话。因此，对其鉴赏将根本在于此种欣赏。实际上，对人物的最有价值的鉴赏似乎在于鉴赏其对别人的鉴赏。但是，不但就这个例子中所鉴赏的可能是单纯对美的东西的欣赏而言，而且就对一人物最有价值的鉴赏似乎包括对其有形表现的鉴赏而言，这里似乎都包括一种对物质美的关系。因此，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对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的鉴赏，或者说，对爱的爱，确实是我们所知的最有价值的，并且远比单纯对美的爱更有价值；但是，只有把前者理解为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包括后者，我们才能承认这一点。”

与摩尔关于“理想”的一章比起来，《新约全书》不过是给政治家们看的手册。自柏拉图以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文字能与这一章相当。它甚至要胜过柏拉图，因为它从不耽于空想。它传达出了摩尔的思想中的美感，他的识见的纯粹和饱含激情，他的从不空想和从不斧凿。有一次在梦中，摩尔把命题与桌子搞混了，但即使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也无法把爱、美与真同家具分开。在他看来，它们都同样地确实、稳固、实在、客观，它们的存在如同常识一般。

没有理由放弃《伦理学原理》中那些基本的直觉，尽管与内容丰富多彩的经验事实相比，它显得过于局促。但它提供了一种与外部事件无关的经历，这是一种额外的惬意，虽然，对我们这些人乃至所有人来说，今天都已经不能安然地生活在个人主义之中，而这正是爱德华治下早期的杰出成就。

主导理论

凯恩斯以前的主导经济理论是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又称传统经济学。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动均衡”的五大原则基础上的，其核心是“自动均衡”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经济都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达到均衡；商品的价格波动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资本的价格——利率的变动能使储蓄与投资趋于均衡；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涨跌能使劳工市场供求平衡，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一切人为的干预，特别是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什么也不管的政府是最会管理的政府，应该信守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破坏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反而引起经济的动荡或失衡。

主要内容

凯恩斯可谓经济学界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他的发表于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这部作品对人们对经济学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恩斯发展了关于生产和就业水平的一般理论。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存在非自愿失业条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处于一定水平上的时候，失业是可能的。与古典经济学派相反，他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无法解决失业问题。引入不稳定和预期性，建立了流动性偏好倾向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投资边际效应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萨伊定律和存款与投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社会对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资本家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反之，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资本家或者被迫降价出售商品，或让一部分商品滞销，因无法实现其最低利润而裁减雇员，收缩生产。因此，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由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和正常利润波动不大，因而资本家愿意供给的产量不会有很大变动，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这样，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这个与总供给相均衡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货币数量。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消费需求。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往往赶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于是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这两个因素的对比关系所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所预期可得到的利润率，它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从长期看，呈现“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从而减少投资的诱惑力。由于人们投资与否的前提条件是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此时才有利可图），当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时，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证投资不减，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凯恩斯认为，利息率取决于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流动偏好是指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财富这样一种心理因素，它决定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人们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越强，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将阻碍投资。这样在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存在流动偏好两个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解决失业和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降低利息率，从而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总之，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从而既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又引起投资需求不足，使得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这是无法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他进一步否定了通过利率的自动调节必然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理论，认为利率并不是取决于储蓄与投资，而是取决于流动偏好（货币的需求）和货币数量（货币的供给），储蓄与投资只能通过总收入的变化来达到平衡。不仅如此，他还否定了传统经济学认为可以保证充分就业的工资理论，认为传统理论忽视了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的区别，货币工资具有刚性，仅靠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是不可能维持充分就业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这样，凯恩斯在背叛传统经济理论的同时，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

因此，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金融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他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上。

基本理论

凯恩斯三大基本理论：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

2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

3流动偏好规律

凯恩斯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由于这些规律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有效需求不足使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企业停产乃至破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造成工人失业。

凯恩斯全面地论述了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萨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经常地表现为不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指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扩大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可以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支出具有一种大于原始支出数额的连锁效应，一笔政府支出可以取得几倍于原始支出额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乘数效应”。“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这个乘数告诉我们，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

所以，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b=Δc/ΔY，Δc为消费增量，ΔY为国民收入增量。可见，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支出的乘数效应也越大。也就是说，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政府每增加一笔支出ΔG，经济就相应增加了K倍于ΔG的国民收入。即K·ΔG。为了达到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一定会不断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凯恩斯最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为此，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为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墓志铭

不用为我悲哀，朋友，千万不要为我哭泣。

因为，往后我将永远不必再辛劳。

天堂里将响彻赞美诗与甜美的音乐，

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舞台的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应付内外危机、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政策和思想传统的根本转换的枢纽型人物。在30年代，凯恩斯发起了一场导致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根本转变的革命（即著名的“凯恩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上时代周刊革命”）：在40年代的“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凯恩斯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之前身）等机构（它们构成了所谓的“华盛顿体系”）的组建工作，是当今世界经济秩序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在150名经济学家的投票中，凯恩斯被评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

1936年2月4日，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是“凯恩斯革命”的核心文献）的出版，立即在大危机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西方学者对此评论道：“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有的学者把凯恩斯的理论比做“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凯恩斯的成就，与他的背景和个性有关。凯恩斯的父亲（内维尔）是剑桥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佛萝伦丝）也是剑桥毕业生，曾任剑桥市长。因此，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机会同一些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接触，并结识一些有文艺才能和创新精神的朋友。后进入剑桥大学专攻数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到剑桥国王学院任经济学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征召进财政部工作，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并因对德国赔款问题的意见未被接受而忿然辞职回到剑桥。凯恩斯长期担任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先后出版过几本名著，从事证券投资获利数十万英镑，兼任不少公司的顾问或董事，开办过艺术剧院，担任过皇家学院总务长。“二战”期间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财政部顾问，是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战争结束前后，又忙于英美贷款谈判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等一系列活动。1946年4月21日辞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天才，而且还是位大胆的实践者。虽然说来容易做来难，但他仍然不顾风险，亏了再赚，毕竟技高一筹，果然名利双收。

在伦敦的一个早晨，一个男子已经醒了，但他仍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他在和他的经纪人通话，为他自己、一所大学、一个辛迪加的巨大投机业务作决定。

这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男爵，他不但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阵地（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且历久不衰的声誉），还担任过大学司库和剑桥大学学监、政府官员和顾问等。凯恩斯男爵还是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在如今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

像许多伟大的金融家一样，凯恩斯在大事上十分大胆，敢于冒险使用大量资金以支持一个论点。但小事上，他非常保守。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边际效率，指的是预期增加一个单位投资可以得到的利润率。凯恩斯把资本资产的未来收入看作是预期的这项投资的未来一系列年收入，把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看作是预期的资产的重置成本。而且，他认为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凯恩斯在《通论》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讨论投资引诱。投资引诱理论是他的就业通论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凯恩斯的看法，只有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超过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或重置成本，继续投资才是有利可图的，才能对资本家产生投资引诱。

面对大萧条时需求不足和严重的失业现象，凯恩斯在《总论》中提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政府可以通过建设桥梁、大坝等公共项目，雇用失业人员。这批人就业后用领取的工资购买食品等货物，从而刺激了对这些货物的需求，生产这些货物的厂家又会雇用更多的人。这些就业人员又刺激了另一轮的需求，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