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认清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奋力追赶,否则就必然受到惩罚。我们不但要追赶世界潮流,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推动潮流前进。只有这样才算是顺应潮流,与时代同步前进。
专就文学研究而言,比较文学在我国算是一门新兴学科,方兴未艾,充满了活力。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一方面赶上了世界潮流。最近几年以来,许多大学争相开设比较文学的课程,撰写的专著和论文日益增多,青年学习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必不可少的。
陈惇、刘象愚二同志的这一本书,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它不是这一类书的第一本;但是,借用中国一句老话:后来居上。当然不会在所有的方面都居上,我们现有的几本比较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优点和特点。陈、刘二位的这一本书也有其特点。它介绍了国际国内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况,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定义、理论和方法,但它的作者不是单纯地介绍,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而又不强加于人,以讨论的口吻,与读者平等对话。在目前比较文学还没有发展成为有严格范围和固定内容的专门学科的情况下,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青年读者读了本书以后,自然而然地就会抱一种态度:借鉴而不为奴,求知兼又创新。这对青年理解能力的提高、知识面的扩大以及创造性的发挥,都会有很大的好处。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青年们的肩上。
本书曾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国家级“全国优秀奖”还在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教材类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本版由季羡林作序。
本书介绍了国际国内比较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况,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定义、理论和方法,但它的作者不是单纯地介绍,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把自己摆进去而又不强加于人,以讨论的口吻,与读者平等对话。本书不少观点是真知灼见,适用于高等学校文科类学生。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
第一节 历史的必然
第二节 定义之争
第三节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
第四节 可比性
第五节 比较文学的目的和功能
第二章 比较文学的历史和现状
第一节 国外比较文学
第二节 中国比较文学
第三节 现状与前景
第三章 比较文学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
第一节 影响研究
第二节 平行研究
第三节 阐发研究
第四节 接受研究
第五节 中外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
第四章 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若干领域
第一节 神话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
第二节 文类学
第三节 主题学
第四节 媒介学
第五节 形象学
第六节 比较诗学
第七节 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比较研究
第五章 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第一节 文学和艺术
第二节 文学和宗教
第三节 文学和语言学
第四节 文学和心理学
第五节 文学和哲学
第六节 文学和科学
参考书目
一、外文部分
二、中文部分
索引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书摘
这场讨论暴露出比较文学在传统的高雅文学影响下学科的西方一欧洲中心论趋势,由于西方高雅文学研究排斥妇女和非西方的作家,并假定只有精英白种男人的人类经验和文学表达才值得作系统研究,所以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观之,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非常缺乏对女性文学、非西方的边缘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渴望阐明对于人类状况的各种变化的文学性表现,所以它无疑应该把目光转向全球,纠正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向。这一点是持不同观点的讨论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也是整个比较文学界在东西比较文学的发展大趋势下形成的学科意识。此外更重要的,这场讨论表现出比较文学业内的人文学者在应对大众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挑战时的自我反思。不管它是反映了文学研究的“向外转”趋势,还是比较文学自身的“认同危机”,都涉及到比较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定位和发展问题。
而对这一问题的思索首先就面临着如何看待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文化研究到底是比较文学的最佳出路,还是导致比较文学的生存危机、使其走向衰落的一条死胡同?文化研究包括对文化概念的理论探讨,对文学从文化视角的研究,以及直接指向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批判性分析等等。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对文学现象和其他话语关系的文化学研究,比如对文学文本的社会生产语境和市场流通机制的研究。文学亦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从与其他话语(性别、族裔、阶级等)的关系中研究文学,可以弥补传统文学研究的盲点,应该说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文化研究注重当代活跃多变的大众文化现象,有助于比较文学在高雅文学的传统之外把那些未曾注意、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引入研究的视野,从而将比较文学研究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但是,正如文化研究者对于不假思索地一笔勾销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线抱有警惕一样,比较文学者也不应完全抹杀传统的文学经典的价值。比较文学对文化研究的借鉴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部分的文学研究自主性,但这种放弃应该以对文学性的优先考虑为出发点。另外,文化研究所运用的多学科、多维度的方法也可以启发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虽然以文学研究为己任,但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可以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借用文化研究中经受了诸多考验的比较研究方法,这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特征并不矛盾。
但是,文化研究不一定是比较性质的,文化研究也并不等同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领域不会被文化研究完全吞并。对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米歇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在其论文《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互补性》中的提法也许是较为中肯实际的,“我认为本学科的未来不在于部分地或全部地与文化研究相融合,而在于对它们各自研究任务的重新分配,并且把两种研究方法定义为互补的而不是两极对立的。”①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互补性恰恰在于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任务,由于文学不能简化为文化命题的直接体现,文学就依然是比较文学的知识基础。或许正如谢夫莱尔(Yves Chevrel)所说,文化研究并不代表着比较研究的未来路线,特别不是一种排他性的路线,但是它肯定能让比较文学受益匪浅。
比较文学研究在目前面临的危机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肯定文学的意义,以期为文学研究打开新的局面。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研究内部展开的一些讨论已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这是它处于当今学术话语的前沿和富有生命力的原因之一。比较文学若想在第三个千年展现出新的生机,既不能放弃文学研究的独特性盲目地跟随泛文化现象,也要善于汲取其他学科的学术成就。
第二章 本体论
第一节 关于“比较”与“文学”这两个概念的语言分析
1.从汉语字面上对”比较”产生误读的两种可能性
前面一章追溯了比较文学在东西方学术史上发展的历史,本章将围绕着“比较文学”这一基本概念进行设问、讨论与界定。
“什么是比较文学?”近两百多年来,国际比较文学界对这一概念的设问与回答一直处在争议之中。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韦勒克曾对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做过一次反思:“1816年,两位编辑家、法国教师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出版了一系列法国文学、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的选集,这一选集的扉页使用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没有使用过的、也没有解释的标题:《比较文学教程》(Cours de Littdrature Compafree)。”需要指出的是,诺埃尔和拉普拉斯虽然第一次提出比较文学这个词语,但并没有把“比较文学”这个词语作为一种相对独立及相对自觉的学科概念来使用。1829年,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开设命题为《18世纪法国作家对外国文学和欧洲思想的影响》的讲座,再度多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一般国际学术界把维尔曼此次讲座关于比较文学概念的使用认定为比较文学在学科意义上的萌芽与开始。1886年,英国学者波斯奈特推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比较文学”命名的比较文学理论专著——《比较文学》,用基亚的话说:它“标志着比较文学的时代已经正式开始”。国际比较文学界往往以波斯奈特《比较文学》的推出,来标明比较文学这一门学科走向了自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诺埃尔和拉普拉斯所使用的比较文学仅仅作为一个词语来认定,而把维尔曼在讲座上使用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萌芽的学科概念来认定,把波斯奈特所命名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自觉的学科概念来认定。
从这三个层面对比较文学这一术语作出的时段及内涵上的划分,对我们把握这一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在日常用语上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与在学科概念上对比较文学的理解有着重要的差异性。此后,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以及这一学科在自身内部理论体系中的调整与规范,各国学者不断地以自己的思考与研究推动着这一学科在性质的定义上走向相对的成熟化与规范化。
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较之于在国际文化视野下成立的民族文学、国别文学、总体文学与世界文学这四个学科概念,也较之于在本土民族文化视野下成立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三个学科概念,比较文学的确是一个在字面上易于引起误读而产生争议的学科概念。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彼埃尔.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在《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一读本中,就把“比较文学”称之为一个“有缺陷的词”:
“比较文学”是一个有缺陷的词,同时也和“文学史”、“政治经济学”一样是必要的词。“你们比较什么样的文学呢?”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诘问,既然这个词为大多数人自发地理解,乍看起来又符合逻辑,而且为法国一些大学所沿用。)
从日常用语的语义逻辑上来看,比较文学这个词语与维尔曼、波斯奈特在学科概念层面上对它的学理化使用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
序
乐黛云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能够聚集全国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优秀专家学者共同撰写一部在理论体系上成熟、稳定而实用的《比较文学概论》是比较文学界同人多年的愿望。此次以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为核心,聚集国内外21所高等院校以及1所科研机构的29位优秀专家学者共同撰写《比较文学概论》,实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及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作为这部教材的学术顾问我一直关注着编写的全过程。
1980年以来,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