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东乡（今瑶海区）磨店乡^[7]。李鸿章(3)

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谱名章铜。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友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

李鸿章年轻时画像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道光三十年（1850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李鸿章(5)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次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次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李鸿章(4)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

咸丰十年（1860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李鸿章(3)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同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3月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12月改为实授。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让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在掌握地方实权后，他在江苏大力扩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在上海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李鸿章像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

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奏设外国语言文学学馆于上海，是其创办洋务之始。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这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李鸿章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清廷赏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1863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

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李鸿章上任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

同治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晚清重臣李鸿章(13)第三阶段是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

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李鸿章(5)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第一个是曾国藩1861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1865年4月24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然而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1866年（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同治六年（1867年）授李鸿章为湖广总督，仍在军营督办剿捻事宜。他在军事上坚持上任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顺利镇压剩余捻军。

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兼署湖北巡抚，12月被任命赴贵州督办苗乱军务。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接替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八月调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

自19世纪下半叶起，法国开始不断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阮朝。通过两次《西贡条约》，法国迫使越南承认法为越保护国。为深入侵略清朝西南地区，法方于光绪九年（1883年）再度发动侵越战争，占领战略要地北圻，击败清军，中法战争由此爆发^[8]。

战争初期，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光绪十年（1884年）初，清军败于北宁之战，并丢失太原和兴化两地。在此情况下，慈禧改组军机处（参见词条甲申易枢），主和舆论渐起，清廷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与法国议和。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双方停战。 同年6月的《第二次顺化条约》使越南不再对清廷朝贡，改受法国控制。此时，清廷虽与法国签订协定，但李鸿章一直未下令让清军退回清朝境内。6月23日，“观音桥事变”发生，局势恶化，而谈判又陷入僵局。因清、法谈判破裂，由孤拔指挥的法军舰队袭击福州，攻击南洋水师，并围困台湾。在越南战线方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初，清军取得镇南关之战的胜利，迫使法总理朱尔·弗朗索瓦·卡米尔·茹费理辞职，法新政府随即向清廷提出议和。李鸿章在战争中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挟胜与法国缔约。清廷亦难以继续战争，因此同意议和，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其僚属赴巴黎，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批准《李福协定》，并将越南境内清军召回。 

在英国调停下，李鸿章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5月起作为清朝全权代表与法国公使巴德诺（Patenotre）在天津会谈，6月9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条约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并使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

甲午战争

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于同治二年（1863年）左右创办了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到兼任北洋大臣后，他开始筹办洋务，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都是该期间的重要成果（参见主要影响“洋务重臣”部分）。因为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瞭解，他也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他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自光绪五年（1879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逐渐建设成军，号称“亚洲第一舰队”。但清廷的内耗也使得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年（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9]。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依《天津会议专条》通知日本。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因变乱很快消散，日清两国军队抵达时已经大致平定，清廷乃提议双方撤兵，不意日方竟要求两国军队持续驻扎，共理朝鲜国政，清廷拒绝。五月，日军突入皇宫，挟持朝鲜高宗，迫令大院君出面掌理国政，在遭拒后将其软禁。李鸿章察觉事态严重，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急调陆军自辽东进入朝鲜，和日本相抗衡。 

高升号事件

为求速效，李鸿章又租赁英国船舰高升号载运部分官兵由海路进发。但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高升号，溺毙官兵上千（参见词条高升号事件）。后日舰又不宣而战，在丰岛袭击载运清军进驻牙山返航的济远、广乙两船，使得广乙沉没，济远遁回威海卫。此外，日本陆军在牙山发起攻势。 

清廷无法忍耐，决定对日宣战，却因入朝大军尚未会合而屡遭失败。八月十六日（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参见词条平壤之战）。日军乘胜追击，自陆路过平壤向北前进，跨越鸭绿江攻入辽东，连下辽东要地，又由旅顺渡海进击山东荣城、文登。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参见词条黄海海战）。此战清舰沉没4艘，日舰亦遭重创，但北洋水师对黄海的制海权尽失，其余船舰尽数退至威海外围的刘公岛。 

延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获，全军覆灭（参见词条威海卫战役）。这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日双方的议和其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就已经展开，在美国斡旋下，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来到广岛，希望能会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并不完备而拒绝交涉，持续陆海两方攻势，暗示要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出面。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议和。 

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因此，在交涉最初，谈判陷入僵局。在第三次谈判后的3月24日，李鸿章于马关住处的路上遭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眼睑下方，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此事使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唯恐国际局势对己不利，因而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清政府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本为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岛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  据说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垂泪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甲午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前后的李鸿章形象(3张)根据和约规定，朝鲜从原先清的属国成为独立国家；清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同时在新开放的商埠得以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这强化了日本对华的资本输出。双方在协议期间，李鸿章私下将交涉经过向其他列强通报，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方放弃辽东半岛。日方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以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赎辽费”作为补偿。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二十五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成功进行“三国干涉还辽”，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李鸿章及恭亲王、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于是，为应对不断崛起的日本造成的威胁，清政府想利用俄国和日本在东北的矛盾，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扩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较早提倡“联俄制日”的李鸿章奉命作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尼古拉二世举行会谈，俄方提出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并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作为承诺。到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李鸿章前往祝贺，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四月，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此后，李鸿章先后访问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9万多公里：6月14日，李鸿章觐见德皇威廉二世，6月24日又前往汉堡拜会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7月4日抵达荷兰，8日前往比利时，13日抵达法国巴黎；8月2日抵达英国，被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受到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接见。

在这些国家，李鸿章受到盛情款待，会见了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达官贵人，还参观了工厂、农村、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军队、博览会等。在德国，他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在马关遇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在英国他还参观了英国议会，曾坐在下院特设的席位上听议员发言议政。在美国，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书馆；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抨击了美国的《排华法案》^[10]。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使李鸿章眼界大开，对西方、尤其是西方“立国政教”的认识又深了一层，正如他刚回到天津后给亲信吴汝纶的复信所说：“所见过于所闻。”在给吴汝纶的信中，他得出了欧美“立国政教”的“扼要处，实在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东南互保、辛丑条约

从欧美归来后，踌躇满志的李鸿章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详细谈了所见欧美的繁华强盛，并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但他的意见并未得到重视，本人也未获重用，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英国向清廷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为期99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英国订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1月，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乘船南下广州，途经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等会面，商讨鸦片管制、打击海盗、九龙寨城管治权等问题。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年5月，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干涉义和团运动。6月，慈禧太后决定“招抚”义和团，对各国宣战，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在上海的邮政大臣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建议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等人的策划、联络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于6月26日同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保护条款》。李鸿章对此完全赞同。 

在时局日益糜烂时，据说张之洞等还提议，一旦北京不保，慈禧太后与光绪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11]。在此期间，港督卜力和香港政治家何启博士也有意拉拢革命党领袖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谋求“两广独立”，建立联合政府。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且李鸿章在不久后奉诏北上而作罢。 

五月二十二日，清廷让李鸿章奉旨北上。但他认为时机不合适，便借口拖延。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不得已，才缓慢出发，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一边打探北方消息，一边探听在上海的各国公使的意向，并与刘坤一联名上书，建议朝廷保护各国洋商、教士。他的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直至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北京沦陷，两宫逃亡，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准其便宜行事”。各疆吏也都对李鸿章北上之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李鸿章要求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和军机大臣瓜尔佳·荣禄参与此事，得到允许。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5日，由百名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11日到达北京贤良寺西跨三院。贤良寺由俄国兵把守，外国报纸评论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抵京当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开始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李鸿章与列国以国际法为依据，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故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经过多次讨论，列强确定了十二款条约。李鸿章等则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拖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签字后，他遭到多方责难。学者辜鸿铭曾当面批评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失血过多，李鸿章一累就有眩晕的顽疾。劳累过度的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旧病复发。之后，他吐血不止，“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

7月，李鸿章病情加剧，不能视事。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   ），李鸿章与庆亲王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同月，李鸿章又患上伤风，“鼻塞声重，精神困倦”。10月30日，在死前八天，他还到俄国使馆议事，据说俄使对其竭尽恫吓胁迫之能事。归来后，李鸿章“呕血碗许”，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此后，病情似有好转，随后又转入危急。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据随慈禧回銮的吴永记述说，慈禧在得到李鸿章病危的奏报后，甚为顾念，为之流涕，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次日，李鸿章逝世的消息传来，慈禧“震悼失次”，随护人员“无不拥顾错愕”，如同“梁倾栋折，骤失依恃者”一般。 

两宫回銮后，对李鸿章降诏奖谕，命恭亲王溥伟前往奠醊（后又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同时，清廷允许李鸿章入祀贤良祠，在其原籍及立功省，如安徽、浙江、江苏、上海、江宁、天津等地，相继建祠祭祀；京师则特建专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得以在京师建祠的，仅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的作品，收录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的《李文忠公全书》（亦称《李文忠公全集》），全书一百六十五卷，李鸿章(3)六百余万字。后戴逸、顾廷龙主编《李鸿章全集》，收录李鸿章的奏折、电报、公函、私人信件、诗文等^[12]，内容较前书更为丰富^[13]。

《入都》是清朝大臣李鸿章的组诗作品，共十首，是作者奉父命入京应试时所作的借以立志抒怀的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胸魄气略。其中一首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另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李鸿章《临终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4]此诗，《李鸿章全集》未加收录，有学者考证其可能是伪作。

通过李鸿章存世的大量墨迹，可以看出其书法造诣甚深。李鸿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行行有度，疏而不乱，不失为一篇佳作。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李鸿章书法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面对列强自海上而来的威胁，李鸿章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次年（1875年），因海防“关要紧急”，李鸿章奉诏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光绪五年（1879年），北洋水师开始建军，其后不断添购战舰，逐渐建设成军。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北洋水师得到发展的机会。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是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其主要舰艇包括：

“镇远”“定远”两艘铁甲舰（战列舰）；

“济远”“经远”等11艘快船（巡洋舰）；

“镇中”“镇东”等6艘蚊子船（炮舰）；

“左一”“左三”等14艘鱼雷艇；

3艘练船（练习舰）；

“海镜”等5艘运输舰；

“宝筏”“犀照”2艘通报舰。

在建设水师的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清廷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使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外交思想

早在曾国藩幕下时，李鸿章就提出“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他在上海等地与西方人频繁接触，由此萌生了学习西方军事的思想，并着手招幕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自制枪炮。 

在与列强的频繁交往中，他的视野不断开阔。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此，李鸿章曾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进而主张在积弱的情况下“不能不以和，允为御侮长策”。后来，李鸿章把自己的内政、外交思想集中地概括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其中“和戎”的含义有二层，一是维持现有局面，承认并遵守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已获取的非分权益。二是在中外冲突中着重求和，如马嘉理案、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期间中，李鸿章均认为中国“兵单饷匮”，“断不可轻言于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真可谓“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 

李鸿章并不认为“和戎”是一味妥协，为“和”而“和”。他说“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也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在具体的条约谈判中，李鸿章总是能争就争，能少让就少让。如《马关条约》，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他“争回一分，即免一分之害”的谈判精神。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他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签订条约

李鸿章一生，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各国（主要为欧美列强）签定的条约（大部分为不平等条约）有：

李鸿章与各国签订的主要条约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办了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急需大量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李鸿章认为传统的旧式教育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积极倡导对自然科学和西方先进技术知识的教育传播，重视留学生教育，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

• 改革科举教育

李鸿章对科举取士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因此出现“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不能重视学习西方“利器”的情况。同时，他赞同西方教育“求实际”的精神，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自强，需要从学西方“利器”到引进“制器之器”，重点是培养自己的“制器之人”，“而尤以人才为亟要”。同时，他主张兴西学，改革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教育模式，并付诸实践。

• 创办新式学堂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原名“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同治九年（1870年）初，上海广方言馆迁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与工艺学堂合并。上海广方言馆设有英、法、算、天文四馆，并将学生分成上下两班。在教学内容上，上海广方言馆除了传统的经史古文时艺外，还增添了西语西文和自然科学。其中算学知识是每科学生必学课程。贾步纬为《广方言馆算学课艺》作序曰：“西人所谓化学、光学、电学、格致学、制造学非算无以明其理，即无以致其用，算学之于今日不綦重乎？”由此可见上海广方言馆很重视数学教育。 

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李鸿章相继提议和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主要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操炮学堂，光绪六年（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光绪七年（1881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天津西医学堂等。这些学堂在教学内容上，除儒家经典外，还将自然科学、实用科学和军事科学作为教学重点。新式学堂兴起，对封建传统教育模式造成了很大冲击，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变革。  

• 派遣留学生

李鸿章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非常重视留学生教育。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经克服守旧派阻挠及生源选拔、筹集经费等困难，促成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8月近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派遣。至光绪元年（1875年），共有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

此外，李鸿章还积极筹划派人留欧事宜，主要有：光绪二年（1876年）奏请派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光绪三年（1877年），会同沈葆桢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光绪七年（1881年）又续派10名；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同曾国荃奏请派福建船政学堂学生24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10名赴英、法留学等。 

留美幼童和赴英、法留学的学生结业回国后，基本上都成为专业科技人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近代科技进步、实业发展、国防强固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李鸿章认识到派遣留学生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无论在政策、经费上，还是在留学生前途安排上他都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这些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更为近代留学生教育开了先河。 

李鸿章在四十余年的军事生涯中，形成了丰富的军事后勤思想，这些思想被运用于其创建发展淮军、北洋海军以及指挥这些军队作战的具体实践中，又直接影响着清末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后勤改革，为中国军队后勤的全面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所摄李鸿章像（直隶总督任上）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光绪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15]。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

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李鸿章在德国期间与俾斯麦合影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但辽东半岛触动列强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其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

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在人生最后时刻拒绝与俄方签约^[15]。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次，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签订马关条约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六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后人因此对李鸿章高价赞誉，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经费不至于减少如斯，甲午海战的结局亦有可能改变，而不是窝囊的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李鸿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邮政大臣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遵从朝廷的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更是以将朝廷诏书蔑称为乱命的方式促成此事。时局日益糜烂，张之洞等人随后密议“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太后与皇上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16]。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法国《小日报》刊登的李鸿章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

配偶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

祖先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末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父兄

父亲李文安，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三甲进士，榜名李文玕。任刑部主事，历官员外郎、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登科，并令其子李瀚章、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

大哥：李瀚章。女儿：李经萱，嫁曾国藩女儿曾纪芬之子聂其煐。

三弟：李蕴章，追随李瀚章，办理军饷，税务厘金，后以残废之身居家不出。

四弟：李鹤章，同治三年，捐赠黄马褂，授甘肃甘凉道。子李经义：官至云贵总督。子李经馥：娶曾氏系曾国藩次子曾纪泽之女。其子李国芝娶清末政治家、二品工部左侍郎、企业家盛宣怀孙女盛毓菊。

五弟：李凤章，李家首富。儿子李经翊，孙李国洵，曾孙女李家英。

六弟：李昭庆，累擢至记名盐运使。长子李经方，过继给李鸿章。次子早逝。三子李经榘，候选知州，候补知府，赏戴花翎，赏给一品封典，1895年诰授光禄大夫，娶郭氏系首任英国公使郭嵩焘之女。四子李经叙，上海制造局会办，金陵制造局总办，1897年随驻美大臣至美，以二等参赞住驻秘鲁，代办出使大臣事物，娶许氏系翰林院编修许其光之女。其子李国源娶皖系军阀、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长女段式萱。五子李经翊，过继给李凤章。

后代

儿子：

李经方：驻美参赞，驻日公使，出使英国大臣。娶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女。

李经述：诗人，三品参赞官。

印有李鸿章头像的纸币李经迈：出使奥国钦差大臣。其子李国杰娶状元张之万即两江总督张之洞兄长之女张氏。

李经溥

女儿：李经璹，小名李菊耦，嫁张佩纶系同治进士。曾外孙女是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本名张煐。

李鸿章书法作品(18)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内分奏稿、朋僚函稿、译著函稿、教堂函稿、海军函稿及电稿等。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1896年李访英（实为访美），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李鸿章的身高大约有1.83米。在出访欧美时，他的高大身躯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曾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的濮兰德在《李鸿章》里记载了七十四岁的李鸿章在一个英国人眼里的形象：“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光绪十八年（1892年），英国政治家乔治·寇松曾来华旅行。在两年后出版的《远东问题：日本、朝鲜和中国》一书中，寇松记述了会见李鸿章的场景，并称这是他“毕生最美好的回忆”。寇松近距离观察了李鸿章，看到他“有6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戴黑丝帽，很有威仪”，“唇上的大胡子将嘴巴遮住一半，下巴上也留着中国式胡须，头发是正在变白的深灰色”。 

美国传教士、驻华外交官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他对李鸿章的评价是：“……他的仪态举止和思维方式更像一名战士，而不是政治家。他的身材要比一般的中国人高大，声音粗哑而充满饱满的精神，给人的感觉非常平民化，易于接近。”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李鸿章七十六岁时给他画了张素描，认为“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

通过李鸿章的照片，可以看出：李鸿章青壮年时带有一些“武气”，中年后微显劳累状，晚年有些发福。此外，他晚年为多颗右牙掉落所困，面颊呈左满右陷状。而且他老年喜戴老花眼镜，或与青壮年时用眼过度有关。马关议和时，又添日本遇刺所留枪击的疤痕。疤痕略出，因为子弹尚遗留在皮下。遇枪击后，李鸿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晚年需靠轮椅行动。

李鸿章的谱名是章铜，字为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到晚年时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称“李二先生” 。同时，因他位至内阁大学士，被视为宰辅，故世人多称其为“李中堂”或“李傅相”  。李鸿章死后谥号“文忠”，故后世又称为“李文忠”   。

此外，从现存《辛丑条约》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肃”的字，这是李鸿章签名的习惯，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之所以如此写，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肃毅伯”爵位。 

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很大。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师事曾氏，“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   ”，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日后太平军起，二人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李鸿章爱抽烟，但关于他抽的是水烟还是旱烟，素有不同说法。从李鸿章中年在天津的照片来看，他茶几上放的是旱烟。而李鸿章喜欢抽烟，便容易多痰。据说在日本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春帆楼谈判时，日本的伊藤博文就专门为李鸿章放置了一只花磁痰盂。

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称：“（李鸿章）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即使在访问欧美时，李鸿章也毫不避讳，仍是吞云吐雾。

李鸿章虽然抽烟，但是他对鸦片十分不感冒，曾训斥在北洋水师学堂教书时经常吸食鸦片的翻译家严复。在公开场合，李鸿章也反对鸦片，并在英国人面前陈述鸦片的危害。 

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出使欧美各国归来，途经日本横滨。据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记，当时需要换乘轮船，用小船摆渡，一看小船是日本船，李鸿章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架上一块跳板，扶他走过去。 后来，李鸿章换乘招商局轮船“广利”号回国。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先是因甲午战争战败而受到“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后又签约而受国人指责。一时间，李鸿章成了人们讽嘲的对象。此时，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习称“杨三”）正在演《白蛇传》。他在演“水斗”一场时，故意改调，对穿着黄马褂上台的鳖精打诨道：“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尔黄马褂剥去！”观众听了，满堂哄笑。有人专为听这句话来看戏，使演出盛况空前。杨鸣玉去世后，有人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行二，所以这里称李二。这是一副字字对仗、极为工稳的对联，“先生”对“已死”更是工巧无比。

印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颇为成功。一部分外国人甚至把李鸿章看成是一个中国符号。他的“不学无术”、少学究气和说话办事的直来直去，比较符合外国人的审美口味。欧美对李鸿章大加称赞，以至于有人认为“清国和日本的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和日本的战争”。当时也有称李鸿章与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为“当世三杰”（亦称“当今天下三大老”   ）。格莱斯顿在与李鸿章会谈后，曾对记者称赞其风采：“不啻铭肝镂鬲，使人不能去诸怀。”   据说日本的伊藤博文在谈判时，曾当面对李鸿章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会见俾斯麦

1896年李鸿章与俾斯麦的会面(5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6月13日，进行环球考察的李鸿章乘火车自俄国前往德国，在李鸿章的德国行程中，最引起当时的记者和后人兴趣的，就是他拜访前首相俾斯麦。在场的各国记者进行了详细记录。在曾经轰动英美的《李鸿章回忆录》中，记载了俾斯麦告诉“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说，法国人可并不将“俾斯麦”一词视为任何恭维语，而且自己也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这段对话，十分传神，但《李鸿章回忆录》已确证系由美国记者曼尼克思伪造，因此对话内容很有可能是曼尼克思的个人创作。

俾斯麦这句真假难考的谦语，却真正道出了其与李鸿章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人。梁启超认为“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是已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与格兰特

李鸿章与格兰特(4张)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前总统、南北战争时的联邦军总司令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访问中国，在天津受到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的接待。二人一见如故，彼此间的感情颇深。李鸿章当时颇为自负地对格兰特说：“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人，我们镇压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支叛军。”他在酒席宴上请求格兰特帮忙调解中日琉球纠纷（参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格兰特一口答应，遂成为清政府的外交特使。格兰特访华时，曾携带镶有钻石的手杖，李鸿章看到名贵手杖后爱不释手，格兰特对他说，手杖乃全美工商界所送，回国征得工商界领袖同意后再转赠给他。但格兰特返美后，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未来得及将手杖亲自赠与李鸿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8月30日，访问美国的李鸿章特地前往格兰特的墓地前拜祭，并与格兰特的遗孀朱莉娅·格兰特一同出席晚宴。而在李鸿章抵美时，格兰特的儿子专程前往迎接，朱莉娅·格兰特还代表亡夫把手杖赠予李鸿章。李鸿章回国一年后，委托清朝驻美公使杨儒在格兰特墓前栽种“志景慕”银杏两株，并立铜牌以纪念。 此后关于李鸿章的照片中，发现他经常携带格兰特的手杖。

李鸿章访问欧美时，清朝并没有国歌，在外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颇为尴尬。于是在圣彼得堡时，李鸿章便指示使团成员用一首古曲填词，词最后定为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配以古曲，作为国歌，西方人称之为《李中堂乐》。

清代的勋章（时称宝星）制度起于李鸿章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在这封奏疏中，李鸿章建议参照外国功牌仿照用于奖励西方人的金银牌，但未获清廷允准。同年再经直隶总督完颜崇厚的提议，清廷开始制造最早一批的金宝星、银牌。李鸿章本人也在年底为“常胜军”统领查理·乔治·戈登申请到了一面头等功牌。

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使欧美各国，是清末少有的获得多枚外国勋章的中国人，故而在下表中列出其所获荣誉：

李鸿章所获各国勋章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回国之后，李鸿章回到总理衙门供职，亲自主稿，奏请清廷在形式上对光绪七年（1881年）版的双龙宝星进行大量修改。经清廷批准后，正式诞生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版双龙宝星。适逢19世纪末以后清政府外交活动剧增，故此版双龙宝星实际制作、颁发和存世的数量极大，也是现代收藏中最常见的一版双龙宝星。 

遗奏及遗言

有记载说，李鸿章临终前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又命幕僚于式枚起草遗折，推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李鸿章临终嘴里还在痛骂“毓贤（山西巡抚、坚持仇教排外）误国”。 

遗诗

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曾口述七律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但《李鸿章全集》未收录此诗，有学者考证认为此诗可能是伪作。

不能瞑目

据跟随李鸿章数十年的旧部、时任直隶藩司周馥（在李鸿章临终时守在其身旁）描述，李鸿章死前一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只是“不能语”，待到次日午时，“目犹瞠视不瞑”。周馥抚着李鸿章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此时，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用手帮他擦拭眼泪，“且抹且呼”，李鸿章这才瞑目，“须臾气绝”。 

另一个版本是，李鸿章临终前，周馥及直隶提督马玉昆守在身边。二人目睹了李鸿章逝世前的一个多小时，俄国公使还拿着文件来到李鸿章的病榻前，逼迫李鸿章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签字，甚至想强迫李鸿章的助手拿出李鸿章的官印。李鸿章听了，闭上眼睛不答话。周馥大哭，哭声惊醒了李鸿章，他突然又睁开眼睛，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周馥只好安慰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这才瞑目。俄使气死李鸿章的传闻在当时的《纽约时报》也有记载，题目是《李的逝世是和外交官的争论》。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其余藏书在1940年由其孙李国超捐献给震旦大学图书馆，计18000册。 

其中有《李文忠公全集》100册，其余为政书、兵书、方志、科技图书及历代名人年谱等，抄本有《柔远全书》，藏书交至震旦大学后，校方为之设有“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专室，又称“李氏文库”，以特制雕镂精美的西式书柜贮藏。该馆在《震旦杂志》撰文介绍藏书捐赠之事。1949年以后，震旦大学图书馆藏书随院系调整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李氏藏书归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

《清史列传·李鸿章》

《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17]

李鸿章时代此外，李鸿章尚有下列传记行世：

《李鸿章》（尹福庭著），《李鸿章》（韦息予著），《李鸿章》（高阳著），《李鸿章传》（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李守孔著），《李鸿章传》（苑书义著），《鬼才李鸿章》（诰明著），《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刘功成著），《困经：李鸿章一生的九大布局》（司马烈人），《李鸿章：人生畅吟》（王健、方英选编），《李鸿章与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美】T. L. 康念德著），《洋务之梦：李鸿章》（成晓军著），《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周军、杨雨润主编），《李鸿章的外交生涯》（董丛林），《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历史漩涡里的重臣与帝国》（雷颐著），《人才荟萃-李鸿章幕府》（欧阳跃峰著），《换一只眼睛看历史：外国人评点李鸿章》（张明林著），《李鸿章回忆录》（【美】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李鸿章时代》等^[18]。

李鸿章故居李鸿章的家宅，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布局整齐，结构严谨，雕梁画栋，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分为大门、前厅、中厅、走马楼(小姐楼)。东面新开放的淮系展馆1500多平方米，整个李府的占地面积共计3500多平方米。

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在十年动乱的时候，李鸿章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督导下，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根据历史照片，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是，主要部分仍旧保留^[19]。

李鸿章故居位于安徽省合肥市中心的淮河路步行街中段，建于19世纪末，为李鸿章的家宅，是典型的晚清江淮地区民居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硬山式屋顶。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五进，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十年动乱时，故居遭到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在原地修复重建，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但仍保留主要部分^[19]。1998年，李鸿章故居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鸿章享堂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合裕路南侧，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坐北朝南，有御制碑、照壁、大门、前李鸿章(4)堂、寝室、厢房；享堂东侧是仓房，西侧是李鸿章夫妻合葬墓、墓前神道和石象生。总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1998年被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天津、保定、上海、济南、南京、合肥肥东等地建有李公祠。

祠堂是清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李鸿章六兄弟为报许氏之恩出资兴建。由于年久失修，许氏宗族集资百万元，对报恩祠进行了重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基本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大跃进时期，李鸿章的坟被刨，穿着黄马褂的遗体原本保存完好，结果被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至尸骨无存。

李鸿章死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归葬安徽合肥东乡夏小郢（今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大兴镇），与宋包拯墓、明张德胜墓相邻。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建设钢铁厂，李鸿章墓被捣毁。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一种看法认为，李鸿章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等。

但后世也多有诟病李鸿章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重视海防而放弃塞防（参见词条塞防之争）   ；1885年在对日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日本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即使这些事件受制于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误国行为承担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这也是一大污点。

晚清有幅脍炙人口的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前一句形容的是李鸿章的财产之巨，这种说法自然有夸张和讽刺的意味，但李鸿章家族所聚敛的财富的确非同一般。近代社会活动家、曾与李鸿章有过不少接触的容闳曾在《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这种说法当时很流行；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认为李鸿章的财产“数百万金，概意中事也”。关于李鸿章的财产问题，众说纷纭，但似乎没有准确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兄弟六人都曾在安徽老家大规模购置田产，建造庞大的庄园式宅第。后来，合肥李氏的家族势力又逐渐扩展到合肥、庐江、芜湖、安庆、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富甲一方的豪门望族。   此外，早在绞杀太平军期间，李家兄弟数人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 

中法战争

一种观点认为，中法战争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但也有观点认为法国在军事上总体仍是占优势，只凭局部战役的胜负就断言法国不胜、中国不败，难称公允。

甲午战争

有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提醒慈禧戒备。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未批。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据说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谈判《中俄密约》时，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卢布 ，李鸿章对此耿耿于怀。 

对待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在光绪帝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命总理衙门传问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时，李鸿章参与其中。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不公开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对康、梁维新派，李鸿章实际暗中支持，如“百日维新”开始后，李鸿章曾两次将反对变法的荣禄、刚毅等人弹劾康有为的讯息密告康有为。在私下，他对变法的多项措施也表示赞同，并对康有为多有保护之举。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戊戌政变后，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因参加维新被革职的张元济，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其人的工作；对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有期许。由于他的许多思想与维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弹章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这些弹章，并问他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

总的来说，李鸿章虽从思想上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出于为躲避变法中出现的“帝党”和“后党”之争，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龢多年的积怨，甲午战后自身遭受冷落的境况等原因，李鸿章仅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

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20]。

但后人也多诟病李鸿章曾作出的错误决策。如过于避战和重视海防而愿意牺牲整个新疆放弃疆防；1885年在完胜日本的情况下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给予了日本可以派兵进入朝鲜的权利；与日本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指挥失误导致军舰在威海卫被全歼；中法战争胜利后反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等。虽然这些不利条约和做法受制于各种客观条件，但他依然要为这些事件的误国行为承担很重的责任。另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杀人过多。这也牵涉到湘军和淮军的整体评价。洋务运动和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有改变中国继续沦落，也让他的功劳并不显著^[20]。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21]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22]。

赵尔巽《清史稿》：①鸿章长躯疏髯，性恢廓，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不易常度，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②其任事持大体，不为小廉曲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马关定约还，论者未已，或劝之归。鸿章则言：“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其忠勤皆类此。居恒好整以暇，案上置宋搨兰亭，日临摹百字，饮食起居皆有恒晷。长於奏牍，时以曾、李并称云。③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23]？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书法扇面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扇面在不方不正的扇面上，布局有序，字字和谐于一体，美若一粒粒生动活泼的珍珠在跳跃，行行有度，疏而不乱。览之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篇书法高品佳作，显示出李鸿章的书法造诣之深^[24]。

《1894·甲午大海战》中的李鸿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