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徙

　　两汉时期汉代的人口调查皆为户数和口数并列。口赋（算钱）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户赋则指定为列侯、封君的收入。《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 767.140 1万。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此外，还有不少中原人士逃往幽州、辽东，甚至去鲜卑境内。如东汉末刘虞为幽州牧，“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后汉书·刘虞传》）。

新疆十万牧民大迁徙(9)　　三国鼎立局面稳定后，迁往辽东的往往复归故土，而迁往南方的大多定居下来。以后魏蜀吴三家为了充实各自统治区内的实力，利用政治手段强迫人民迁居其统治中心的周围。如建安末曹操讨张鲁，进入巴东、巴西郡（今川东），劝诱当地人民8万余口迁至邺、洛阳；继而曹既平张鲁，迁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三辅。曹丕建都洛阳，徒冀州5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将蜀人3万家迁往洛阳和关中。东吴孙权在建安年间连续西征盘居在长江中游的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迁至江东。刘备入蜀带去了大批荆州人士，以后几次北伐南征，也迁民于成都平原。此外，东汉末年，北方乌桓、鲜卑逐渐入居中原，散布于沿边诸郡。匈奴入居汾水流域的就有3万余落。东吴征服山越后，也将越人从山区迁至平原，总数约有10余万人。

　　经三国时期屡年战争，人口死亡、逃亡、隐匿的数字是相当高的。所以据西晋太康初年（3世纪80年代）的户籍，全国仅246万户，1616万口。黄河流域仍占56.72%，长江流域占34%。黄河流域集中在可、冀2州，约占全国人口的32.12%。全国郡级人口分布第一位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的所在地，有11万户，以下依次为与河南郡接界的河内郡、东吴旧都建业所在地的丹阳郡、今冀南与鲁接界的阳平郡、蜀汉旧都成都所在地的蜀郡，户数都在5万以上。可见是由三国时代人口迁移的结果。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原人民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此后中原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祖逖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北魏南侵等等，都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强。换言之，即北方3个人中有1人南徙，而南方6个人中有1人为北来侨民。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而以淮阴、扬州、南京、镇江、常州一线为最多，并在此设了大批侨州郡县。侨置在今镇江的南徐州，侨民多于当地土著人口。

　　唐宋元时期唐初贞观年间开始人口直线上升，至天宝年间到达了顶峰。全国有户9百万，口5 200万。秦岭淮河以北占3/5，而河北、河南二道，相当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可见黄河下游平原是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全国经济重心所在。秦岭淮河以南人口最集中的是长江下游和宁绍平原。江南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有1000万人口，大部分集中在上述地区。再依次是关内道（今陕西）460余万，剑南道（今四川）400万，河东道（今山西）370余万，山南道（今陕、豫、鄂交界各一部分）250余万，淮南道（江淮之间）220余万，最少的是岭南道（今两广和越南北部）91万和陇右道（今甘肃）53万。

　　安史乱后，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战乱，大批人口南迁。“天下衣冠世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26》）。人口普遍下降。加之藩镇割据，中央法令不行，户口隐匿不报。所以唐代后期人口资料残缺不全，难作全面估计。现以元和年间（806～820）南方几个州与天宝年间户数相比，襄州（治今襄樊市，领县7）增加120%，鄂州（治今武昌，领县5）100%，苏州（治今吴县，领县7）30%，洪州（治今南昌，领县7）65%，泉州（治今泉州，领县4）50%，广州（治今广州，领县13）75%。足以说明唐代后期南方人口普遍有所增加。

　　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全境有户1600余万，崇宁元年（1 102）有户2000万。每户以5口计， 11～12世纪初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现以后来宋金界线（基本上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北方有户5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而带来的人口滋长，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了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两浙、江南东、西和福建四路，相当今苏南、皖南和闽、浙、赣三省。元丰时有户520万，崇宁时有户570万。其中两浙路（即今苏南太湖流域和浙江省）人口最多，元丰时178万，崇宁时198万。其余依次是江南西路（除江、信、饶3州外的今江西省）、江南东路（今皖南、大茅山以西苏南和江西省东北部）、福建路（今福建省）。两浙路自唐以来即为南方最富庶地区，江南西路在北宋时湖滨平原和吉泰盆地得到了充分开发，山区又有发达的工矿业，故人口大增，其户数虽低于两浙路，而口数却超过两浙路而居全国首位。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南渡人口最集中的是两浙路，因为是南宋政治中心所在。“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现以北宋崇宁元年和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户数比较，两浙路增加26万户，福建路增加32万户，成都府路增加21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总之，南宋时代南方人口普遍增加，按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的估计，建炎到绍兴年间北方南下人口有500多万（《中国移民史》第四卷）。

　　金末元初，北方人口损失惨重，估计在金朝灭亡初期，北方人口约300万户（参考王育民《中国人口史》）,1800万口。蒙古灭南宋，南宋人口也有一定损失，1280年约有户1180万（胡祗遹的《紫山大全集》），6370多万口，考虑到北方人口的增长，此时北方约有户400万，2400万口。1280年全国统一时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约27%。

　　明清时期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如将江南人北徒淮域，西徙云贵；迁山西人于河北、豫北，迁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迁北平、山后（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迤北地区）民散居北边诸卫，以为军籍等等。以后社会相对稳定，政府又鼓励人民从狭乡迁往宽乡，经过自然的调整，到了万历初年，南北人口的分布渐趋均匀。今以万历六年（1578）的记载为例：①北五省：北直隶（今冀、京、津）、晋、鲁、豫、陕（今陕甘2省）的人口为2500万。②中五省：南直隶（今苏、皖、沪）、浙江、江西、湖广（今两湖）、四川的人口为2900万。③南五省：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人口为670万。各地人口分布比较均匀，这是因为南方可耕种的平原毕竟较少，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必然要进行自我调整。

　　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基本开发完毕。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生计往往奔向人口相对稀少、尚待开发的地区。这就决定明清两代人口迁徙大致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向海外移民。临海的粤、闽等地因山多田少、人稠地（平原）狭，多出海谋生。以去台湾和东南亚各岛屿为最多。鸦片战争以后，广东人口大量外流。据调查，从1850年到19世纪末，仅台山一县移居海外的就有20万人。

　　二是向山区进发。明代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逃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地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以后又向秦岭、大巴山区迁徙。清代嘉庆年间川、陕、鄂、豫、甘5省白莲教起义，就是各地迁往这五省交界山区的流民大起义。东南地区的无田农民多向闽浙皖南山区进发，湖南流民的目标是湘西山区，而闽、粤流民甚至迁往荒岭僻壤的赣南山区。由于明代后期玉米、甘薯的传入，使大批流民进入山区成为可能。

　　三是向边区迁徙。清代幅员辽阔，边疆地区人口稀少，为内地流民迁徙提供了条件。东北长白山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定为封禁区，任何人不得入内定居、垦田、采伐、掘捕（人参、貂）。但仍不断有人或从长城隘口、或渡海趋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以资谋生，俗称“闯关东”。晋、鲁、豫、冀4省人均有，尤以鲁、冀为多。河北、山西人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等处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晋陕垦荒者则去归化（今呼和浩特）一带或河套地区进行耕种。陇东贫民多进入银川平原。陕甘人移居新疆的也不少。光绪年间为平定阿古柏政权而进入新疆的湘军，就在哈密、巴里坤等地进行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愿留新疆者，均借给牛具籽种，指拨土地令其承垦，故有一部湖南人由此进入新疆。

　　清朝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的高峰期出现,为缓解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人口迁移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及趋势,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如向西北边疆等待开发地区迁移。1.清朝人口迁移的状况清朝人口迁移分为两类,一类是往边疆地区和内地偏僻地区迁移,另一类是往经济发达的城市迁移。第一类迁移主要是指流向边地和山区,开垦土地,务农为生计的人口迁移。这类迁移是清朝人口迁移的主流,它在全国大范围内持续多年。其中山东、直隶、山西、河南等省的迁移人口,主要流向地广人稀农耕条件良好的关外东北和外蒙古地区。

　　根据迁移规模，可将建国后的30余年划分为3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                                                                                                                                                           1954~1962年。期内各年人口迁移率均在30‰以上，1960年还创下了年迁移3300万人，迁移率达50‰的最高记录。虽然这些数据与以后各年份是否完全可比尚有疑问，但期内人口迁移比较活跃确是不争之事实。一方面5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全国职工总数由1953年的1856万人激增到1960年的　5969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农村。期内国家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典型的如1955年冬青海省设立“移民垦荒局”，翌年即从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迁入约7万人。另一方面50年代国家对城市人口规模尚未严格控制，户口管理也相对宽松，故各地自发性人口迁移规模也不小。进入60年代，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庞大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同连续大幅度下降的粮食产量形成极大反差，政府不得不大规模精简职工队伍，下放城市人口，再加上不少地区因食品极度匮乏导致大量非正常死亡，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人口迁移上的一次大退潮。

　　【第二个阶段】                                                                                                                                                      1963~1970年。期内人口迁移率由前一阶段的30‰以上骤然跌落到仅略高于20‰，表明国内人口迁移规模显著缩小。这一阶段全国性的人口迁移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陆续展开，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大批工厂、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从沿海迁往内地，从而带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期内仅迁入青海省的职工及其家属即达10余万人，迁入贵州省的达8万余人，迁入四川省的职工多达40万人。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阵人口大迁移的政治风暴，如遣返“五类分子”，下放城镇人口，干部下放劳动，兴办“五七干校”等，而其中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把大约1700万一二十岁的中学生抛到了全国各地农村，成为世界人口迁移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事件。期内广大农村经济萧条（1969年全国人均农业国民收入比1957年低12%），农民生活艰难，尽管户口管理趋严，向着边疆地区的自发性人口迁移仍相当活跃，仅流入黑龙江省的人口每年即达20万人之多。

　　【第三个阶段】                                                                                                                                                          1971年以后。除1979等个别年份外，迁移率均在20‰以下，与60年代相比，人口迁移的规模又有所减小。70年代初，前一阶段由国家组织的“遣返”、“下放”、“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名目繁多的人口迁移渐入尾声，到1973、1974年，全国迁移率降至极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前一阶段被“遣返”、“下放”或“上山下乡”的人员纷纷返回，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大退潮，充分表明“文化大革命”中花费了国家大量财力、人力进行的这些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均非出自当事人的自愿。                                                                                                                                   与此同时，一些“三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表面化，国家不得不重新加以调整，于是不少在前一阶段内迁的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又迁回到原迁出地或其它生产布局条件较好的地区，仅在四川省，迁入又迁出的高等院校就有北京农机学院、北京矿业学院、上海化工学院、清华大学四川分校等多所。由于以上情况，本阶段人口迁移的方向与前一阶段正好相反。期内农村经济渐趋繁荣，以往那种逃荒觅食型的自发迁移大大减少，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颁行，以及户籍管理方面的某些松动（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某些新开发区采取控制常住户口，适当解决暂住户口，短期工作人员不办户口等措施），务工经商等类型的人口迁移有很大发展。以1990年普查与1987年1%抽样调查作对比，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人口迁移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这一现象在户籍登记机关的统计中反映得不够明显。     

这断历史比较模糊,因为实在太乱,什么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五代十六国全发生在这一时期,大概就是在西晋永嘉年间,匈奴人攻破首都洛阳,西晋政权被迫南迁至江东健康(南京),史称东晋.这一时期,大量北方汉人中的精英不堪忍受异族的非人统治,纷纷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 使得江南与南下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甚至南通话,基本上都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形成的.

　　这个我们就要先说说唐朝的兵役制度,唐初的兵役制度是府兵制,古代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是州,府是军事单位,几个相临的州叫府,相当与现在的军区,但比军区要小, 府兵是指从府所辖的州中征集21～60岁的成年男子，每3到6年一次,，定期上番服役，冬季农闲参加军事训练,即为府兵。府兵衣粮、马匹、武器都是自己家为他准备的,所以唐初的兵员战斗力都很强,因为府兵的家人都给自己的子弟最好的装备,这些都是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的东西,可是到了后来,因为唐朝实在太有钱了,很多子弟都不愿意去当兵,就花钱雇人代替自己去当兵,本国人雇不到就雇外国人,这就变成了募兵制.安禄山就是这样被雇来的,这个人是杂胡,也就是说是个杂了N杂的外国人,据说最早是在现在的辽宁省朝阳市边境牛养交易市场里的混混,因为晓通数国语言,人又机灵,从军之后居然混成一个节度史,所谓节度史,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管的地方没有现在军区大),是真正掌握兵权的人物,其实土皇帝一个,这个家伙大概不甘心做土皇帝,于是造反,做了大燕皇帝,他和他的部下史思明前后两次攻破长安,前后历时8年,史称安史之乱,后来被李光弼镇压,顺便说一下,这个李光弼也是个外国人.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彻底进入藩镇割据时代,发展为五代十国,北方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汉人不堪忍受,又纷纷南逃,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徙.这次人口大迁徙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地里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地区，中国人口地理分区的中心首次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

　　我们还是先回到五代十国, 公元938年，契丹帮后晋皇帝石敬瑭打退后唐军队, 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人, 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北宋建立,但这一块地还是被契丹人占领着,他死后,他弟弟赵光义继位,对燕云十六州还是念念不忘,于是出兵攻打,一度打到北京城下,,不过这家伙运气不好,被契丹人射了一箭,没多久就死了,从此以后,宋朝在军事上就采取保守的防御态势,整个两宋319年间,再也没有夺取过一寸土地.因为开国皇帝是武官造反出身,他怕自己的部下学他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自己的政权,所以在一开始就采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让自己的部将交出了兵权,并实行文官带兵制度,加之当时中国能产马的燕云十六粥为契丹人占领,宋朝的骑步兵比例大概为2:8,整个军队战斗里非常低下,到了靖康二年（1127），已经取代契丹人(辽)的金攻陷卞京，徽、钦二宗被俘，北宋覆亡，这就是“靖康之变”。康王赵构逃到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北方广大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金朝贵族的统治和民族压迫，被迫举族迁移，南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大批王族、官员、士民涌向南方,是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

　　10年移民路，从秭归、兴山到巴东，一个又一个“水田坝”在峡江两岸涌现：“线上一条路，沿路一排房，房后一片园”的农民一条街模式，“靠路安居城镇化，靠山乐业基地化，靠游兴村特色化”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一户一个院，一人一亩田，统一水电路，自然连成片”的庭园模式……三峡人的伟大创造力在紧锣密鼓的大移民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三峡库区人多地少，后靠方式安置的农村移民，耕地分配不足，一度出现新的坡改梯运动，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为此，1999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三峡工程移民政策，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自找门路安置相结合，库区13万多移民分别被安置到11个省市。其中，我省出县外迁安置25000人，分布在省内宜昌、荆州等地28个安置点。 在宜昌伍家岗区灵宝村9组外迁移民安置点，移民李自淑告诉记者：“交通方便不说，找工作的机会多多了。”灵宝9组的成员是86户移民，清一色的两层预制结构楼房，形成了一条长达500多米的街道。组长王鲜和说，从长远看，灵宝的发展前景肯定要比老家强。

　　淅川移民是因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形成的丹江口水库淹没土地后，在上级的动员下被移出原住地的部分淅川人民。淅川县因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修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1958年初期工程淅川移民达20.5万人；2009年至2011年淅川移民达16.2万人，移民强度超过三峡工程移民。

　　【第一次移民】1959年至1978年，受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影响，淹没淅川县城1座，大型集镇（李官桥镇）1个，一般集镇（区所在地：埠口、三官殿、宋湾、滔河、马蹬）5个，小集镇（下寺、双河镇、关防滩、下集、龙城、凌楼、党子口、泉店）8个，20.2万人被迫移民。对于移民问题，当时中央的政策是当地政府自己解决。南阳政府从1959年4月开始将22342名移民送往青藏高原三个贫困县，当地干部对待移民凶残，完不成劳动任务的移民会遭打，不给饭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数千移民死亡。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移民决定回迁河南淅川，但青壮年劳动力被强迫扣留，其他老弱病残的移民依靠沿路乞讨离开了青海。1961年，丹江口大坝蓄水，库区124米以下的居民需全部迁走，淅川有2万6千多移民。1964年，淅川有6万8千多移民迁往湖北荆门和钟祥，其中4.9万人被安置在钟祥柴湖镇，柴湖原本是一片沼泽之地，条件恶劣，无人居住。柴湖地下水中的铁、锰及细菌总数严重超标，搬迁到这里的居民食道癌发病率极高。移民开垦的土地，经常被当地人霸占，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移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种种恶劣环境下，有多达7900多名移民回迁淅川，但他们却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成为游民，处境相当困难。

　　【第二次移民】2005年9月26日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大坝从162米加高至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0米， 淅川县增加淹没面积143.9平方公里，占库区总淹没面积302.5平方公里的47.6%，淹没涉及11个乡镇、185个行政村、1312个组，共有16.2万淅川人从2009年8月到2011年陆续搬离自己的家园。按照政府的安排，这次移民全部被安排在河南省内，移民的房屋由政府统一建设。

　　从这几次人口大迁徙中，我们可以看到起因是因为战争或政治经济的结果，所以说人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中国人是依恋故土的。

《汉书》里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然而，纵观两千余年的历史，几乎在各朝各代，中国人都有过规模相当大的迁徙。

　　对于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来说，迁徙的目的其实很简单：为了更好地生存。而从大的历史社会背景来看，人口大迁徙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为战乱、天灾所迫；二是因为政治原因及人口膨胀的压力，政府有组织的移民；三是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逐。

　　直把他乡作故乡

　　中国人口的迁徙，在近代以前，其大方向主要是由北至南。北人一次次南迁，造就了南方文化与经济的繁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客家人。

　　从秦汉到宋元，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动荡，都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西汉末年的战乱，让中原人口大量南迁至长江流域。到了东汉末年，军事征服与怀柔政策，使得西北的少数民族内迁，而北方中国人也继续南迁，中国的经济重心由此开始南移。

　　历史的车轮转到唐末，安史之乱引发的人口大迁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长江流域首次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人口分布的中心。而到了宋代，忽必烈1273年的大举南侵，更是将战火引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人被迫向更南的珠江流域寻找安居的乐土。

　　客家人的历史，就是北人南迁史的缩影。据考证，客家人的先民有过6次大规模的南迁，分别是在秦朝、魏晋南北朝、唐末、南宋、明末清初及太平天国时期。

　　南宋末年，客家人参加了抗元起义，失败后为逃避追捕，只得上山入林，形成了“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格局。而在19世纪中叶，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大批客家人逃往东南沿海一带，并进一步迁徙至东南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开始了四海为“客”的生活。

　　“客家”是汉族民系的称谓，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非种族的概念。顾名思义，“客家”是一群异乡客。客家人以“客家”或“来人”自称，以区别于本地人，同时表明了他们保存自己族群特性的心态。

　　与此同时，客家人还是开放的，能够入乡随俗。客家民系以汉人为主体，同时融合了一小部分畲族、瑶族等土著居民的血统。“久在异乡为异客”的客家人，在多年的漂泊生涯中，也逐渐有了自己的聚居地，如广东梅州、惠州，以及江西赣州、福建长汀等。

　　(福建龙岩永定地区的客家人将夯土技术与木构架建筑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建了被誉为“世界山区建筑奇葩”的土楼。)

　　重建的天府之国

　　政府有组织的移民，对中国人口的分布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天府之国”四川的复兴，便得益于此。

　　中国官方的强制性移民，在三国时便已出现。明朝初年，政府的强制性移民，曾使中国的人口分布更为均匀。而在历代政策性移民中，最有代表性，影响最深远的，是元末明初以及清代进行的长期移民运动：湖广填四川。

　　四川在唐代位居全国经济文化的最前列。宋朝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23%左右的巴蜀地区，其财赋收入与供应的军粮却占了全国的1/3，时人因此有“蜀亡则宋亡”之叹。然而，南宋末年与元明时期的战乱，让巴蜀人民遭遇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浩劫。据官方统计，1668年成都只剩下7万人，整个四川省则仅余60万人左右。

　　元末，红巾军中以湖北人为主体的明玉珍部率十多万军队入川，不少农民也随之入川，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序幕。到了明朝，政府也曾有意安排湖广移民入川。

　　真正的移民高潮出现于清代。鉴于四川的残破不堪，康熙皇帝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湘、鄂、赣、粤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次移民持续了100多年，100多万人涌入四川。在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外地移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而整个四川的移民人数则占总人口的70%左右。

　　大量移民入川，不仅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丰富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天府之国由此开始复兴，并在经济文化上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特点。

　　(四川的三绝——川剧、川酒、川菜，都是在清代融合了外省移民带来的文化技术后发展起来的。大范围的吸收与融合，使得四川的经济文化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新生。)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中国人口在清乾隆时期突破了3亿，随着人多地少这一矛盾的尖锐化，以及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的逼迫，大量人口开始向边远地区及海外迁移。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由此成为近代三股最大的移民浪潮。

　　关东指山海关以东的地区，也称关外。清军入关后，长期对东北实行封锁，严禁汉人进入，使得土地肥沃的东北人丁零落，甚至形成大量的无人区。

　　19世纪，黄河下游灾难频发，成千上万逃荒的农民为了生存，冒险进入东北，这成为“闯关东”的开始。1860年，沙俄侵入东北，清政府被迫开禁放垦以增强防卫，河北、山东等地的农民大量涌入东北垦荒。到1931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就已达1000多万。

　　走西口的主要是河北、陕西、山西人，而山西人所占的比例最高。清代以来，土地贫瘠加上天灾不断，使得成千上万的晋北贫民与商人背井离乡。他们或向西迁移，经杀虎口进入蒙古，或向东进发，过大同后经张家口进入蒙古。

　　走西口直接导致晋文化传播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文化变成了农耕并举的多元文化。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纷纷移居海外，东南亚因为易于到达而成为中国移民出国的首选之地。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人下南洋则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当时英荷殖民统治下的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推出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给移民免费土地、临时住所、交通工具，甚至免费的食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华南各省的老百姓，或拖家带口，或单身一人，满怀着希望与梦想来到南洋。

　　(位于山西朔州右玉县的杀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杀虎口不仅是通往蒙古，还是通往俄罗斯的重要商道。走出杀虎口，晋商们就迎来了一片新天地。)

　　“围”城

　　计划性移民在我国当代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计划性移民之后的农民进城，则掀起了中国未来的人口迁徙大潮。

　　1949年以后，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都带有强烈的计划烙印。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移民，对于边疆建设、资源开发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三峡工程引发的浩大移民工程，则将中国的计划性移民推向了一个高峰。

　　与“被移民”相比，尽管受到限制，但上世纪50至80年代，自发性移民依然活跃。据统计，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30年里，自发性省际移民总数就超过了1000万人，其中黑龙江因为荒地、森林、煤矿较多，劳动力相对缺乏，吸引了至少500万移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城市人口实行了严格的控制，不仅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入城镇，连中小城市的人口也不能自由迁入大城市。改革开放之后，人口管理政策的松动，使得中国城市人口从1.73亿起步，在短短30年内猛增到5.7亿人，其中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创造了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还在继续增加，估计平均每年进城的农民在1500万人左右。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无疑将是21世纪中国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