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旧址其他人把毛泽东的兵权夺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在这一情况下，他们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主席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正确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35年1月7日，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随即，召开了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主席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使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和形成的。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继续长征。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继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又突然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1]

作战时间：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

作战地区：贵州省和四川、云南省交界地区

参战部队：红一方面军；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8个师，湘军3个师，滇军3个旅，川军12个旅，桂军3个师，黔军3个师。

作战结果：共歼敌1.8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相关介绍：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右岸支流，为贵州、四川、云南三省界河。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在这次作战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指挥红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界地区，巧妙地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的弱点时，立即抓住有利战机，集中兵力，歼敌一部，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

四渡赤水第一渡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首长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拟定：中央红军各部进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后，分3路纵队由宜（宾）泸（州）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

1935年1月19日起，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前进。24日，先头部队红1军团击溃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并往赤水疾进。25日，红3军团抵达土城。26日，红1军团在黄陂洞、复兴场遭遇川军章安平旅、达凤岗旅阻击，红九军团在箭滩遭遇川军特遣支队徐国瑄部阻击，红军占领赤水计划受挫。27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土城。28日，红3、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以及从丙安回援的红1军团2师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但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28日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青杠坡，改变北上行军路线，避开强敌。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元厚、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第一渡。   

青杠坡战斗遗址

2月上旬，红军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寻机北渡长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4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红军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红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鉴于以上新情况，毛泽东等人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简，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敌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

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四渡赤水第二渡

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红军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红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次日中午，红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红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三渡、四渡赤水，突破天险，摆脱敌人

四渡赤水第三渡

太平渡纪念地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红军的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3月11日，红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四渡赤水第四渡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改驻打鼓新场（时属黔西县，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黔军）。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成立的）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县境就构思好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同朱德产生分歧。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土城渡口纪念碑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 “万急”电报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大长征》·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95页）。在座的首长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81页）。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电视剧《长征》中有这个场境），结果把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3月11日一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页）。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

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页）。1959年初努力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石仲泉·《从转折走向辉煌——苟坝会议研究文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页）。

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突围转移（“长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民区后朱德提出的）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领导红军打仗、求生存。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时，就构思成熟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两次被动转移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不放弃进攻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就是希望从长计议，实施把滇军调出来，进滇入川战略计划。

青杠坡战斗遗址3月13日，毛泽东命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由枫香坝奔袭驻遵义县第十二上区西安镇（今泮水镇西安村）、泮水镇黔军犹禹九旅周相魁团、宋华轩团，佯攻黔西县打鼓新场，是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引出来聚歼。彭雪枫指挥红十团、红十三团一举将黔军周相魁团、宋华轩团驱逐到打鼓新场，驻进遵义县第十二中区岩孔场（今金沙县岩孔镇），开展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政权。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倾巢而出，向打鼓新场开进；前锋行进到三元洞，发现主力红军没有去进攻打鼓新场，急返鲁班场修筑碉堡、工事固守。

3月14日，红三军团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率领红十团、红十三团奉命由岩孔场赶往鲁班场参加会攻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途经遵义县第十二上区（泮水区）洪关坝（今洪关苗族乡），遭溃驻小坝场（今洪关苗族乡小坝场村）的黔军伏击，牺牲30多名红军战士，当地农民将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树梁子山上。当时已9岁的老农马光昌述说：他亲眼看见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剥光了红军尸体上的衣帽，挑到马家沟河中冲洗。那个老头还送给他一顶帽子，帽子上有红布五角星，他戴着跑回家，遭到老父亲一顿臭骂：如果皂角树梁子山上埋的是土匪或黔军士兵的尸体，我宁可相信那些土匪或黔军官兵没有父、母、兄、弟等亲人，也不敢相信他们的亲人那么狠心！

茅台渡口纪念碑3月15月2时，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干部团各部由现驻地向鲁班场运动，对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形成扇形包围，拉开决战态势。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国民党军都吸引到黔北来，找个缝隙突出蒋介石设置的大包围圈套小包圈。双方激战至下午5时，毛泽东、朱德接报：距鲁班场西北60里，川军8个团向鲁班场开来；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向鲁班场开进，前锋已到遵义县第十二下区枫香坝、花苗田。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向仁怀县中枢镇（今仁怀市中心城区）、茅台镇转移。16日，朱德从坛厂经怀阳洞向中枢镇行进，前往茅台镇指挥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进川南。如果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所迫的被动转移。那么，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就是带有战略性的主动转移。

3月16日17日，中央红军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四川古蔺县。渡河前，毛泽东吩咐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工兵去二郎滩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时架设的浮桥是否存在。虽然时任中革军委工兵营营长王耀南的回忆有待考证（因为当时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击，后卫部队过河后是要毁桥的），但是却佐证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迷惑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3月20日～22日，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23日经习水二郎、仁怀三合、大坝、高大坪。

3月24日经小箐沟到喜头的石火炉、李村沟及鱼塘。

3月25日进驻闷头台（今仁怀市喜头镇）竹林湾。

3月26日经土地坎、天子庙（今喜头镇共和村）、火石坪、当晚进住洞口坪（今遵义县芝麻镇竹元村）

洞口坪毛主席住居遗址

3月27日经草皇坝到干溪、到干溪后，朱德命令红九军团，立即移狗（苟）坝西之马鬃岭（苟坝与纸房的界山）为暂时活动枢纽。从28日晨起分两部：一向长干山（今仁怀市长岗镇）、一向枫香坝（遵义县枫香镇）伪装主力活动。

3月28日，朱德再次命令红九军团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枫香坝至长干山至坛厂路上）摆露天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消灭之的模样，掩护主力秘密迅速南转移。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中央纵队秘密、迅速地钻过鸭溪至白腊坎不足15华里国民党军封锁线缝隙，转移去黔西县沙土镇后山乡。

3月30日从后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跳出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绝境”。

3月31日，毛泽东去到红二师，在路旁摊开地图，在图上画了一道从贵州省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第一次公开他把“滇军调出来”的战略构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之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这时候，蒋介石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红军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在赤水河流域进行的运动战战役。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帮助周恩来、朱德指挥和在苟坝会议进入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指挥核心后亲自指挥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过程是毛泽东构思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的基础；苟坝会议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为毛泽东实施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萧华将军《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广义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

四渡赤水战役，我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主席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

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又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情况，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又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其次，我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巧妙地隐蔽我军战略意图，有计划地调动敌人，造成了我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从而使整个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变化，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我军的战略计划。

最后，我军在运动战中，正确地处理"打"与"走"的关系。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初期，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消极避战，实行逃跑主义，只走不打，始终摆脱不掉敌人的围堵。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我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我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为摆脱敌人的重兵包围，中央红军与敌人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在物质条件极差，自然条件恶劣，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内部出现了消极悲观的情绪。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就对红军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理解，认为红军走“弓背路”，造成“部队疲劳”，“这样会拖垮部队”。红军内部士气不高、思想不统一、消极悲观的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危及革命的前途。

在四渡赤水战役过程中，红军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以统一全军思想，凝聚军心。遵义战役就是一部极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整个战役共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遵义大捷后，红军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大会，广大指战员看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巨大变化，激动地说：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昨天打败仗，今天打胜仗，这是路线正确！他们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红军指战员的士气，激发了全军将士的革命积极性，增强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彻底扫除了党内、军内的悲观主义论调。广大红军将士思想上统一，凝聚力增强，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红军不可战胜的战斗精神，是我军的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进一步培育过硬的战斗精神，这对于提高部队的打赢能力，履行新的使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出奇兵》

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

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

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的作战运动，在赤水河的两岸两回四次渡河，最后顺利突出敌军的重围挺近云南。

由于历史语境和“四渡赤水”这一名词本身具有的习惯表达的巧合，人们对毛泽东所说的“四渡赤水”产生了误解，以为“四渡赤水”就是当年红军指的四次渡过赤水河，没想到毛泽东指的是第四次渡赤水河，这就使得四渡赤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误区。

当年毛泽东不可能把四渡赤水作为一个完成的战役向陈毅介绍，也就是说当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把红军在长征中来回四渡赤水河都看成是自己的“得意之笔”。

事实上前三次渡赤水的过程，也并没有值得毛泽东所“得意”的地方。首渡赤水由于情报的错误，导致了土城之战的失利。为此毛泽东一再作检讨。一次是在失利之后不久，当时再红军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回忆：“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好像有点自责的神情，对集合坐在坪地上的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另一次实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内容和上述大同小异。对遵义会议后的出师不利，毛泽东岂会作为“得意”的理由。

二渡赤水是扎西会议的决定，目的是要建立黔北根据地。但在关键性的鲁班场之战中失利，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受挫，红军被迫三渡赤水另作打算。鲁班场之战毛泽东是前敌前司令部政委，自然也不会有可以“得意”之处。

四渡赤水(14)红军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于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处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开始真正掌握了最高军事指挥权，指挥红军第四次渡赤水奇袭贵阳，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直接面对最高对手斗智斗勇而实施的最大最成功的战略欺骗行动，体现了战场上最出色最精彩的智慧与计谋。