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释以制其生

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

通过盟旗界限制约游牧民族的机动性，自成吉思汗至明代末期，游牧界限在战争中不断地变化，牧民也处于大区域的流动中，不断地接受到新的信息，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相对开放，因此此时蒙古人对世界各地区的技术和文化有着相当强的吸收能力。

而在满清时期，清朝统治者在厚养蒙古头领人物的同时，对蒙古防范甚严，作了种种限制规定。蒙古共被分为了200多个盟和旗，始终被束缚在各自的地域，不相统属，不能统一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对满清的统治构成威胁。

清统治者通过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从而使蒙古人民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边政纪略，清廷在蒙古族中大力提倡喇嘛教。无论贫富每家均有人当喇嘛。“分封以制其力，崇释以制其生”，是清廷对蒙古族的基本国策，全旗有较大的喇嘛庙10处。喇嘛教最盛时期，全旗有喇嘛2100余名。喇嘛享有免除兵役、差役的特权，寺庙内有庙产、领地和庙丁。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字。如道光年间规定：蒙古人只准以满州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而且还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其公文量词也不得擅用汉文。清朝政府统治蒙古民族的传统指导思想是。“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制其生”。

清对蒙古的国策之三为“崇释以制其生”，在蒙古地区大力推行喇嘛教，制约蒙古地区发展。清太宗皇太极曾说“以黄教柔顺蒙古，中国之上计也”，喇嘛教成为清廷统治蒙古的有力工具之一。

早期蒙古族人民信仰萨满教，十六世纪由于蒙古王公的支持，喇嘛教在内蒙古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清代，喇嘛教被用之于政治目的。从外表看，清代大力提倡喇嘛教，是顺从蒙古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清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是为了从思想上控制蒙古族人民。

清朝统治者以 “崇康熙晚期，蒙古人信奉喇嘛教成为风尚，对活佛顶礼膜拜。清圣祖指出：联意以众蒙古俱倾心阪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指七世达赖），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并强调：昔日达赖喇嘛存日，六十年来塞外不生一事，俱各安扑。即此可失知其素行之不凡矣。清中叶，清仁宗更概括地道出了清代提倡藏传佛教的政治目的：本朝崇礼喇嘛，非如元代之诌敬番僧，盖蒙古最尊奉黄教，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

直至今日，赤峰地区还保留有很多与喇嘛教相关的地名。如松山区的板地营村，“板地”系蒙古语“班弟”，汉译为“小喇嘛”。宁城县的喇嘛营子，因此地有一喇嘛庙得名。克什克腾旗的经棚镇，经棚镇是历史古镇。据《经棚县志》记载：“清顺治年间，西藏的喇嘛到此处传经，搭了一处简易棚子为诵经之处，故名。”为了推行喇嘛教，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还大力修建佛教寺庙，据资料显示，赤峰地区到清朝末年共有喇嘛教寺庙150余座，有些寺庙直到今天依然香火旺盛。

清朝政府将“崇释以制其生”的宗教政策与“分封以制其力”、“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的民族政策相结合，使蒙古族人口严重下降，各部各旗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一切唯清王朝之命是听。

“春秋以降王霸分，儒者高语纯王，大都远绝事情，而莫由振拔。逮西哲出，一破中国王霸之藩，人类之祸益棘。夫古之灭国以兵革，今之灭国以农商，文野固悬绝矣。独其私己族以亡人族，终且激他族以自亡。故尝以谓中国纯王之道，实合内外而绝其私;而究其所行，虽孔孟不能无霸术以持其变。惟其义主保民而无内外，故其术始之一国，极之天下，民且自生自殖，以共乐其天。汉宋诸儒斥功利以弱吾民，实非孔权孟术之义。有王者作，必将始于保民，而先于无我。环球之大，庶几一息以即于安。(鸣)〔呜〕呼!此人类生灭之大关也。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制其生，一绝匈奴、回绝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遂至强邻交迫，肩臂孤寒，求若汉唐之衰，北骑一兵而不可得。居平深忧太息，谬思涣涣万里必能资固有之物力，育新造之人民;乃周.览遗篇，辄谓沙砾苦寒，无能广生殖以成新域，私窃痛之。庚子以还，日俄战棘，高远之士又或高谈建省，绝无根本步骤之方，行者乃或莽裂乖离，以怒其族。磋呼!孤舟绝海，寇仇皆骨肉也。今既区汉族，复怒蒙民，彼行幕者，尚何国之不可奴哉!此可为痛哭者已。戊申夏，客都门，始闻左承姚公再游朔漠，著《筹蒙当议》，而未以示人。求而读之，三日夕三复，则狂喜作而叹曰:咄哉!姚公其建国之才乎?自古英雄特患无土无民耳。夫括己成之利，创无本之谋，皆不可言治法。尝慨箕治平壤，孔慕九夷，其志皆痛故国之不可为，锐思一辟新天地，以范模天下。其法皆必利其利，殖吾民以民其民，则两利并育而民益滋。而伤传一记之莫由证索。独管氏相齐，毅然官山海，笼盐铁，以植富强;;制国币轻重之权，运轨里连乡之法，工商秩秩，雄服诸侯。武侯之治蜀也，正轨道。肃传邮，兵垦渭滨，魏民无扰:.具策乃类殖民，故能攘外尊王，以成霸业。而其精微奥曲，皆不获详，驯致英俊之才沉埋故纸，千百万华侨之众奴役他人，盗蹠鼾吾卧榻。呜呼!岂非天哉?公之筹蒙也，制乌珠穆沁之盐，经始内蒙，以为根本;附建银行，通国币，辟道路，利农商，吸巨农巨商之力，资劳力以辟新原，合蒙财以求矿业;廓然画兵区，新内治，以乡官治赋税、兵警，就地利，建学校，辟工场，使州县统蒙汉而督其成;以赋税属银行，一绝官蒙之贪虐。其精微所萃，尤在听蒙赁荒，官无弋获，汉蒙交易，国乃升科。而其妙用微权，则在厌蒙人之私，上下无失其富贵，使汉蒙相乐，油然并冶①于智强坚定之术而不自知。。至哉言乎!千古殖民之道尽此矣。夫人者，万物之母，固天所使以生万物，而即以生其生，而其用莫大乎土。是故有一地之土，必能养一地之人，有一地之人，必能生一地之财。得豪杰以制其权，皆叮本山川形势以制国域。所虑血食者浊，谷食者清，清浊失常，匪愚则弱，刚柔之过势，辄相杀而不相存。调血谷以剂其平，各瞻其欲以妖其求，乃可相智相强相助而不相害二世有孤存一族而可长保者哉?惜乎东西人之未及此耳。且夫竞争之世，非战伐莫可保民，国即无能自保，固皎然已。顾其为用也，无一不始于财，不财不兵而日保民，虽孔孟不治。而其事则无一不始于农，农焉而后，若工若商，财乃环起迭生，吾民乃可渐推渐积，国势且将磅(勃)〔礴〕宇宙而莫测所终。然而其道必自政教始，政教之术必将与时地为变通，虽圣人，不能执一法以治天下，此固大同未至之所为也。然而其义且将亘万古穷地球而不变，故其始也，必先握天产之大，操一国食货之权，然后可以运吾民而保吾国。天下养人之物，靡不赖人以生，独盐之为物，天地辄自生之，若婴乳焉。其用实足操万利之原，取诸天成，以制一国之大权，而于人无虐。海滨之斥卤，至无用者也，而盐出焉。龙江之呼伦贝尔、蒲宁、兰肃、敦煌、青海、卫藏之盐池，蜀中之火井，地皆悬隔山海，天辄自生自长，以强其地之民。今蒙古之盐，且丰美若是矣。精而博之，塔藏之金，于i}之玉，吉林之奇木，环海之巨鱼，皆天各产其地，以界吾自保，特非建国之才，不能各制其域以奠其疆，即无能相助相援，势且俱归沦灭。得其才而假之权，盖无一地不克立郡县，慎封守，以雄天下也决矣。况乃江河流域之大，擅环球孕育之奇，至乃旦夕忧贫，无能相保以求乐利，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痛乎患莫大乎无实而张其名，势且速亡而不可救。齐之寄军内政，蜀之北出而魏始震惊，皆此义也。公筹蒙之术，就东四盟推测句稽，已成未取之财，决以至微，数且逾三百万，故先谋内二省，一镇赤峰，以遏东道之冲，一镇色尔贝山南，以扼张库北来之道，而皆以保漠南，卫京师。推而行之，经始土谢图膏原，用花马池盐建外三省，以制北激。内专民垦而错以兵屯，外树兵屯而晕之民垦。协蒙财，辟内外二铁道，以达伊犁，使穷边万里皆有猛虎在山之势。而其至精之识，尤在征节候，察雨喝，辨井渠，明土物，以抉其幽微，故能征外蒙屯利而坚其必效。盖其深思遐览，撷东西拓土致人之术，以图吾存，靡不决之实验。齐蜀而降，寄军内政之精，未有过于此者，则何工霸之有!至不得已，乃请设全宁副都统，分内政于盐垦之中，以一标卒振其民而使之不觉。虽辟荒先后，皆以精思交错其间，然其范愈微，其心则愈苦矣。筑室至今，乃竟寂焉。万国公法，荒土不辟，则失其权，边患方殷，瞻乌准屋。暖夫!绕朝之赠，秦岂无人?固不仅为作者涕咦以道者已。”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①[1908年〕秋七月，桐城陈澹然剑潭序于陆军编译局

17世纪，满洲勃兴于白山黑水之间，很快统一诸部，削平周边群雄，问鼎中原。满洲皇帝们深刻分析了蒙古政教并行的治世原则和方略与它在蒙古传统游牧社会兴衰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以及蒙古贵族的历史政治传统和定制。满洲皇帝们大力支持和资助蒙古佛教，一时尊佛变成候佛。寺庙布满蒙古草原，部有部庙，盟有盟庙，旗有旗召，家有家庙。寺庙林亿，喇嘛成群，晨鼓暮钟，涌经拜佛，一子成僧，九族生辉，空对尘世，梦幻来世。造成生产凋敝，人口锐减。一心念佛，万民绝生。“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制其生，一绝匈奴，回绝之祸，其术可谓神矣!”①清末，内蒙古地区的寺庙有一千三百余座，喇嘛人数占内蒙古成年男子人数的40%以上。内蒙古地区被册封的呼图克图就有一百五一十七位，还不算庞大的诺门汗，绰尔济、班第达、沙布隆、呼毕勒罕、格根等僧侣贵族。高级僧侣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寺庙、僧徒、寺产和属民(即沙比纳尔)。到1947年，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仅为83万。

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无不师承清朝政府的统御柔驯蒙古民族的衣钵，怀柔羁糜蒙古民族，拉拢蒙封建王公贵族，压迫和奴役蒙古族人民。北洋军阀国民政府通过的《蒙古待遇条例》，对蒙古僧侣封建主的封建统治权和特权“一律照旧”;对蒙古汗、王公、台吉世爵各位号，照旧承袭;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力图继续维护蒙古族僧倡封建制度，镇压蒙古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用喇嘛教继续奴化蒙古族人民的思想，削弱他们的革命斗志。仅以1938年东蒙古地区为例，计有喇嘛寺庙662所，在93万人中，喇嘛数字约为29000人，约占①东蒙古人口的3%，全部男性的6%。⑧1941年，内蒙一占鄂尔多斯7旗中，总人门为82206人;孩子占蒙古族人口的20%，妇女占总人口的30% .男子人数约4万人，在这些男子中则有一半以上的摩顶受洗当喇嘛的，鄂尔多斯7旗召庙共有243座。③1942年，内蒙古锡林郭勒全盟总人口为52706人，喇嘛数为10930人，占总人口的21%，占男子人口的42%④喇嘛除诵经拜佛外，不承担兵役、摇役、赋税，不生产，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蒙古民族的反抗意志和人口的发展。1935年，察哈尔右翼四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和商都牧群，明安牧群，太仆寺左翼、右翼牧群，户数有8457户，男14571人，女14058人，喇嘛4170人，人口为32745人，喇嘛占12.7%；1943年锡林郭勒盟10旗，(东、西乌珠穆沁，东、西浩齐特，东、西苏尼特，东、西阿巴嘎，东、西阿巴哈纳尔旗)总户数为11718户，人口为60779人，其中，男25850人，女26906人，喇嘛8020人，喇嘛占13.2% 。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30年代初，蒙古族人日为224522人，其中喇嘛有27203人，占人口总数的12%。1942年，内蒙古东部热河蒙旗人口为103328人，喇嘛为918人，占人口比重的0.9%;兴安南省人口为314447人，喇嘛为8696人，占人口比重的2.7%;兴安西省人口为114583人，喇嘛为1936人，占人口比重的1.7%，兴安北省人口为28176人，喇嘛为沁5000人，占人口比重的17.7%。⑦因为兴安东省的五个旗(喜扎嘎尔、布特哈、阿荣、莫力达瓦、巴彦旗)，蒙古民众比重少，不在统计之列。

大批的蒙古男子出家当喇嘛，既不结婚、繁衍后代，又不从事社会生产和家庭生产，沉重的负担都压在蒙占族妇女身上，使蒙古族妇女过度劳累，夭折早亡或丧失生育能力，蒙古族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40年，男女比例为100:76，即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不找或找不到配偶，正与出家当喇嘛的人数比例相等。蒙占族人口生育状况出现了“高出生、高死亡、低寿命、负增长”的特征。1940年调查结果显示，出生率37.30‰ ;总死亡率44.20‰ ；婴儿死亡率295‰ ，自然增长率一6.90‰ ，由于极高的婴儿死亡率和,118‰ 的1一4岁儿童死亡率，使出生儿在5岁前就死去半数。O岁期望寿命只有19.6岁，出生10年后期望达到的最高寿命也仅仅是38。6岁。这样的生育过程持续作用的结果，导致1947年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仅为83万人。锡林郭勒盟清末时，蒙古族人口为65037人，1947年是4462人，37年中减少了20575人，下降3l.6%，伊克昭盟清初，蒙古族人口有40万，到1949年只剩下8万，1929年，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口约有4.8万，到1946年只剩下了2万人。1947年，内蒙古喇嘛人数约有6万余人，占蒙古族人口的7.5%左右。

历代统治阶级对蒙占民族实行反动的歧视、灭绝和同化政策，激起了蒙古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掀起了近现代史上轰轰烈烈的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蒙古民族的仁人志士深切关心本民族的存亡和自强问题。近现代蒙古族启蒙思想家尹湛纳希、罗卜桑劫丹、经权、云亨、鸟力吉吉尔格勒、贺什格巴图等一大批有志之士深刻分析了蒙古社会贫穷落后的社会原因和条件，揭露了历代统治阶级利少目喇嘛教来危害蒙古族人民的反动本性，他们认为蒙古民族由兴转衰，由强变弱主要是喇嘛教对蒙古民族的消极影响和作用的结果，他们揭露喇嘛教奴役蒙古族人民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纷纷要求禁绝喇嘛教。当时的喇嘛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蒙古民族当中，信徒众多而虔诚，社会基础广泛而稳固，民族特征与宗教特征相互交融，宗教与义化相互渗透，喇嘛教甚至成为蒙古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构型和基本特征。喇嘛教业已成为蒙古全民信仰的宗教，形成了族教不分的特征，喇嘛教几乎涵盖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对蒙占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